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何为“封建”，何为“专制”

自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左翼倾向于将秦至清帝制时期（以下简称“前近代”）中国定性“封建社会”；此后，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规定的“五种生产关系”单线直进说框架内，前近代中国封建说逐渐成为定论，普被全社会。当然，对此论的异议也不绝如缕。

将君主集权的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冠以“封建”名目，此“封建”与封建之古义（分封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双双脱钩，既失去历史依据，又缺乏比较参照。而此种封建论之所以被国人接受多年，原因在于，据称此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产物。因而考察中国前近代社会实态，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及其封建论，至关紧要。

实考史迹不难发现：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社会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封建制度”，秦以下诸朝代虽仍然封爵建藩，但主要是“虚封”，而并非“实封”，受封贵胄“赐土而不临民”，“临民”（对民众实施行政管理）的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列朝也偶有“实封”（如汉初、两晋、明初），很快导致分裂（诸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朝廷又大力“削藩”，强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至清制度的基本走势是――贵族政治、领主经济被专制政治、地主经济所取代，其主流是一种“非封建”的社会。从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梁漱溟、李剑农、费孝通等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特点的学人，一再阐明此点。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从大格局言之，由经济上的地主－自耕农制、政治上的专制帝制综合而成，其社会形态呈非封建性。马克思、恩格斯深悉此中精义，综览其全部论著可以得见，唯物史观创始人从未将前近代中国称之“封建社会”，而以“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相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

中国的“封建制”行之殷周，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故殷周可称之“宗法封建时代”，承其后的秦至清两千年，可称之建立在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皇权时代”。以下先分述作为“皇权时代”的秦至清两千年间的贯穿性两制度（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进而考究二者的合成关系，以获得关于此两千年社会形态的确切表述。

一、贯穿秦至清的“民得买卖”的土地制度（地主制）

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是一种政治特权，是上级领主封赐给下级领主的，土地不得自由买卖。春秋战国以降，封建领主制开始向地主制转化，秦至清土地制度的主流已与封建性渐行渐远。

（一）从“田里不鬻”到土地渐趋私有

“地主制”可以完整表述为“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这是秦汉至明清间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在这两千余年间，土地国有（王有）与私有并存，而在实际上土地私有占据主导，皇家及贵胄也世袭领有土地，但并非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是财富的根本，所谓“有土此有财”，故土地制度是农耕文明时代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殷商西周实行土地不得买卖的分封采地（连同其上的农奴）制度，如《礼记》所称“田里不粥（鬻）”（田地不得买卖），《管子》所称“农之子恒为农”（农人不许转作他业），《左传》所称“农不移”，《孟子》所说“死徙无出乡”（农人至死不得迁移），都是对封建时代土地制度及农民身份状态的典型表述。这种情形至西周末开始发生变化。《史记•周本纪》载，西周晚期的宣王（？－前782）变革体制，王畿“不籍千亩”，废除籍田（公田），田土分给直接生产者。至东周，公田、私田并存，领主与农人相对和谐相处等状况，在《诗经》的《小雅》、《周颂》中的农事诗（如《甫田》、《大田》、《楚茨》、《信南山》、《载芟》、《良耜》等篇）里有所表现。

土地转让始于西周中期（西周青铜器铭文有记载），广泛展开于春秋，有些学者将此称之土地私有化，其标志是田土自由买卖。然实考春秋史迹，其间“有土地运动，却无土地市场”（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刘泽华先生指出，春秋“土地运动主要是在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进行的”，其方式有封赏、迁徙土著以重分土地、索取、以土地作政冶性交换、对土地作政令性调整等（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第21－22页）。记载春秋时期土地买卖（“贾”）的材料仅有《左传》上的一条：“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不过，这里所说的是戎狄的牧场可以“贾”，尚不是指作为耕地的“田”可以买卖。至于韩非说，春秋末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常被引作田土买卖的例证，其实也不可靠，因文本明确区分：出卖宅圃（住房及其周边的菜园），抛弃农田，并未言及出卖农田。总之，春秋时农田买卖的原始材料尚称阙如。

《汉书》载战国中期“除井田，民得买卖”（见《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语），这是东汉人的班固对西汉人董仲舒评论商鞅变法的追记。《史记》载赵括“日视膏……地可买者买之”，这是讲的实在的土地买卖，然已是战国末年的事情。称战国田土“可买者买之”，大体能够成立，但材料并不丰富。战国已普遍出现拥有小片土地的编户农人，但他们还受到国家的超经济掠夺，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

土地私有制行于春秋则多有确证，其时出现向国家缴税后垦殖者可以自耕、自获的“私田”，春秋晚期鲁国收取现物地租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以及“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均为记载私田纳税的著名例子，表明当时在封建领主制的“公田”之外，已别开“私田”局面。战国时，鼓励垦殖私田是列国变法的题中之义，如魏文侯（？－前396）时的李悝（前455－前395）变法，即主张“尽地力之教”。楚悼王（？－前381）时的吴起（？－前381）变法、齐威王（？－前343）时的邹衍（约前305－前240）改革，都有此类题旨，而秦孝公（前381－前338）时的商鞅（约前390－前338）变法，使土地私有制得以普及。商鞅一派论者所作《商君书•徕民篇》，记述秦国召徕三晋之民开发秦国荒地，使私田大增，“任其所耕，不限多寡”。地主－自耕农经济长足进展，使秦“国富兵强天下无敌”。而秦代“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才算有了法律保障。需要特加说明的是，秦汉至明清虽然土地私有渐居主流，但土地王有（国有）却始终是最高理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唐人陆贽称：

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人之所为。（《陆宣公集》卷二）

秦汉以下，土地制度多有变化，东汉、魏晋南北朝，与门阀贵族制相伴生的领主庄园制抬头，自由农民向依附民转化，社会的封建性复振，故有中外史家将魏晋南北朝称之“准封建社会”、“变相封建社会”不无道理。中唐以后，地主制恢复并发展，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经济形成大势，自耕农即编户农民（中央政府登录入籍的农民），是农业劳动者主体，也是朝廷赋役的基本来源。这种农民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农奴那样有着严格的人身依附，但地权甚不稳定，破产或成为地主的佃农，或成为贵胄的佃户。列朝都发生过贵胄甚至皇帝的超经济土地兼并，以明代为例，太祖赐公侯以下庄田多者万亩，亲王田十万亩。孝宗、熹宗勋戚庄田达数百万亩，神宗更广占民田为皇庄，并欲封赐爱子福王四百万亩。（《明史•食货志》）但就总体而言，上列情形并未扭转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大格局。对于这种大势，马端临有一总括性论述：

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文献通考•自序》）

（二）区分“领主制”与“地主制”

在讨论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制度时，区分“领主制”与“地主制”至关紧要。“领主制”与“地主制”是两种不同的土地占有方式。

“领主”。其土地得自帝王或上级领主的封赐，称“封地”、“采邑”。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政治特权，不得转让与买卖。领主在领地享有行政权、司法权，所辖庶众对领主有着法定的人身依附。领主制为封建制度的构成要素，“封建领主制”是其完整的命名。

“地主”。与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自上而下封赐所得的世袭政治特权相异，地主的田土并非由封赐所得，而是自经营、自买卖的私产。广义的地主，指一切拥有私田者（包括自耕农）；狭义的地主，指拥有较多私田者，他们将一部或全部田土租佃给农民进行小农经营，或雇佣无地者耕种。农民向地主交租（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无强烈的人身依附，却保有一定程度的宗法性依存关系。秦汉至明清，地主占有土地与自耕农占有土地并存，而地主占有土地居统治地位。秦汉以下两千余年的土地制度及农人身份状况虽多有起伏，但就总体言之，这是土地可以买卖、农人有一定程度身份自由的时代。秦汉以下的农人，虽然深受剥削压迫，但其一般并未负荷法定的人身依附枷锁，改事他业、迁移住地在法律上不成问题，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作品作过生动描述）颇有差异。

费正清比较中、欧、日土地制度后说：

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页）

费正清将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归作一类，将中国归作另一类。而两类的分水岭即在于：土地可否自由买卖。中国乡村土地买卖有多种方式，据黄宗智对华北三个村庄的调查，明清以降土地买卖的方式有“典卖”（以典当转让土地）、“绝卖”（彻底出卖）、租佃（以出租方式转让土地）等形态。围饶这种交易而起的纠纷和诉讼不少，清代和民国的地方法庭对此类案例多有受理（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2页）。围绕土地买卖这样的一次性交易，常有中介人居间调解，而这些中间人并非职业性经纪人，而是自有他业的村民临时担任（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56－57页）。这都是土地自由买卖早成惯例的表现。

应当指出的是，战国以降的土地买卖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干预土地所有权，试图直接掌控土地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即使在宋代，虽然国有土地可以买卖，但朝廷通过职役收夺，又在实际上把部分土地权收归国有。但是，秦至清土地可以转让买卖，毕竟成为大势，与封建领主制之下土地不得转让买卖的情形大相差异。

大体言之，中国古代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经历了两个阶段：

甲、封建领主制阶段，西周至春秋；

乙、地主制阶段，战国至清，其间以中唐为界，又分为前期的贵族－地主制时期，后期的地主制时期。

中国古史分期应当充分考虑这一阶段性差异。

（三）地主制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的紧密关系

周秦之际以降的地主制社会，始终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相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