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3.0――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

【编者按】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普适性的全球运动和全球价值。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时代与不同的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不同的内容样式。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则是与近世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60多年的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并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融合。
但是，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越来越深入，市场经济逐步消解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而贫富分化、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的现实，也让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在现实中，社会主义面对着极其尖锐的挑战，各种各样“去社会主义”的思潮相互激荡，已成为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强大潜流。
为此，从理论上说清楚社会主义，便成为当代思想界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2014年初，修远基金会设立“社会主义3.0”课题组，试图从历史、现实及未来三个维度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时代1.0版本社会主义、邓小平时代2.0版本社会主义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对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时代未来的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索。
本报告即是该项研究的初步成果。为飨读者，本刊予以发表。期待它能够成为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开端。
一、为什么要谈社会主义
在今天，“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似乎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分裂的表征，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相互攻讦。这些争论往往只停留在观念的层面，用破碎的历史片段和教条的理论话语编织出各自的“社会主义”想象，却忽视了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工业化以来的一场漫长的社会运动。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化危机的另一条道路选择，它以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对更为平等的追求、在伦理与文化层面上对于共同体理想的探索为特征 ，既催生了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在西欧也以“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的方式产生过深远影响。但是，随着上个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与生产方式都需要进行系统反思和自我革新;如今，福利国家又重重危机，表明在当下复杂的物质生产形态的变革下，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理念也需要进行新的解释和修正，需要探索激活其内在的政治能动性的实践方略。
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球运动式微的时候，只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以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的自我转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否还有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存在着种种疑惑。面对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回避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入概念的论争，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攻击，而是要将社会主义看做是进入工业化以来，面对物质生产模式的全新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人们为了追求更为公平、更为正义的生活的持续努力。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的未来形态，要将“社会主义”置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之中，置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背景中，分析平等的理想与现实生产过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态;我们也要将其置于中国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加以考察，理解作为一种外来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内在传统之间的复杂融合过程，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更进一步，我们更需要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物质生产形态变革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中，探索全球化和新型工业化图景带来的社会组织模式、生产要素聚集类型和劳动结构的变化特征，并以此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
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面对当前巨变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资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性，思考中国未来前进的道路。
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尝试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描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1.0版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概括为社会主义2.0版本。在分析当前新的政治经济变革的背景下，我们试图指出，未来的中国需要发展出一种在继承和扬弃社会主义1.0版本和2.0版本基础之上的3.0版本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1.0版本
1.社会主义与救亡意识的历史碰撞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在19世纪末期，各大非西方古老文明，都普遍面临来自西方的全面冲击，对于这些文明中的精英阶层而言，这带来了一种文明被彻底碾压和毁灭的焦虑和挫败感。由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军事力量，不仅彻底击溃了传统农业帝国维持秩序所需的脆弱的军事骨骼，也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国家丧失了俯视“诸夷”的文化优越感。被坚船利炮打出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逼迫着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做出回应。当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以工业化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张时，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被塑造出来。这种世界秩序的变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旧不再可能。
面对工业化武装起来的西方，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思考如何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以之自保乃至自强。就在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苦苦探索工业化道路的同时，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也逐步从自由贸易时代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严酷逻辑日益凸显，欧洲各国内部的劳资阶级冲突日益激化，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这些情形深深地震撼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阶级。一战的爆发，更是使得很多学人开始深刻反思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对于中国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实现国家的现代转化以及富强目标;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分化产生“天然的”警惕情绪。比如严复、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一方面，他们因为“开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受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悠久潜流――“大同理想”的影响。
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内在缺陷，看到了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短期之内的迅速成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赶超西方”的现实可能。社会主义的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其内含的平等理想，相对于已经使得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在深入了解之后而产生失望的自由主义观念，显得更为贴近中国的古典理想。在此时，社会主义一方面包含崇高的共同体价值理想，一方面也已经经历过工业化的“洗礼”――无论是西欧式的“福利政策”型社会主义还是苏联式的专政国家型社会主义，都可以与现代生产方式相容，并且有效地提高工业化的效率和水准，因此，也更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同。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在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幻灭之后，反而热烈地讨论起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特别是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史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进化论叙事开始被有意识地导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过程之中，这种由历史观革命为代表的观念革命，成为现实政治革命的前提。
赶超西方的任务最终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手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带来列宁先锋队型政党的先进组织模式，也带来了在落后国家推进工业化的现实样板和具体方法。由此，由救亡意识催化的工业化诉求和社会主义国家化方案，在中国发生了深刻的融合。
2.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探索
早在1930年代末期，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将中国的革命和工业化的双重任务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趋势进行融合的探索工作。在1939年完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当时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产党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对于“未来”的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发展成熟了，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在斯大林等人发展的历史五阶段论的基础上，加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最终建构起现代中国的史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又分成新的和旧的两个阶段，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史观被运用到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估上，并以其作为标准制定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如果超前了就是左倾，滞后了就是右倾。
在这一史观的指引下，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两个任务：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是实现社会主义平等。而这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承担起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工业化发展任务，并为工业化指明了一个更具有平等意识的历史远景，整体上超越救亡意识的视界。建国之后的工业化模式，遵循着洋务运动以来后发国家重工业优先的逻辑路径。在 1953年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重工业优先作为一种“先强后富”的道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然而，其成本也是极其高昂的，尤其是在涉及工业化的投资积累问题时：如果无法从外部获得投资来源，也无法从外部掠夺资源，重工业的投资往往需要从国内的农村进行汲取。对于建国初期而言，要实现工业化，只能将分掉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通过公社化加大对农业剩余的集中管理和分配。在农业税之外，还进行统购统销――这是一种隐蔽的将农业剩余向工业、向城市输送的渠道。工业化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意味着巨大的现代教育投资――普及中小学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等，实现受教育者的数量级别从数十万、数百万向数千万增长。因此，在急迫的工业化要求下，中国很快结束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通过“一化三改”，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政治经济学原则的社会主义1.0版本逐步确立起来。与苏联模式相类似，这是一种工业化初期的高效积累体制。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平等目标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由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必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企业管理阶层。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之中，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不断膨胀，生产资料再次集中于管理者手中而不是劳动者手中，国家出现了重新官僚化的倾向。在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认识到，只要发展生产，就会不断催生出体制内的管理者阶层，而这些管理者会在承担政府和企业事务的同时，不断生长自身的私利，并会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力和职能瓦解公有制。也就是说，官僚阶层利用自身管理经济的职能，将工业化的积累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承担，而自身则享受起工业化的红利。
面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一度希望以“抓革命、促生产”，探索出一种“由人民直接管理生产过程”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实现工业化与平等的“相反相成”。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方向，还需要在文化和政治领导权层面进行调整和探索――这集中表现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为此，他推动了一系列行动：在政治层面，加强对干部队伍指导和监督;此外，如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发展经济要“两条腿走路”，不能单靠国家主导模式，还应该发动群众，对冲技术专家贯彻中央计划指令经济模式的弊端。1960年“鞍钢宪法”的出现，就是一个代表案例。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工业化进程的社会主义调整，希望以平等的理念纠正工业化带来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