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工业、市场与现代国家

内容提要：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工业与市场合力构成的经济力量。西方在解释现代国家兴起的动力机制时，形成了经济决定论、伦理动力论和综合动力论三种流派。相对而言，从综观的角度解释工业、市场与国家兴起的复杂关联，要胜于其他两种进路的解释可靠性。就此切入，才能理解古代农牧帝国何以会普遍转向现代工商国家。只有在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与宪政国家的关联机制中，人们才能充分了解现代国家据以成型的复合动力机制。凡是那些处在现代建国情景中的国度，试图只是在其中一个方面下足功夫，尤其只是在市场贸易上下功夫，或只在国家权力使用上下功夫，便指望建成现代国家的，就只能落于畸形国家的结局。

关 键 词：工业  市场  现代国家  动力机制

如果说古代三种国家形态，要么基于古希腊那样的族群国家化，要么基于古罗马那样的族群广泛扩张或中世纪那种宗教力量整合的话，现代国家建构最大的动力，不再来自于军事―政治征服，以及宗教对世界社会的整合，而来自于日显重要的经济力量。正是由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社会的建构方式。工业革命与市场机制的扣合，发挥了驱动现代建国的强大动力。这样的变化，促成了国家结构上的两种重大变化：一是促使古代的农牧国家演进到现代工商国家，二是促使农牧帝国的专制政体演进到现代国家的立宪民主政体。在国家间的竞争中，一国是否能够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与立宪国家贯通起来。凡是有效连接三者的国家，就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凡是无力将三者对接起来的国家，便成为畸形的现代国家。

一、工业与市场携手重塑国家

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经济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对国家建构而言，政治、军事或宗教驱动力，不再发挥它们在古代时段曾经发挥过的那种强大能量。在现代建国的过程中，经济因素究竟是如何发挥其建国动力作用的呢?对此，理论上的论证固然重要，但切近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来归纳相应的理论结论，似乎更为可取。

不妨以三个国家的现代建国为例，审视经济因素对现代建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一般同意，对现代建国发挥出明显的经济促动效用的是市场，尤其是现代贸易至关重要。站在现代国家发生、发展的起点上看，这是可以得到支持的看法。首先从荷兰的事例上可以得到印证。现代国家的崛起，初期与掠夺土地、扩张版图相联系。因此，致力打通全球地理关隘、掠夺广袤土地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夺人先声，开启了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但从总体上讲，两国的制度创新乏善可陈。因此，后于两国崛起的荷兰，开始以制度创新领先欧洲大陆的发展步伐。荷兰人以现代自由贸易政策打开了广泛的市场空间，在国家迈开的现代步伐上，明显领先于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这一方面当然与荷兰缺乏自然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高度匮乏，会促使一个进取的民族在经济上想方设法地创新，从而催生一套更具效率的经济组织。“贸易和商业的增长，是整个近代早期荷兰经济主要的原动力。欧洲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16世纪的增长，对地处中央的尼德兰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市场，或交换部门，把农业和工业联结起来，并最终同消费者连接起来。在这一时期，交换部门对生产力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在荷兰的历史上，交换部门曾经是最为重要的部门，并且是政府能够从中直接获取大笔税金的部门。除了危机时期，政府采取各种鼓励措施，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刺激商业的发展。于是，在地处中央的低地国家，便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欧洲人口的增长刺激了创新，而创新则降低了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了经济组织的效率。但在这一时期所采用的商业创新却也非属新鲜，其中绝大多数早已由意大利人发展了。但只是在这些创新被较大规模地运用时方可产生效率。日益扩大的市场，以及相对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的政治气候，才能为利用这些创新来盈利创造条件。创新直接降低了使用市场的费用，新的商业组织为小商人利用盈利的机会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建立了资本的市场，这些便是这个时期荷兰经济史的特征。”①荷兰人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做出了贡献，让市场贸易、交易费用、贸易政策、资本市场、组织效率等有利于刺激市场活跃、发展的因素贯通起来，从而以经济制度的创新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知道从市场中获取更高税入的政府，与一个积极从自由贸易中获取丰厚利润的经济组织，将荷兰推向了当时欧洲最富庶国家的位置。但荷兰的发展仍然是局部意义上的现代进展。因为自由贸易的兴起与兴盛，仅仅让政府调整了有助于从市场获利的贸易政策，调整的目的仅只是获取更多的税收回报。而政府自身的结构性优化，并没有提上日程。荷兰之被英国取而代之，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与荷兰借助贸易与经济力量驱动国家现代转变不同，另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建崭新的国家体制，将国家推向现代境地。在这类国家中，由国家权力疾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权力目标。但与荷兰极端重视自由贸易、金融改革这类市场经济举措不同，前者更重视的是国家权力与工业经济的直接贯通，明确拒绝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这类国家认定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公有制国家绝对不能采用这种与私有制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形式。因此，极权政治与工业化进程直接勾连起来，成为经济现代化的一种独特模式。这些国家的典型，当属苏联。

苏联建国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苏联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其诞生，是首先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然后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革命理念之付诸政治行动的结果。因此，苏联一旦建立，就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将农业经济迅速转型为工业经济，以便为新生的国家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将专制主义的沙皇政治转型为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全新的国家权力机制。这两个转型混生为一个问题：为缺乏经济基础支持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提供雄厚的经济土壤。因此这注定了苏联工业经济建设的政治急促性。在苏联建立的初期，列宁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认为需要“国家资本主义”来为新政权聚集物质资源。但党内左派认定，必须以大规模的国有化措施保证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事实证明，两者皆不可行。列宁不得不以“新经济政策”缓冲苏联面对的巨大经济压力。于是，新生的苏联便在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的拉锯战中，开始了它的现代经济建构进程。当苏联一开始执行它特有的五年计划之时，列宁确立的市场与计划经济结合的混合经济，彻底被计划经济所取代。以国家权力推行的强硬计划经济的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重新浮出台面。逐渐取得国家支配性权力的斯大林，开始借助国家暴力，狂热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学者们“明确赞成让政治领导集团拥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而无须有任何引导或约束。事实正是这样的。经济学受到窒息，计划人员也如此。政治领导集团完全控制了经济过程，而且把严厉的批评、‘调节手段’，‘平衡国民经济’这一复杂工作、经济发展的数学模式，关于投资分配和效率的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模式、对经营管理的研讨、对科学地组织劳动力的研究以及其他许多努力都撇在一边”。②以国家权力强行推进工业化进程，将工业化视为军事化工程，是苏联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转型的突出特征。这样的做法，令一些落后国家艳羡不已。但却使苏联经济发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后来的崩溃，与忽略工业发展的经济特点，强行以国家权力推进工业化的做派所引起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直至今天，俄罗斯还在极权主义体制与社会新需求之间艰难拉锯，前途未可预期。③由此可以看出，当年苏联以国家权力不计一切代价推进工业化转变的严重后果。

与荷兰仅仅限定在市场需要调整国家政策的进路相比较，苏联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将国家权力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国家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重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当国家权力意志直接体现为国家领袖的个人意志时，政治领袖的个人愿望，就注定了苏联以国家权力且不计代价强推工业经济发展的长期命运：国家权力负载不了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诸种条件，也承担不起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当国家权力亟欲在工业化中榨取最大利益，以便在世界面前呈现强大国家的支配能力时，一切矛盾便会聚集性地爆发出来。内外交困，势所必然。结果，超越国家权力承载能力的超前工业化，终于压垮了整个国家。这绝对是强制推行工业化的斯大林始料不及的灾难。由此可见，工业经济绝对不是权力经济。

英国的现代发展，不同于荷兰，也不同于苏联。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与荷兰的不同在于，英国并不试图借助政策调整，让国人趋之若鹜地谋求赚快钱，而是在国家权力、市场机制、工业化进程与社会变迁之间巧妙平衡，让国家尽可能迈进在稳健的现代轨道上。与苏联的不同在于，英国从来没有单纯依靠国家暴力，强制推行工业化转变，而是依靠社会力量、技术创新、市场需求进行国家诸要素的总体调适，从而将整个国家推向结构现代化状态。尤其是英国在谋求现代工业与传统商业机制的有效对接上，施展了技巧高超的对接手段，让农业贸易时代的商业机制，成功与工业化时代的商贸需求吻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现代工商业的迅速崛起。在整个古代社会，商业是人们谋求自己产出不了的生活必需品的手段，市场因之而兴。但在现代早期，出现了商业革命，古今商业的结构性特点，得以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那些时日，普通人的需要不是由他自己便是由他的邻人来供应，而在今日，这些需要则由一个世界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来供应。”④这是由葡、西、荷等国在现代早期做出的巨大贡献，一个由其开拓出来的世界范围的市场空间，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和贸易。英国是世界市场的后来者，但它却实现了后发先至的发展目标。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迅速席卷整个生产领域，促使现代商业与工业体系广泛结合起来，让英国足以领先全球，成为一个现代工商国家。

英国得以掀起工业革命的浪潮，与其长期发达的手工业有关。手工业奠立的分工传统，让生产工具高度专门化，这一方面让基于手工工具的生产能够快速过渡到机器生产，另一方面也让基于分工合作关系的手工工场工人迅速适应大机器生产。加之英国发达的海外贸易，对殖民地的掠夺，既保证了英国大工厂的原料来源，又保证了产出的巨量商品销售所需要的广大市场。复加英国的农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对工业化与国际贸易的极大推动，英国上演了一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大国崛起的精彩戏剧。⑤可见，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或者说市场机制，抑或是孤立的工业革命，就足以掀动现代国家兴起的经济大幕。同样，也不是单纯的市场获利、甚至是市场投机，抑或仰仗国家权力的主观意志，就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现代转变。

做出这样的判断，不仅与现代兴起阶段借重的工业、市场和国家自身的诸因素交叠作用机制相关，而且与一个断定时代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整体状态有关。人们习惯于使用“现代早期”(the early modern)这个概念来界定作别传统社会结构、甫入现代状态的特定时段。这个阶段，从世界史整体进程的视角看，时限上大致在16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先进国家像英国那样，大致完成了现代转变，成为较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但从国别史的角度看，“现代早期”这个概念可能就具有很不相同的时空指认意义。首先，从时间序位上看，由于后发国家多半是在发达国家呈现规范现代国家样态之后，进一步显现出国家强盛实力的情况下，才被迫启动其现代转变进程的。因此，后发国家的“现代早期”在时间上会晚出不少。据此而言，为数不少的后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