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建林：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反思――思维方式突破与研究内容回归

摘要：中国政治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知识生产方式与生产能力上存在较大问题，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此外，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文件和政策的宣传与事后论证。缺乏学术自主性是影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致命伤，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研究内容上，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其理论导向功能。

关键词：政治学研究  学术自主  思维方式  政治学话语

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远。政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如果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到20世纪，政治学已发展成为涵盖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价值、国家权力结构与制度变迁、政策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各个研究领域的独立而完整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体系。而从政治学与现实的关系来看，政治学也是社会科学的显学，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权力、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变化最深该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政治问题向来就是社会成员关注与议论的焦点，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撰写通常是以王朝更替和制度变迁为主线，人类历史往往围绕政治史而展开，这些都表明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但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政治学界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上，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主导和西方政治学理论引介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主导作用并未反映出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有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与观念固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特征削弱了作为科学的学理性功能，“追循与向往逐渐遮蔽了认识与分析”，这使它“很难承担起相应的学术责任”。①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与反思、分析与建构的理性力量而获得其生命力，并赢得其学科地位的。

中国学者对中国民主与法治，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政治行为与政府过程等领域研究的主要思想资源来源于西方，目前只处于引介与吸收的学习阶段，还谈不上对外参与理论对话与理论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

政治学是一门最具有现实感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存在的价值在于超前于现实、并引导现实，通过对现实的分析与透视、反思与批判而发现问题，并从道义与智力上指引并激励现实的政治变革。但政治学界的这种激励变革之声微弱无力，中国政治学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论成果而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众多官员与公众。相反，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传与注解，正在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政策的事后论证与说明。事实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政治与行政改革，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都是因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开明而由政府主动开启的，而不是在政治学者的充分理论准备和广泛的思想影响下而推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性格使它并没有向中国社会注入推动改革的思想活力。除了少数有学术含量和实践意义的作品外，就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生产能力存在很大的问题，对于国家制度与政治体系的研究过于空洞化，而缺乏深度挖掘和整体性把握；对于微观的实证研究又显得就事论事，支离破碎，而无法以小见大，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一种不良的倾向：机械地查找与引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而勉强地说明中国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写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分析，实则既没有抓住深厚的理论本意也缺乏真实的现实关怀，而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表面充满专业术语和各种定义，读来空洞无物，无味地消耗了学术研究队伍的大量时间与精力。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以上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

其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广而研究队伍小。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基本政治问题，因国家政权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它还得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②但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政治学不过是一个小学科，研究队伍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而在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中，还存在不少中国特有的“大政治学”研究人员，受过专业政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并不太多，这样一种复杂的研究队伍难免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学理性。

其二、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学的现实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间。就其性质来说，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紧张，现实政治力图将政治学纳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为自身合法论论证的工具，而政治学存在的全部理由却在于反思并变革政治现实。两者的紧张很正常，这种紧张正是为政治学的存在提供了意义，但问题是，当民主程度不高而现实政治能力强大的情况下，政治学必将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实践导向功能。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老一代学者因文革的记忆而谨慎有加，而年青学者为了求生在政府课题学术之下主动接受学术规划做些对策研究。政府的强力规划和市场所激发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学者再难支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的纯正学术研究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科学都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而政治学尤甚，因为往往存在放开政治学研究会不会影响政治稳定的担忧和顾虑。

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走出尴尬的处境，而尽快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形成独立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缺乏学术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最致命的问题。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开放与交流中积累与训练，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在研究内容上，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政治改革的理论导向功能。

一、在思维方式上，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论

最近，中国政治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呼声：政治学理论研究谨防西化，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语语体系。其理由主要有：

1、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中国崛起速度加快，中国央企在海外的业务不断扩展，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层面广泛承认”，以至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是今天全球范围并不多见的有效政府，它拥有强力的宏观规划、决策和国家执行能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为世人所关注”。而中国政治学对如此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③由此，我们需要“概括好中国政府、中国道路……，确立中国的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标准”，“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④

2、“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治的学门。中国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思想大国、政治文化强国”。⑤

3、“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⑥

4、“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也在“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应该是多样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以上论证无非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展强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临挑战，政治学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不能切中中国问题，我们理应基于自己的现实建构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以上论证似是而非，关于第1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力增强并受到世界关注甚至引起他国的担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经济实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理论实力的强大，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理论实力，正如一个善于经营、长于实践的富有者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理论家或思想家一样。政治学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已有知识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独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识生产的能力并参与人类知识创造的个人或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际界线和地域界线，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学习。

关于第2点，谁都会承认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和政治文化强国。但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强大。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中统治方式与统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这种传统的政治实践成就并不等于现代的宪政民主的政治文明。

关于第3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良风气：简单套用或堆积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新名词和新说法以便使发表的文字显得有点学术含量，但这种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被引用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是没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价值的，正如没能正确使用武器不能说明武器本身的无用一样。

第4点指出了一个普通的事实：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问题。这也很正常，凡是现实的都是有缺陷的，政治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甚至废除代议民主形式，也不意味着非西方国家更民主。西方政治理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进的地方，并不构成我们远离西方政治理论，以免被西化的理由。西方政治学的这种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和方法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也是值得我们吸收的。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迷茫于西化与本土化之间，面临两难处境：学习人家又怕丢失自己，远离人家又有无力自强之忧，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常常使我们呼吁本土化。其实，在政治学理论（也包括其它理论）研究上发生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议，它源于对理论与知识的深深误解。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对独一无二的个别政治现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知识，只是一种信息。单称判断并不能构成知识，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对于其它任何国家的解释毫无作用。是否还存在着一种政治行为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官员或机构的行为分析，而与其它任何政治行为者无关？政治科学之所以可称之为科学，要么是对同类政治现象的归纳与概括，要么对是同类政治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因此，无论是西方的政治研究者还是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要使自己提出的政治理论成为科学或知识，不可能局限于单一政府或单一国家，科学与知识是没有国家和地区界线的，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都是如此。不存在美国物理学和德国物理学之分，物理学就是人类既有物理学知识的总和，政治科学也是如此，那种认为竞争会促使成本降低的观点，人治不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观点是没有国界的，正如欧博文所说：政治学者“不要把自己与某个单一的国家联系起来，而是要与那些能够在这个国家得到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从对不同国家中的同类问题的研究中探求普遍性的东西。每个地区都应该有该地区的专门的政治研究者的观点与“那种在天文学系对每一个星球都应该有专门的研究者的观点一样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