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

【内容提要】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实践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工农联盟／城乡关系对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与实践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它构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核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基础。本文梳理和检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就社会主义与工农联盟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路线斗争、各自不同的理论视野，以及对共产国际运动（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历史影响。中、俄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都处于一战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有着共同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至为重大的事件，这一历史逻辑并没有被真正深刻地阐述和辨析，正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作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共运史，或作为国际共运史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托洛茨基布哈林“一国社会主义”工农联盟城乡关系

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还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布哈林对列宁主义的辩护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如何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过完整的叙述。①这也是因为一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军国主义化，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显著变化，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最初其实是战时经济的必然体现。

1919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深受列宁赞赏的《共产主义ABC》中，特别讨论了帝国主义战争和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整个经济必须服从于军事任务，“资产阶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非常简单。为此，它必须把私人生产、各个私人辛迪加和托拉斯转交给它的资产阶级强盗国家来指挥。这在大战期间已经做到了。工业‘动员起来了’，而且‘军国主义化了’，也就是服从于国家和军事当局的指挥。有人会问：怎么回事？那时资产阶级不就失去收入了吗？要知道，这就是国有化”，“因而毫不奇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开始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辛迪加或托拉斯的资本主义。”②这正是列宁思考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也是起点。

因此，我们需要重访这一历史，即一战之后的历史。

1917年十月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四个年头，俄国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工厂关闭，粮食价格飙升，饥荒爆发，而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无法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七月事变”之后，列宁在躲避临时政府对他缉捕的动荡过程中，写下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特别指出，在规模空前的饥荒逼近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是应对大饥荒的唯一选择。③但是，问题在于俄国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的地主与资本家利益集团并不愿意实行这样的办法，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损害他们高额的利润。“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④因而，社会主义就必须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前提。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⑥，由此，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入口”。

这也是因为在1917年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历史关口，“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一定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已归农民委员会所有的农民国家的军事实力，一定超过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国家。”列宁呼吁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处于一战危机中的俄国。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提请大家注意，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倡导是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执政时期，当时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⑦他一再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西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明。

但是，当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农手中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条件。⑧而这个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首先落实在对农民的政策上，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征集制，用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列宁回顾这一转变时，指出二者的不同在于：“‘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⑨而粮食税是走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包括租让制和合作制，都是为了让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1923年1月和2月，病重的列宁在最后一段日子请人给他读的书刊则关乎国际关系、合作社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等内容，⑩他最后的思考正在于如何通过合作社使得社会主义能够在农村中得以建立。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战时措施，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其中，粮食税与农村的合作社是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

布哈林早年在国外怀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后来在列宁的影响下转变，在列宁身后则成为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最重要的阐述者和捍卫者。他既通过与考茨基、鲍威尔等为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论战来展开从“国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阐释，又通过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战，最后是与斯大林的斗争，来展开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深入。通过两边的论战，布哈林坚持并发展的列宁主义是今天需要重新理解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在中国的城乡关系再次进入历史性大转折的时期。

1924年列宁去世，此时，苏联在战后被破坏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面临着今后怎么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没有）原始积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遭到列宁的批评，其批注为“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列宁反对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词语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11

真正开始阐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做紧急修改，加速工业复兴的步伐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只是表象，其基础狭隘，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制定出工业的“全面计划”，而不能依赖市场与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求，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必须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私有企业有利可图，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必会威胁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想法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经济学》中“更深刻、更严密”地阐明了的。12

1924年，针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布哈林以捍卫列宁主义的方式展开了大辩论。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强调：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少，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加被迫依赖对社会主义之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这个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名义来为自己辩护的。布哈林批评说，如果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作为苏联发展的标杆，那么在达到美国的水准之前的很长一个时间段，都会被列入“原始积累栏”，原始就成为永久性的，这样，奥氏就是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一般的社会主义积累，把“原始的”规律变成普遍的规律，“这一切为的是把工业靠农业为生时期的政策拖长到电气化为止”。13这种通过剥夺农民来积累资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布哈林严厉地批判为对工农联盟的毁灭。在布哈林看来，普氏的问题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问题用在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来，在这个时代里，从经济观点来看，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中有‘无产阶级’的宗主国，在农民经济（虽然不是全部的）中有小资产阶级‘殖民地’。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按照残酷的剥削者同殖民地的剥削对象的关系确立的”。如此一来，无产阶级就会蜕变为真正的剥削阶级，而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也都会有崩溃和破产的危险。“事实上，殖民地的概念的实质在哪里呢？在于它（殖民地）是剥削的对象，在于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它的发展经常停滞；在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经济和政治奴役的对象。殖民地从来不是‘宗主国’的盟友，‘宗主国’从来没有提出把殖民地提高到自己的水平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此等等。”14

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出发，布哈林完整地阐述了如何以工农联盟为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这里，笔者愿意把它称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既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基于冷战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广的“发展经济学”，也区别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这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对的重要课题。

1924年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演讲中，总结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处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所以着重的是工人阶级，“在它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农民排除在外的，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阶级”15，但这却是列宁主义的贡献。“这首先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生、成长，并活动在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不使人对农民问题给予巨大注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因此，列宁“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自己这一边应该有一个同盟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促使人们去分析土地问题”。

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这两个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做的特殊贡献的基石之一。同时，在这里指出下列这一事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即这个学说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制定的，一方面是与民粹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与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的（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马克思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16

布哈林认为列宁坚持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与农民的结合这一道路，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杰出的“土地问题理论家”，把总体的“土地问题”放在巨大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它还特别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相关联，以下布哈林的论述尤为关键：

我们如果能俯视我们今日这座行星，看一看国际规模的力量分布，看一看整个欧洲，看一看美洲的工业地区，如果把整个西欧与所有的殖民地，与中国、印度，其余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对比一下，那就可以完全清楚，民族革命运动和殖民地运动，这两种运动的结合是工人阶级为一方、农民为另一方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如果在世界经济的总范围内西欧代表大城市，集中的城市，那么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就代表一个大农村。……因此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又归结到另一个我已提到的问题，即民族问题、民族战争和殖民地起义问题。17

而这些阐述，布哈林把它归结为列宁的独创，但是加以独创性的发展则是布哈林的历史贡献。布哈林阐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消灭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提出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阶级不单是社会力量的体现，也是经济形态的体现。“每个阶级都是其固有的经济形态的体现者。如果我们把农民当作一种社会阶级的范畴来看待，那么就不应当忘记农民是某种生产单位的形态的体现者，这种形态有可能战胜我们，沿着我们所不愿意的道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