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多质态社会行政价值散论

行政价值是价值及其观念在行政领域的具体体现。价值对于行政来说既不无涉，也并不中立，而具有其多元性、时态性、领域性、地域性、层次性以及包容性等特质。行政价值是自在的、自为的而不是独立的，有其行政价值生态。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狭义的社会价值，亦即总体社会价值或社会总体价值构成行政价值生态。其中，政治价值是行政价值的直接生态:一方面，总体社会价值决定着政治价值，进而决定着行政价值；行政价值又能动地反作用(正向或逆向)于政治价值和社会总体价值;另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价值、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能动地反作用(正向或逆向)于社会存在、社会价值。当今中国，处于主流和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着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今中国版。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形态---"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前提，对我国多质态社会及其行政价值的诸层面特质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立论的理论前提

从理论具有反哺实践、实际的功能视角看，研究我国的行政价值问题应当理论先行。我国行政价值研究的理论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种核心价值，是一种统领性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但又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正如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指出的: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他又说，"我们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还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古往今来，这个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就可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两种历史类型。前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同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的。这就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也只是其思想理论体系的空想，不否认其具有科学真理的因素，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其理论体系的科学，不否认其某些具体的思想理论观点也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发展。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空想社会主义绝不会因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而退出历史舞台，它还会以新的形式顽强地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伴而行，而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丢失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还有可能重新陷入空想。后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一定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它有的或有时候是一种介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往往不是非科学 即空想的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一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 当然，从我们最初的主观愿望或价值取向上看，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曾揭示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过，对于我国来说，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理想的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未来情景，因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来说，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远"不够格"(列宁、邓小平语) 。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面旗帜，又是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一条道路。其中，作为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上同时镶嵌着马列主义旗帜、毛泽东思想旗帜;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和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它们都是发展着的; 作为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中首要的或第一的基本原则，虽说这些基本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但相比较而言，首要或第一基本原则是"皮"，其他基本原则则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历史类型。1982 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他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是完整的一段话，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相结合;强调走自己的道路; 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比较完整准确地描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概念的语境或"生态"。起初，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理解为应包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此外，还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着民族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等等的内涵。 三十年来，随着可持续地宣传、教育与广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在其过程中，有几点变化值得指出:其一，把邓小平的完整的这段话简缩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简(减)缩为"中国特色"或"特色理论"。对这一现象，我们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分析，敏锐地指出这种简缩现象潜藏着某种"去社会主义化"的倾向，值得警惕; 其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为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组成部分组成，这从一定的意义上"割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列主义特别是同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关系与联系，虽然我们也注意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等类似的表达法，但毕竟在意境上有所不同。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创始至今已经三十年，但是人们对之的认识、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如在国外，英国的一家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曾经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顾问也说，中国搞资本主义比俄国聪明，说是搞"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说搞资本主义。在国内，也有人认为"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伦不类、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阴不阳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要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要么是空想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红色社会主义、要么是黑色社会主义、要么是白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红色社会主义。认为"特色社会主义"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思想理论基础。针对这些认识与评价，我们应当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深入社会实践与实际，不断提高理论辨析力，不断增强社会实践与实际的解释力。在理论与实践、实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为了避免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误解甚至有意歪曲，一方面，在理论或价值层面上，我们主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发展为或回归到"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加上"科学"二字，一则有利于突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性的价值引领，二则有利于突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相适应。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在实践、实际或事实层面上，我们主张对我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方位进行再认识，有利于我们对行政价值的研究建立在我国现实的社会基础之上。

二、多质态的社会基础

鉴于行政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我们认为行政价值决定于政治价值进而决定于总体社会价值或社会总体价值，归根结底决定于现实的社会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总体价值、政治价值和行政价值。对我国现实存在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方位进行再认识，对于研究我国的行政价值是非常必要的。我国当今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方位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同，同样的社会存在往往会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社会意识及其认知。为了尽可能缩小认知差距，增进共识，我们以为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其一，走出非"左"即右、姓资姓社、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困境，做到超越"左"右、亦此亦彼。关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分歧，在认识论上属于不同思维视角的分歧。自从文明社会产生以来，任何一种社会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或同质性的社会，而只能是复杂的或异质性的社会，由此我们曾提出"社会纯净度"问题。 我国的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亦即美国行政学家费雷德・W・里格斯所说的过渡社会或棱柱型社会就更是如此。既然如此，目前我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就不可能是二者必居其一，而只能是亦此亦彼的"复合主义"、"综合主义"、"混合主义"社会。但是，究竟以何种"主义"为价值导向，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含糊不得，这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对此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坚持各种主义和谐共处的前提是必须以社会主义价值为核心、为导向。其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远"与"近"的辩证关系。那种认为中国实际上搞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除了要么反对资本主义要么反对社会主义以外，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离我们比较"近"，社会主义距离我们还比较遥"远"。照此逻辑，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或回归到"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距离我们就更加遥"远"了。其实，这不只是一个空间距离、道路的远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国家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对此，列宁曾经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用攀登高山的比方，来形容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坚守与执着。他指出，假如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沿着这条路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接地再次向前走，向上爬，登上山顶。 列宁的这一比方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过去，我们搞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远度"，可是，如果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走下去，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在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达到山顶的道路(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与其说是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倒退到解放前"(其实，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可复辟，现实中国是被逼上梁山的，没有回头路可走)，倒不如说是中国在"转身往下走"，真正脚踏自己的国情大地(就如同安泰和自己的母亲大地的关系一样)，走自己的路。对于这一路径，我们曾经定性为:是一种告别政治浪漫主义的"政治发展战略退却" 我国改革开放的这一"绕行"的退却路线，足以证明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战略)目标的选择初衷---矢志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