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一、6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简要回顾

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中国人就开始了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零星介绍和接触。1949年10月1日，社会主义新中国宣告成立，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60年来，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艰辛历程，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有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①

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60年来的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这个时期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初步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形成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为榜样，与此相适应，学习和宣传苏联经验特别是苏联模式的优越性，论述和评析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内容、必要性、重要性和巨大作用，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和建设、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贡献，讴歌中苏友好，介绍和颂扬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和友谊，成为理论工作的重点。理论研究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研究，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等权威书籍的影响较大，联共（布）党史是研究的重点，很多成果是对列宁、斯大林有关论述的诠释。在高校和党校教学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课程。

第二个阶段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到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有一定进展且相对独立探索但又有倾向性的时期。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提出了“三和两全”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正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同时，也与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特别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共中央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而写的九篇评论中，就苏联模式、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平共处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苏共的观点。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央很重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高校和党校开设了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课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60年，中央编译局组建了国际共运史资料室，负责收集和编译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史料和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史料。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辑出版了从《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到《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共13本一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两册和贝拉・库恩编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珍妮・德格拉斯编的《共产国际文件》第一、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和《巴黎公社史料辑》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著作也得以出版。

但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带有不少的片面性。例如，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批判。从60年代初起，为了配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选编的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资料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和扩大化倾向，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国际共运各有关专题的资料不少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不恰当地为“左”倾错误提供依据。

第三个阶段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至1978年，这个阶段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出现停顿、倒退甚至被扭曲的时期。

受极“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实际上已陷于运用有关知识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或为极“左”政策辩护，研究中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把暴力革命学说绝对化，神化领袖人物，妖魔化一些历史人物。研究中，大兴“影射史学”和“比附史学”，甚至不加具体分析地予以扣帽式的批判。

第四个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这是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使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和大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研究机构、研究力量迅速壮大，研究成果丰富，学术活动频繁，而且在研究中逐步克服了“左”的流毒，正本清源。

首先，研究力量得到充实。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各高等院校和党校都设有专门的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或者研究所。中央编译局于1979年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重点研究第一、第二、第三国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史研究室。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全国总工会恢复了国际工运研究室的活动。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也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其次，学术活动增多。全国及各地的国际共运史学会纷纷成立。1982年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1983年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1984年又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之下成立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些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这些学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此外，其他各种专题性的学术活动、培训研究班也不断举行。

第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全国各地出版的国际共运史、国际工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教材达上百种，例如，高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高放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材、张汉青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材在高校中广泛被使用。还有多种通俗读物以及一批工具书。例如，高放的《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阶段还出版了大量国际共运史方面的资料，如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料选编》五卷本，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发起组织、多家单位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计划出版60卷。中央编译局等单位还翻译出版了拉法格、卢森堡、葛兰西、布哈林、普列汉诺夫、拉萨尔、巴枯宁等国际共运活动家的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千篇之多。

第四，国际共运专业刊物增多。例如，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主办的丛刊《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国际共运教研参考》，中联部于1981年创办的《共运资料选译》月刊，山东大学1984年6月创办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山东省聊城师院1985年创办的《共产国际研究资料》，上海华东师大苏东所主办的《今日苏联东欧》，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主办的《苏联东欧问题》和《苏联东欧译丛》，中央党校创办的《科学社会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等。

第五，学科建设快速推进。不少高校把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设立为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或者公共课，高校中马列、科社、党史、政教、苏东等系所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几十家单位招收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山东大学设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系招收本科生。

第五个阶段是1989年至今，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历史时期。

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这一客观形势为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和教训、跟踪国外社会主义发展、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

中央有关部门曾调集本学科的一批专家学者组成专门的班子对苏东局势进行跟踪研究，向中央提供咨询材料和对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建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并创办了两份内部刊物《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世界社会主义动态》。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聊城大学等设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所（中心或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国际共运研究部。

各地还多次举办座谈会、报告会和学术研讨会，集中力量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探讨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世界意义。近些年来，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原苏联东欧共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研究，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跟踪研究，全球化、信息化、科技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拉美左翼力量研究，国外共产党研究，布哈林、托洛茨基、伯恩施坦、考茨基、卢森堡等重要人物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有水平的专著和文集以及大量的学术论文，还编译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中央编译局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的专题片。

近年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经组织力量编写《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教材。

当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也对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90年代以来，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不少研究和教学单位中一些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机构或撤销或合并或改名，不少人员改行从事国际政治、政治学、行政管理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本科生不再开设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课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生专业和国际共运史研究生专业合而为一，各省的国际共运史学会也纷纷更改名称，且学术活动大大减少。

二、世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研究概况

（一）世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一切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革命形势。恩格斯晚年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进程和策略有不少新的认识。

2.关于历史时代的判断

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一直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时代的性质没有展开争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围绕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问题”的思想，对和平与战争的内涵与外延、现实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理解进行了研讨。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说、和平与发展时代说、大小时代结合说（仍然处于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当然，大时代阶段性主题变了，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小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即和平与发展的小时代）、两制并存时代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说、“冷战后时代说”、大调整时代说、全球化时代说、信息化时代说。多数学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已经并仍将作为世界发展的主流长期发挥作用。

3.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和基本制度上是绝对的对立关系，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共处，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因为当代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个别人持“趋同论”。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相近的结构成分日益增多和强化，各自的弱点将不断克服并相互影响，使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工业社会。

4.关于社会主义模式

总的来说，以前我国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在所有制形式上，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和取舍的根本标准，突破了单纯依据公有化程度的“制度”标准，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完成了从“对立论”到“有益补充论”再到“共同发展论”的飞跃，从而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赞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论述，并展开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在现阶段的体现只是初步的、很不充分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主体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日益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质的积累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和扬弃。

5.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