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有其逻辑吗？

很难把1793年政府的行为仅仅归咎于于外部环境或者革命话语的发展。奥古斯丹・柯香（Augustin Cochin）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逻辑必然导致德性的平等统治，通过告密、虚假审判和嫉妒的制度化等强行确立德性的支配。这位社会学家以此解释了一个渐进排斥的系统：纯粹的部分不断清理掉不纯粹的，使温和派激进化，使他们在道德上成为恐怖派。启蒙运动是他们野蛮行为的源头。这种对极权民主的惯常描述遭到了帕特里斯・依格奈的质疑。他认为，资产阶级领袖的政治地位以及同人民运动的关系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导致1791年后他们多次望风溃逃。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资产阶级和民众团结到大革命周围成了恐怖派的愿望。恐怖统治的始作俑者不是不同寻常的人物，而是一些普通的法学家。恐怖统治试图把启蒙遗产中同时体现个人和集体主义的各种诉求整合起来，因为那个处在政治学徒期的阶级无法很好地掌握这些诉求。法国的资产阶级既有其特殊主义，也有普世主义，让他们体会到自己骨子里的自由主义的只是在那个暂时背叛过自由主义的恐怖统治时期之后。目标的宏大和手段的匮乏之间的鸿沟导致了这样的经历，他们从中领悟到古人的自由同现世界完全无关。

我们无法忽视当时席卷法国的巨大危机。法国人绝不是空谈理论的机器，他们关心的问题更加现实。就像约翰・塔尔蒙（John Talmon）所说的，雅各宾派创造的意识形态暴力完全是“即兴发挥”。我们有必要研究其摸索过程，因为无论是对“贵族阴谋”的理解还是应对之道，无套裤汉和山岳派都没有达成共识。

恐怖派是什么人，计划是什么，如何实施的？

无套裤汉更希望直接行使人民主权而非采用代议制，一些重要的恐怖派就来自该群体。各区的活跃分子反对以人民立法提案权、公投、召回代表和携带武器权等要求反对代议制。他们的请愿和示威只是为了把他们的愿望强加给他们的委托人，而主张由人民掌握审判和惩罚权完全是出于现实需要。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领袖不可信，必须用起义消灭叛徒。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欺骗，明白教育的必要性。他们的反教会主张源于这样的观点，即教士们数百年来一直在灌输服从贵族和富人的思想。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行使权利的意愿让他们开始反抗压迫。他们对大革命的理解首先是道德上的。不过他们的平等主义首先反映了小业主们的要求。他们希望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并且过上体面的日子。这种理想为强行征缴粮食运往城市、向富人征收革命税等行为开了绿灯，而组织公共援助体系、减少不公平、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则成了追求的目标。不过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经过持久的抗争。

有这种理想的不仅仅是体力工人。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眼中的一份典型的里昂无套裤汉宣言其实是由文人、法律工作者、前教士或前行政官员起草的。虽然无套裤汉主要是手工业者（就像在图卢兹那样），但他们同小业主的关系极为密切。和四分之三的地方雅各宾派领袖一样，这些业主大多生活无忧。蒙布里松（Montbrison）的恐怖派属于中产阶级，领导他们的是该群体中最富有的成员。1792年之后，雅各宾派承担的税负仍然要超过其他群体，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这个比例更高了。巴黎等地的无套裤汉大多是城市工人，有三分之二的革命委员会是由他们组成的，不过从社会关系上看，他们的运动包含了多种成分，甚至经常是资产阶级的。其识字率要高于法国人口的平均水平。在各自的街区和行业，这个异质化的群体属于精英阶层。在巴黎，继续有1791年的积极公民加入该群体。外省的情况类似，那里的平民成员比例更高，但指挥权完全掌握在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的手中。这其中，共和二年的恐怖派早在数年前便已是活跃的政客。

这个少数派群体的分布非常不均，平均每10个市镇有大约1个他们的俱乐部。在东南部、平原地区和沿海地区，俱乐部的数量要比在山区和笃信宗教的地区多得多。即使在大城市，每个俱乐部的成员也很少超过100人。1793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巴黎人没有为新宪法投票。1726月，只有9000人投票批准（同时有6000人反对）革命者昂立奥（Henriot）出任国民卫队司令。温和派被消灭后，参加各区活动的人更少了，很少超过10%。

活跃分子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动员其他人。就像在圣安托万区那样，起义由一小群老成的手工业者指挥，他们在财富上已跨入中产阶级行列，早就在首都站稳了脚跟，而且与所在街区的其他工人关系密切。平等主义理念使其本能地仇恨“大人物”，反对任何人拥有“过度的”财富，并严厉谴责投机者。社会期望决定了其在政治上缺乏远见。他们的权力来自左邻右舍的同行组成的等级系统，所以仅限于所在地区，无法像雅克・鲁那样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除了市政府，巴黎的无套裤汉们没有任何协调机构，并且总是受制于国民公会的权威。

我们要感谢理查德・柯布（Richard Cobb）及其学生对阿尔贝・索布尔的观点做出了上述有用的修正，他们坚持认为民众运动的少数派特征，其道德态度有时会危害大革命。资产阶级领袖反对全盘实施无套裤汉的方案，但在一个处于战火中的农业国家，他们必须向现实低头。柯布认为，“中产阶级”恐怖派的特点是幽默感差，由于对现实极度无知，在政治上又非常容易轻信。无套裤汉把告密变成公民的头号美德，为了确保国家复兴，他们将镇压行动神圣化了。这些爱国者渴望统一而且大多排外，为身为法国人感到极度自豪。他们总是天真地等待着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的被奴役人民也参与到大革命中来。梦想的破灭让许多人灰心丧气。这些崇拜小业主的手工业者把自己的革命理念看作一种非常“民族主义式”的热情。他们的慷慨气度是在斗争和危机背景下诞生的，如果没有了那种压力就无法维持下去。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暂时的极端激进主义不可避免地流于平淡。

1970年，柯布在研究大革命期间民众的抗议时再次使用了上述图景。抗议为奉行正统精神和宗教裁判所手段的恐怖派带来了胜利，不过它首先表达了在入侵的威胁以及更加迫在眉睫的“家中没有面包”的困境面前，一小群纯粹出于意外而登上权力巅峰的人诉诸暴力的绝望。这些人制定的战略和法规完全为生计问题和由之引发的“对明天的恐惧”所左右。对食品短缺由来已久的担忧、连年不断且愈发严重的灾害、内战、因百万人被动员而突然产生的需求――这些因素的叠加造就了共和二年的政局。同时，去基督教化运动加深了城乡间的鸿沟，它把征缴粮食和军需工作变成了对农村世界的直接攻击。由于农村世界墨守成规且没有无套裤汉的推动，穷困的农村人们把恐怖统治看成是城市里的妄想。那些严刑峻法仿佛只是为了配合物资配给，唯一的目标是满足每日的粮食供应。生计问题完全左右了人们的心理，让旧制度下的各种恐惧和解决方法重新浮出水面。

这就是雅各宾派激进分子活动的背景。就像玛丽-泰雷兹・拉伽斯基耶（Marie Thérèse Lagasquié）在分析图卢兹的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人关心那些“真正一无所有的社会阶层”，虽然后者为生计所做的斗争帮助这些人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图卢兹有记录的293名“嗜血者”（buveurs de sang）中有55人来自大资产阶级，其中21人是批发商。虽然还有133人是手工业者，但都不是穷人。领导这些南方恐怖派的是显贵，他们关心的是利用大革命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在这座过去高等法院所在的城市，各派活跃分子都把清算旧账当作了首要任务，导致80多人被处死（在图卢兹或巴黎）和800多人被捕。马丁・莱恩斯（Martyn Lyons）试图找到一条能把这场镇压行动和它的执行者们联系起来的线索。他的结论是，屠杀体现了某些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他们往往是外来者，准备在新的城市大干一场。政治动荡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处境，使其有能力一雪在旧制度下遭受的羞辱。在地方层面上，里尔（Lille）的军卒、凡尔赛的仆役、波尔多的商人等曾经被排斥的群体或个人成了恐怖统治的拥护者。

这些活跃分子的想法和行动不同于无产者，而是与新旧大小资产阶级一致。在里昂，面临破产的丝织业小老板们曾经热切盼望革命政府夺回城市的控制权。他们不正是联邦主义者起义的主要受害者吗？这些人被新制度欺骗了，代表们对其自主诉求不屑一顾，将之视作被殖民者，并拒绝实行他们提出的没收富人财产和救济穷人的方案。里昂的雅各宾派中手工业者的比例特别高，他们试图在革命政府中谋得一席之地。但政府一直无法拿出重振丝织业的计划，一位里昂工人运动的领袖反而在恐怖统治期间被处决。镇压行动在让无套裤汉受益的同时也对其造成了伤害，他们长期失业，不得不从事拆除危旧房屋和看守嫌疑分子居所这样的工作。参与恐怖统治的行动为其带来的只有恶名。他们是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没有在大革命的起起伏伏中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

不合拍同样体现在当局实施的经济政策上，它与满足活跃分子的要求相去甚远，并受制于农业社会的现实。虽然限价只是临时举措，形势还是迫使国民公会走上了经济管制的道路。这项法令会使各省反目，并招致作为国之根本的农村地区不满，所以实施效果一度并不理想。内战的爆发也没有带来什么转机。直到7月26日，当局终于采取措施对付投机者。不过新设立的“惩治囤积专员”（commissaires aux accaparements）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各地不得不先于政府自行应对危机，比如1792年8月起，图卢兹就成立了“供给局”以满足最困难人群的需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尔多，联邦主义者和山岳派先后使用了征缴和管制手段。1793年9月，当局实施全面限价，该法令终结了供应难题，受到包括马赛在内的焦头烂额的各市镇当局热烈欢迎。

该法令体现了自诩深谙平等与共和理念的民众心底对市场逻辑的敌意。除了城市消费者，最贫穷的农民同样仇视富农。由此产生的经济联邦主义理念的威胁并不亚于政治联邦主义。巴黎大街小巷上的示威人群迫使政府走上经济管制的道路。6月25日，鲁在国民公会上要求严惩囤积者的讲话把示威活动推向了高潮。粮食供应困难和通胀问题在首都引发了骚乱。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并不喜欢鲁，却无法对他提出的问题视而不见。由于预计收成不佳，当局不得不分发配给券。各区和俱乐部的活跃分子纷纷要求控制价格和征缴粮食。这些要求是对从1790年以来局势的具体回应。在恐惧和压力下，国民公会屈服了。事实上，人民运动代表们的首要诉求不是限价而是打击投机者，真正推动经济国有化的是战争的需要。这年夏天，持续不断的战事失利引发了新一波的激进化浪潮，矛头指向的是吉伦特派、联邦主义者、旺代军和保王党。不过立法议会并没有答应所有制裁右派代表、贵族、教士和富人的要求，而是按照无套裤汉喜欢的方式发起了一场总动员。8月16日，巴黎各区接受了以彻底消灭敌人为名的总动员，救国委员会又改用同样气势昂扬但更富军事色彩的“人民战争”来称呼它。14日，卡尔诺（Carnot）出任军事行动的负责人，并于23日被选为总指挥。总动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权威，也迫使其建立限价机制。事实上，外派代表一直在抱怨农民对限价和征缴不够配合，导致物资供应困难。在高通胀的背景下恢复自由市场将严重影响城市和军队的供应，对大革命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为了避免破产和赢得战争，人民更希望加强控制，这同时也是无套裤汉的要求。上述形势让国民公会在 9月29日做出了全面限价的决定。除了为39种必需品确定最高价格，限价令同时对工资做了限制，但后者直到十个月后才开始在巴黎实行。

与其说这些降低生活成本的举措是迫于底层压力，不如说是出于战事需要。在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背后是一盘散沙的经济和行政手段的匮乏。由于多种权力各行其是，冲突变得不可避免。10月22日创立的“生活物资委员会”（la Commission des subsistances）起到了协调各方行动和平息冲突的作用。它拥有500多名办事人员，负责调查实际产量并鼓励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