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英美极化政治中的民主与民粹

2016年6月，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结果是脱离欧盟。

毫无疑问，在欧盟已经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的时刻，这一公投结果会对其一体化的进程构成不小的打击。它传递出一个很清晰的信息：英国人――起码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想再继续维持以前那种对外开放和合作，他们认为欧盟这种国际共同体带来的负面效果超过正面价值，全球化的贸易也不一定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他们想变得更“独立”。就此而言，这可能是自近代以来一直以自由国际贸易为基本国策的英国的最重要转向。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美国总统选举爆出大冷门，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获胜，成为正式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的胜利就是美国版本的政治右翼化和民粹化，即便在接下来的竞选中他输给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他的影响也不会马上消失。

如何理解西方世界的这种变化？经常被人们认为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方民主，为什么也不能阻止这种右翼化的趋势？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并以此为契机分析现代民主政治的若干重要特征和机理。

议程的设定

客观地说，英国脱欧并非一时兴起之举。在历史上，相对于欧洲大陆来说，英国长期扮演“离岸手”的角色，尽力使欧陆内部的各个权力之间保持有利于自己的平衡。二战后，欧洲开始踏上内部整合之路，一般来说人们将其看作经历无休止的战争后欧洲各国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拒绝，但欧洲的外部边界仍然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共同的外部威胁在欧洲整合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英国属于广义上欧洲的理所当然的成员，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成立之后，英国也是较早加入的国家之一（1973年）。但很多英国人一开始就对这个超国家组织有所怀疑，以至于加入仅两年后，英国执政的工党就为此问题陷入难以解决的内部分歧。工党政府支持留欧，但很多代表下层民众的工党成员极力反对。当时的保守党则支持留欧。

1975年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宣布就留欧还是脱欧举行全民公投，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的首次公投。当时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曾这样评价这次公投：这是“工党为了解决其内分歧而采取的动作”，工党政府没有能力做出决定，便“把球甩给了人民”。撒切尔领导了当时保守党的支持留欧运动，但她在任英国首相之时，又极力反对欧洲单一货币政策，尤其拒绝英国加入欧元区。

世易时移，2016年英国举行了其历史上第二次公投，主题仍是脱欧与否（欧盟早已在1993年取代欧共体），但支持和反对的阵营几乎调换了位置。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支持留欧，但很多保守党成员支持脱欧，工党主流则支持留欧。然而，撒切尔所指出的问题却仍然存在。卡梅隆为了连任首相，争取“疑欧派”（Eurosceptics）特别是右翼政党英国独立党（UKip）对保守党的支持，承诺连任成功后将就是否脱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如果我们只看公投本身，它很容易给我们一种印象，即这是公民“自己”在用选票就某重大事项做出决定，好像这是民主的体现。公投之后很多媒体都做出类似这样的评论，即无论公投结果如何，这是民主的声音。卡梅隆自己也在公投结果公布后发表公开演讲时说：“这个国家刚刚进行了一场大型的民主活动，这也许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然而，我们还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即为什么要就这个议题公投，而不就其他议题公投？为什么现在公投而不是其他时间？为什么公投的选项只有这两个而不能有第三个或更多？事实上，在公投前，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决定了，它们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公投本身，却并没有经过民主的程序。

如前所述，这些决定通常是某些政客在政党内部权衡之后做出的，远离公众的视线，公众对这些决定基本上没有控制能力。正如英国这两次公投所体现的，它们都或多或少跟政客们的个人野心有关。很多人在讨论公投是否民主时，都只关注公投本身，而没有考虑公投的这些有关议程设定的“前提条件”，好像公投自然而然就该如此这般发生，这是对现代西方民主以及全民公投的一种非常粗浅的理解。

在欧洲语言中，“全民公投”（referendum）一词起源于古罗马，最初指“平民大会”的投票决定，因此与它同义的另外一个词是“plebiscite”, 其词根“pleb”即平民的意思。一个议题通过与否完全由选票的数量决定，或有时候干脆就由群众喊声的大小决定。在近代，较早使用这种方法来通过政治议题的是法国的拿破仑，1880年他通过公投将自己确立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第一执政，300多万人投了赞成票，只有区区562人投了反对票。在这一结果的支持下，仅四年之后他就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希特勒是另一个喜欢使用全民公投的人，他的上台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民粹色彩，这方面已有相当多的描述，但较少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前后一共发动了四次公投，而且都得到超过90%选票的支持。1933年，在得到几乎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权后不久，希特勒要求德国人就德国是否退出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和国际联盟进行公投，95%的人投票要求退出。1934年，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希特勒要求公投决定是否确立自己为唯一的德国元首，90%的德国人投票赞成。1936年，98.8%的德国人投票同意德国占领被《凡尔赛条约》确定为非军事区的莱茵地区。1938年，99%的民众通过公投同意德国吞并奥地利。

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党上台前夕，德国内外交困，民生凋敝，纳粹党趁机煽动民众赢得议会选举中的多数票，但即便是多数也只有44%。为何在不久后的公投中希特勒就能获得一边倒的支持，史蒂夫•道格拉茨很精辟地说，那主要是因为在公投时根本没有反对派。公投只有“是”或“否”、“赞成”或“反对”的答案，无论结果是什么，都带有压倒性的特征。

正如此次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一样，如此重要的议题，即便只有53%的投票支持脱欧，此结果也只能被打上“人民的呼声”的封印。无怪乎撒切尔称公投是独裁者和煽动家才喜欢用的工具。

政治的极化

我们将目光投向美国，特朗普的获胜当然不是因为全民公投，但仍然带有明显的民粹特征。特朗普经常说他代表着美国“沉默的大多数”，与建制力量（the establishment）――包括共和党内的建制力量对抗，他要将权力从那些习惯于操弄政治的精英手里夺回来，交给人民。当然，将权力交给人民或“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等同于交给他自己，因为他认为自己才真正代表着人民，才真的为人民发声。

当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现代民主政治多少都带有一些民粹色彩，一个候选人要在选举中胜出，多少都要有一些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式的人格魅力，而竞选者也都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相信自己才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言人。

然而，这里有一个“是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一般而言，竞争中的不同政党和候选人不会把其他阵营及其支持者看作真正意义上的“敌人”，他们充其量只是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对“这个国家怎么了”“我们应该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答案而已。而且关键在于，正常情况下，他们不会相信自己一方就是永远和绝对正确的，从而不同意自己的另一方就是“与人民作对”，甚至应该被彻底打倒。用当代政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对立但不敌对的竞争状态，而且现代民主主要就依赖这种状态所带来的开放性，墨菲将其称为“论争式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

然而，特朗普在近期的美国大选中展示的却是另一番图景，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大选非常抢眼，与以往很不一样的最主要原因。特朗普相信他所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民，并声称“其他人并不重要”。

他甚至向其支持者暗示，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下拥有持枪权的、支持他的人可以做点什么。特朗普的生意中有一块是培训别人怎么赚钱，后来很多学员向法院起诉他的那个所谓“特朗普大学”存在欺诈行径。在初选期间，特朗普在公开场合怒斥就此案做出裁决的法官，称他是墨西哥裔，所以他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裁决。

此言一出，美国国内舆论大哗，因为这其实不完全是盛怒之下控制不住情绪的表现，它和特朗普一贯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特朗普非常著名的一个竞选口号就是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一堵墙，挡住来自南美的非法移民，他对外来移民持强烈的敌视态度，他认为应该把打击恐怖主义和对穆斯林人群及其宗教的控制紧密相联，如果当选势必要加深制度性的宗教和种族歧视，他对女性公开的嘲讽和攻击也数不胜数。

因此，在特朗普那里，“美国人民”是有所特指的，比如墨西哥裔、穆斯林、有色人种、同性恋等可能就不那么值得被归入人民之列。自然，他也将其对手希拉里的竞选阵营看作敌人，几乎是欲除之而后快。

种种迹象都表明，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基本上是通过分裂社会，制造恐惧，尤其是对外来移民、穆斯林和全球化的恐惧，从而达到煽动民意并获取政治利益的目的。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中下层白人，他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利最少，而且随着制造业从美国流向其他国家，他们的工作机会也在减少，因此对全球化甚少有好感。他们也敌视外来移民，认为外来移民抢了自己本来就少的工作机会。他们大都因为极端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也敌视穆斯林群体。特朗普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将这些人的愤怒调动起来，作为他自己的政治基础。

特朗普现象与墨菲所说的“敌对式民主（antagonistic democracy）”很相似，即不是将政治对手看作和而不同、有序竞争的对立面，而是看作一定要打倒的敌人。这也是为什么该现象同时带有很强烈的民粹色彩的原因。

民粹主义一般会将“人民”或“人民的意志”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因而只可能有“真正的人民（true demos）”和“虚假的人民（false demos）”之间的区别，不可能有关于“谁是人民”“什么是人民的利益”这类问题的不同答案。

民粹主义领袖一般会攻击已有民主程序的正当性，认为它代表了少数人或建制派的利益，正如特朗普在选举中所做的那样。他试图将其政治上缺乏经验这一点转化为优势，将自己装扮为那部分被体制忽略了的大多数人的真正代表，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民。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民粹主义的煽动家经常将“真正的人民”放在其话语的中心，他们实际上却并不相信人民自己能组织和管理自己，因为一旦缺乏正确的领导，人民很快就将涣散或被敌人误导。从而，真正的人民的胜利与某个人或政党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这个人――如希特勒或特朗普――或其政党才能拯救那个衰弱的、受到敌人包围和打压的民族。

最终，领袖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合而为一，正如在纳粹德国时期一样，希特勒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