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家政-国政”原理

任军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或孔子曰：‘子奚不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政，奚其政？――《・政第二》

家政学先于政治学而产生，因为家政学的功用先于政治学，家庭是城邦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家政学》，1343a15

家庭也许是人类社会最为古老的组织形式。作为两性自然结合形成的建制形态，家庭承载着个体生命的繁衍，代际之间的继替以及人伦秩序的建构。家庭也是个体与邦国之间的桥梁。中国古人讲“诚、正、修、齐、治、平”、“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可见，夫妇、父子与君臣、修身齐家与治国安邦、家务与政务、家政与国政之间有着内在的同构性。如果说诚心、正意、修身意在个体心灵世界的操修，而治国、平天下则致力于生活世界的建构，那么，齐家便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实现合理过渡的关键。为此，古代著作家发现，家政管理者、奴隶主、君主的技艺并无不同；[1]管理个人的事情与管理公众的事情只是在大小方面有差别，在其他方面彼此是很相似的，都要求管理者知道如何用人。[2]亚里士多德虽然这一主张颇有异议，但仍然将家庭作为他的城邦（政治）学理论的起点：由家庭到村坊，再到城邦，这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从一个孤立的、不能自足的个人到能够完全自足的城邦，人类在本性上趋向于城邦生活，即作为政治的动物。正是基于这一自然演化趋向，我们

在家庭中也可以看到与政体相似的形式。父子关系具有君主制的形式，因为父亲都关心儿子……君主制的理想是家长式治理，……（若）使用儿子如同奴隶，（父子关系堕落为主奴关系，君主制也就堕落为僭主制）。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似乎是贵族式的，……（若）妻子作为继承人来治家，这种治理……基于财富和权力，便成为寡头制。兄弟间的关系类似于资产制。……一个没有主人的家（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或者一个主人非常软弱、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的家，则最象民主制。[3]

从发生程序上，家庭先于城邦，家政学的功用先于政治学的功用，家政学先于政治学而产生。家庭由两大要素构成：即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物的要素即财产，而人的要素首先是丈夫和妻子，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妻子。[4]城邦虽然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正如人的身体优先于四肢，能够实现自足且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也优先于作为一个部分且无法实现自足的家庭和个人。[5]家庭与城邦既类似，又有别，家庭有别于城邦，家政学也有别于城邦（政治）学，政治学涉及众多的统治者，家政学只涉及唯一的管理者。但二者的功用却相类：政治学的功用既在于首先建立一个城邦，同时又在于管理好所建立的城邦，而家政学的功用也必定是既要组织一个家庭，又要妥善处理家庭中的事务。

如果说在古代人那里，家政与国政之间的这种同构性是感同身受的日常实践，而且往往表现为一整套显见的建制安排。而对现代人来说，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平面化和功能的单一化，家庭本来所承载的许多重要功能（如福利、安全、教育等）逐步被社会和国家剥离出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当此之时，“家庭对社会依然重要，但是它作为政治基石的必要性开始动摇。作为家庭性父亲的父亲，其政治性的地位已告消失。”[6]本文的任务正在于考察这种地位在晚近丧失的根由，并试图通过展现一种往昔曾有的不同的观念和经验世界，为我们省察自己当下的处境提供一种可能。

1.家政：夫妇、父子、主奴

与动物界雌雄之间的结合不同，作为受过教化和较为理性的动物，人类中的男女结合不仅意在生存和传宗接代，而且意在幸福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家庭与城邦有着相似的目的。正如城邦社会不同群体都有着各自的功能定位，男女之间的结合也是以他们之间的差别为前提的，正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使得双方的结合成为必要而且可能，差别使他们能够相互补充，这也成为家庭得以维系的关键。在古代人看来，男人和女人各自具有的能力不适合同一种工作，同工同酬、“妇女能顶半边天”，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男女适合相反种类的工作，尽管相反种类的工作趋于同一目的。自然造化出一种性别比较强健，另一性别较为孱弱，后者由于柔弱的本性而比较适合于保卫工作；一方从户外获取生活资料，一方在家内照料家务。在劳作方面，一方能够静坐室内，但无力于户外劳动，另一尽管不太适合静坐室内，但却具备健壮的体魄以参加户外活动。至于生男育女，两性承担相同的生育责任，但各自分享不同的抚养义务，一方哺育子女，另一方教育子女。[7]

家庭先于城邦，且更为必需。繁衍后代是动物的普遍特性，人类也不例外。但其它动物的异性共同体只是为了繁衍后代，人的此种共同体则不只为生育，也为提高满足生活的需要。男子与妇女在活动上有明显的不同，男子的作用与妇女总是有别，所以他们需要相互帮助，把自己的独特作用投入到共同的生活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男女友爱似乎既有用又有快乐。如果男女双方都是公道的人，这种友爱还是德性的，因为男人和妇女各有其德性，德性也可以是相互吸引的原因。孩子也是维系的纽带，没有孩子这种共同体就容易解体。因为孩子是双方共同体的善，共同的东西把人结合到一起。丈夫与妻子当如何相处，似乎与他们当如何公正地生活是同一个问题。[8]

男人与其妻子通过婚姻形式实现纯洁的结合，即一种高尚的和谐，以灵魂和智慧正确地结合起来的彼此和谐，为此，在卢梭看来，“婚姻不仅是夫妇之间的一项契约，也是同大自然订立的一项契约。”[9]夫妻志同道合，以一种谦让、仁和的方式正确地治理家庭：首先夫妻之间必须尽力关怀双方的父母；其次，必须把子女、朋友、财产和整个家庭当作共同的事情来关怀，相互比赛，看谁为共同的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表现得更高尚、更公正。对男人来说，对待妻子一定要公正，不可将妻子视为远离娘家的乞讨者，不可寻花问柳。妻子也不应强求丈夫，拿他与其周围的“成功男人”攀比。也不应当对他无端猜疑，要知道，女人管束男人的最有效手段是她们自身特有的柔情，而不是撒泼吵闹。一个好的女人应该在家中主持家政，遇事保持节制，追求高尚而有条理的生活。一个贤淑的妇女必须认识到，丈夫那由神确立的品格通过婚姻和命运与她联结起来，为她的生活建立了规范，如果她能够耐心地、谦恭地承受这些品格，治理家庭将会很容易，否则的话将非常困难。为此，她不仅能够在丈夫身处顺境和荣耀时与他携手，而且在他身陷逆境时与他共患难。对丈夫来说，在私人和公共事务中，必须对所有的神和神所赋予生命的人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对他们保持应有的尊敬，自己也会得到应有的东西，使自己公正，受人尊重；而对妻子来说，没有比和自己丈夫的值得尊敬的、忠诚的共同生活更重要、更切身的东西了。[10]为此，卢梭写道，

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家庭里的母亲更感动人和更值得受人尊敬呢？她们总是被儿女包围着，领导着女仆的工作，保证丈夫过幸福的生活和把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正是在这里在她身上表现出正派妇女的全部价值；在这里她真正赢得人们的尊敬，而美色也理所当然地分享到奖给美德的荣誉。一个家庭要是没有主妇，就像躯体失掉灵魂，很快就会瓦解；妇女在家庭以外就失掉自己的光彩，而一旦丢掉自己的真正的装饰品，她就会显出一副寡廉鲜耻的形象。[11]

优良的家庭的关键要有优良的妻子，优良的家庭造就良风美俗，而良风美俗则是优良城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指出，

每一个家庭是城邦的一个部分，而夫妇和父子的组合则为家庭的各个部分。各个部分的善德必须同整体的善德相符。所以我们应该先研究整个城邦的治理，然后考虑儿童和妇女的教练――我们如果懂得必须有优良的妇孺，才会造成优良的城邦，就会认识到这样的研究程序是必要的。妇孺的善良与否的确有关城邦的优劣：妇女占居全邦人口的半数；而儿童则不久就要成长为公民。[12]

优良的妇女从何而来？答曰：正确的教育。在色诺芬《经济论》中，苏格拉底与“高尚人士”伊斯霍玛霍斯有这样一段谈话：苏格拉底问伊斯霍玛霍斯，“……是你自己把你的妻子训练成为这样能干的人呢，还是当你把她从她娘家接来的时候，她就已经懂得管理家务呢？”伊斯霍玛霍斯说他妻子嫁过来时还不到十五岁，只懂得将毛布制成斗篷、给女仆们分派纺绩、控制自己的食欲。在教给妻子的头一课上，伊斯霍玛霍斯对妻子说，她的父母之所以选择他做女婿，因为在他们看来，伊斯霍玛霍斯对于自己的女儿来说是“最好的合作者”、“最合适的人”。而为了保证新组建起来的家庭的幸福，两人都将各自所拥有的一切放到婚后共同的财产里，而不计较谁拿出来的更多，对家庭来说，“谁能证明自己是更好的合作者，谁的贡献就更重要。”聪明睿智的神之所以把男女两性配合在一起，是要“使他们结成完美的合作关系，互相帮助”，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建造住所以避风雨，这些都需要夫妻之间精诚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乃基于男人和女人性情上的差异：神使男人的身心更能耐寒耐热，能够忍受旅途和远征的跋涉，因此他们的性情适宜于室外工作，如耕耘、播种、栽植、放牧；而神使女人的身体在这方面的忍耐力较差，因此她们的性情适宜于室内工作，如哺育婴儿、准备饭菜、缝制衣服。男人和女人在资质方面的差异是神力作用的结果，这种差异也成为他们彼此合作的基础，“神知道他已经给女人创造了养育婴儿的任务，并使他们担负这一任务，所以他分给女人的对于初生婴儿的爱要比男人更多些。由于他还使女人担负照管粮食衣物的任务，知道对于这种任务来说，胆子小一些是不无好处的，所以他就分给女人比男人更多的畏惧心理；他知道从事室外工作的男人必须保卫自己的工作不受坏人的侵害，他还分给他们更多的勇气。”神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制造差别的同时，也不加分别地给予了他们某些共同的东西：“他不偏不倚地给予他们同样的记忆力和注意力，……无所轩轾地给予男女以应有的自我克制的能力，并给予那做得较好的一方――无论是男人或女人――以获得更多的由此而来的好处的权力。正因为男人和女人的资质不同，他们就更需要彼此帮助，夫妻的一方对于另一方就更为有用，因为这一个在这方面能干些，那一个在这一方面就差些。”[13]

任何共同体都需要有权威，家庭要维持，父权是关键，父权类似于于城邦里的君权：“男女在家庭间地位虽属平等，可是类似于民众对那轮流担任的执政的崇敬，丈夫就终身受到妻子的尊重。另一方面，父权对于子女就类似王权对于臣民的性质，父亲和他的子女之间不仅由于慈孝而有尊卑，也因年龄的长幼而分高下，于是他在家庭中不期而成为严君了。”父子关系中的慈孝尊卑与君臣之间的恩义等级是彼此符合的。[14]有关父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