张鸣:官员可不可以谋富贵?

作者:张鸣发布日期:2015-08-05

「张鸣:官员可不可以谋富贵?」正文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导

 

官员不是不能谋富贵,关键是不能额外索取、搜刮民财

官员可不可以谋富贵?其实,这原本不是问题。自古以来,“千里做官只为财”,是老百姓眼里的常识。另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是百姓认可的平常道理,既然是“货与”,那么换回富贵,就是自然的。

中国古代,是自诩可以白衣致卿相的国度,白衣入仕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富贵。只有朱元璋这样的个别皇帝,才会把官员的俸禄限制在一个可怜的水平上,然后用剥皮揎草这样残忍的酷刑,威胁他们不贪不腐,老老实实为自己服务。结果呢,恰是明代官员的贪腐是最厉害的。皇帝不肯给,他们就利用自己的职务权力,为自己谋利。即使不刻意贪腐,仅仅靠征粮征税方面的陋规,就可以活得很舒服。明代官员在谋取不正当富贵方面,一点都不比别的朝代逊色。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制度上的“朱元璋陷阱”。

当然,即使是明代,也有像海瑞这样,以道德追求为己任,真的一介不取的官员。做县令时,为母亲过生日割二斤肉,都得掂量掂量。官做大了,布衣素食,抬着棺材给皇帝提意见,连棺材都是劣等的。但是,如果要官员都学海瑞,根本是不可能的。东林党人,可以跟魏忠贤叫板,死都不怕,但你要让他们学海瑞,过苦日子,他们却不肯。一直到明朝末年,一干慷慨激昂的复社好汉,照样在秦淮河浅斟低唱,传出那么多跟名妓的凄婉故事。我们都知道,没钱,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了的。

多少年来,尽管老百姓对于官员有抵触情绪,无官不贪、官官相护、官逼民反这样的说法,代代相传,但是,老百姓其实并不认为,官员就一定不能谋富贵。他们推崇和向往的清官,倒不一定非得过苦日子、粗茶淡饭,关键是要断案公平,不额外索取。戏剧形象里的包公就是个典型,出门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反而显得威风,这种威风,因为里面有公正廉明四个字,老百姓反而喜欢。

公务员是发不了大财的职业,只能谋“有节制的富贵”

现在我们宣传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干部也是人,有父母兄弟姐妹,有老婆孩子;人的七情六欲,他们都有;人的弱点,当然他们也有。马克思主义,也从不排斥个人利益,也没有要求为公共事业服务的人,个个都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但是我们在宣传上,却存在着某种偏向,总是强调干部不要个人利益。宣传中的典型,都是不顾家人,一介不取,衣衫褴褛,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的形象。管仲曾经对齐桓公讲过,一个不爱家人的人,是不可能爱君主的,当然,更不可能爱民众。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有的爱,都是由己及人的。己饥己溺,方知人饥人溺。

承认干部跟其他人一样,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有谋取富贵的权利,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儿。做官,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某种意义上的富贵。当然,如果还想求更大富贵,把自己变成超级富翁,就只能改行了。

公务员就是一种稳定、社会保障不错、但发不了大财的职业。所以,干这个职业,所谓的富贵,也是一种有节制的富贵。

但是,中国从来都有官场控制和配置资源的传统,在社会上,官员不仅地位最尊,而且权力最大。这样的状况,到今天也没有根本改变。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的理想,在现今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梦。因此,承认官员有谋取富贵的权利,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就等于说他们可以利用职务和手中的权力来谋取富贵。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个钢丝,既承认官员可以谋富贵,同时,又不能让他们利用职权干这个。为此,我们的制度设计,必须让官员能凭借收入和待遇,过上中等偏上的生活。

官员不是苦行僧,要使官员有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

人们依然一边想要限制官员的薪水,一边无奈地面对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谋利。把官员的工资水平降得越低,官员为自己谋利的动机就越强大。实在不行了,就把希望寄托在自上而下的反腐风暴上。显然,这样的风暴,治标可以,收一时之效也没问题,但若要长治久安,显然还是得想别的办法。如果总是刮风暴,只能越折腾效果越差,边际效益逐次降低。

首先,提高官员道德水准,进行这方面的道德教育、政治教育都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典型的塑造推向极致。只能在承认官员正当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一种温和的适度教育,建构一种理性的道德环境。

其次,必须保证官员能有社会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有相应的荣誉和地位。因此,高薪养廉,特别的社会保障养廉,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个保证,一味强调官员的道德,不仅不实际,而且还会导致道德上的虚假和作伪。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对官员要有一种铁律,高压线,就是任何人不得利用职务和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利,自己不行,如果家人利用官员的地位声望谋利,也视同官员自己贪腐。一旦触碰高压线,哪怕只是几元钱的交易,从此将之逐出官员行列,移交司法。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即使建立起这样的铁律,如何才能令其真正起效,铁面无私,对所有官员一视同仁。其实,整个世界对这样的难题,没有别的办法,药方就是两个:一个是权力制衡,一个是开放监督。如果我们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做到让官员跟权力有一定的间隔(比如让他们没有干预市场的权力),那么我们至少要让官员在行驶权力的时候,有机构审核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放在一个阳光下的开放空间,让他们没有机会贪腐。

多少年来,我们的祖先就设想过能不能通过修行,实现存天理灭人欲之境,但是,多少年都没有戏。承认官员有人欲,有追求富贵的欲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官场道德的虚假,面上说的,跟实际做的,完全是两回事。对官员行为的约束,事实证明,从来就不可能通过断欲或者禁欲来实现。官员不是苦行僧,他们都是世俗世界里的人,之所以从事这个职业,除了一点公共服务的理想,肯定都有个人的种种盘算。制定干部政策,制定制度的人,不能总是装着看不见。

必须承认,现在官员的声望在坠落,他们的信誉也在坠落。但是,挽回局面的方法,不是把他们都变成苦行僧,教育成海瑞,让他们和家人连起码的安居乐业都实现不了。简而言之,承认官员有谋取富贵的权利,同时加以限制,不让权力变现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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