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小革：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遭遇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的20世纪70年代。它代表了资产阶级与企业上层管理者特别是金融领域上层管理者的意志和愿望，这个阶级及其代理人力图借助这个学说及其政策措施恢复和扩张自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资产阶级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战略从其本身想达到的目标来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自新自由主义实施以来，少数资产者的收入和财富有了巨幅提高，他们在全球的霸权支配地位也一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正是这个战略导致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至于人们把此次经济危机称为“新自由主义危机”，它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深层矛盾和不可持续问题。本文试图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做出探讨。

一、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复杂现象，它是由一系列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汇聚到一起产生的结果，很难准确地描述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的。实际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经济学界就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明显表达。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围绕美元危机进行的有关浮动汇率的讨论中，以及在拉美国家有关经济政策的研究中，都有新自由主义的较早显露。但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正式兴起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和英国，几年以后又传到了欧洲大陆以及世界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中，凯恩斯主义遭遇了在西方各国普遍失灵、出现经济滞涨的困境，当时美联储决定为阻止通货膨胀极力提高利率，则被看作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典型标志。

不论从世界各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总趋向，都是由资产阶级及为他们服务的管理高层为争取更高收入的新目标决定的。收入更多集中于特权阶层少数人，是新自由主义所建立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性结果。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可以看作一种新的权力格局，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新的阶级力量格局。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则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后，广大的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受到打压，利润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低水平得到提升，或至少结束了它们的下降趋势。贸易和资本的放开使得巨额投资在世界上具有有利条件的地区取得了高回报，美国大资本家以及可以得到资本收益的集团大获其利。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要与劳动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竞争，自由贸易增加了工人的压力。巨额的资本收益还来自家庭和政府不断增多的负债。极度精巧和膨胀的金融机构在2000年以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点，使金融部门和富裕家庭财源滚滚而来。最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这些收入都是来源于虚假利润和对各种有价证券的过高估价。

除了社会各阶级的相对利益以外，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霸权地位也是需要考虑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年中，由于苏联解体和欧洲作为政治实体的弱化，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是尽人皆知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挽救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衰弱，至少相对于欧洲和日本来说是如此。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美国就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说，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在生产和金融部门的研发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美元仍是公认的国际货币。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以全球化闻名的新自由主义从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传遍了整个世界，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都引起过严重的经济危机。

正像在帝国主义的任何阶段一样，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强势国家使用的主要工具，除了直接经济掠夺以外，还有在弱势国家制造腐败、政局动荡和内外战争。在政治上，要扶植当地的亲帝国主义政府，并且要谋求当代强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妥协合作，以及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的配合。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强势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压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和海外投资从别国榨取剩余价值，进行更多的资源购买和更多的直接国外投资。发展中国家愿意出售它们的自然资源和渴望接受国外投资，并不改变它们被强势资本主义国家欺压的性质，正像在一个特定国家内部，当工人们愿意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时，他们的劳动仍是利润的最终来源一样。

新自由主义兴起的霸权现象，是指各国内部资产阶级加强了在阶级之间等级关系上的强势地位，又是指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加强了它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强势地位。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作用下，资产阶级上层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作为上层利益集团的代表，取得了对社会的支配权。同样，在国际上，美国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代表，强化了在世界上的支配权。资产阶级上层不同利益集团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形成这种支配权的时候，既有合作又有争夺，但规则总是由霸权力量贯彻的。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实体和金融领域兴起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资产阶级上层在各国内部的支配地位和资本主义强势国家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这两个因素是互相交织和共同起作用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则再次预示了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必将终结的历史轨迹。

二、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演变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产物，这就需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演变。自20世纪初到现在，资本主义在公司治理、金融结构和管理方式方面都出现了变革，这标志着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制度框架出现了变化，新自由主义正是适应这些变化才产生的。下面，我们将主要参考美国的情况，对产生新自由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演变做出分析。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企业的规模随着技术和组织的复杂化而不断扩大，交通和通信的发展也为企业在国内外扩张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同时，货币和金融机制随着银行、信贷和证券业的巨大发展也经历了整体转型。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给美国经济造成很大打击的严重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更大经济危机之前原来也被称为“大萧条”，它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新的制度框架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为了应对日益加大的竞争压力，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了很多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尔组织。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过度竞争造成的，增加了人们寻求避免致命竞争方法的动力。于是，1890年美国通过了《谢尔曼法案》，该法禁止独立经济实体之间达成松散协议来分享市场或利润，这是美国第一部有关竞争的联邦立法，这部立法限制了企业之间的松散协议，却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和大企业的成长。

与此相联系，20世纪初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都出现了重大变革，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在公司规模、金融控制和管理崛起等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使得现代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有了与19世纪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公司规模变革是指公司通过合并在规模上有了巨大增长。在1890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先在新泽西后来通过《谢尔曼法案》的实施又在其他许多州都制定了新的公司法，推动美国在1900年前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并购潮。金融控制变革则是由银行系统急剧扩张引发的，当大银行在复杂关系背景下资助新的并购企业的时候，实际上包含着对它们的支配和控制。这两方面的变革又促成了管理崛起方面的变革，在下层职员的支持下，高层管理人员在组织管理方面所起的作用达到了一个以“泰勒制”闻名的新高度，这是走向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重要一步。尽管管理崛起变革发生于20世纪初，但它所导致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和与此相关的管理活动的专业性，仍是影响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

上述三种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使得资产阶级的生成不再特别依赖于一个单独企业，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由占有股票支撑的，这是马克思所称的“货币资本家”，如借贷者、股东等大量增加的结果。公司规模变革和金融控制变革后，出现了金融机构支配的大公司，导致上层资产阶级的权力高度依赖金融机构的新型生产关系。资本家阶级权力在金融部门的集中和生产资料的证券形式重要性的加强，使得资本家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浓厚的金融色彩。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已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它包含阶级和制度的方面。

这样的金融仅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在发生三大变革之前，“实业资本家”(企业家)之外的纯粹货币资本家和金融部门是存在的，往往很清闲，对经济没有多大的支配作用。但在20世纪初新的制度格局下，各个巨大的家族资本控制的大量股票和债券是潜在存在于多样化的各个产业之中的，金融部门在资助资本积累和所有权职能的行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识这种现象对于分析新自由主义至关重要。当然，这种社会秩序下的资产阶级权力离不开管理崛起变革，特别是金融机构管理的重要性大为增加了。

可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不同于只有资本家和生产工人的更复杂的变化。除了传统的中产阶级，如小农、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以外，经理和职员的队伍有了大幅增加。结果，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生产工人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同质的中间阶级，各个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了。在工薪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等级制和两极分化，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形成了管理者和职员的二元结构，管理者居于支配地位，职员处于从属地位。这样，工薪阶层中少数加入到上层资本家阶级，相当大部分的职员加入生产工人形成大众工人阶级(包括服务业的各种职员)，而他们之间主要由中间阶层经理构成的中产阶级变小了。

上述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和大众工人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是同质的。在资本家阶级内部有少数上层和其余部分之分，有大量股票的拥有者，有中小企业业主，也有真正的小资产者。中产阶级内部有着职业等级的不同，大众工人阶级的生产工人和服务业职员都是低收入者，但社会地位仍有不少区别。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的几十年中，少数资产阶级上层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而管理者阶层基本上是依附于少数资产阶级上层的，他们与大众工人阶级在权力和收入上的差距是不断增大的。

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时间，发生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强势崛起和资本主义相对衰败的政治经济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影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化是大企业管理层的自主权得到扩大，同时国家的政府干预得到加强，发生了可以被理解为包含在广义管理变革中的凯恩斯变革，在这种变革中，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政策调节。另一个变化是大众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有所增加，工人有了更多的集体谈判权和参与管理权，政府普遍实施充分就业政策、福利国家制度，在健康、教育和养老方面为大众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些帮助。第三个方面的变化是资产阶级上层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利益受到了较大限制。一是金融部门的目标被确定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规定的服务于少数资本家的共同利益；二是管理层的行为更多地以积累为导向，而不是以股东的资本收益为导向，股票市场不是很活跃；三是较高工资导致利润的减少。

这些变化体现在阶级结构中的演变就是，管理层和大众工人阶级之间出现了较多妥协，虽然这些妥协还远不足以排除管理层和资本家阶级的更大妥协，但已经使新自由主义理论规定的资本家阶级应该享有的权利受到了削弱。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通过管理层，与大众工人阶级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妥协。这种妥协的突出表现是，很多国家实施了国有化、国家计划、充分就业政策和金融部门服务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它们增加了管理层的自主权，而使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一定限制。在国际上，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在资本主义各国都有发生，但在美国发生的变化不如在欧洲和日本大。由于国有部门和私人部门并存，这时候的资本主义经济常被称为混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