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华：古希腊的联邦制政体及其中华意义

尤其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与西方发展的历史道路，到后期差异越来越大。西方十七八世纪就进入了共和民主时代，而中国人却直到二十世纪初年还匍匐在专制统治者的脚下，真就像我们的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所讲的，“性相近，习相远”了。

然而推其原委，中西二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中国有古语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际上，理也同制，制度的制。就像梁启超1899年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所指出的：“穹古之史虽不可尽信，然推原人类之所由起，与邦国之所由成立，无东无西，其揆一也。”[1]

此前，笔者在《中国行政制度比较研究》、[2]《论我国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共和国特质》等论著中，[3] 揭示过西周直至战国时期，我国有贵族议事会存在，有贵族大会存在，有公民大会存在，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制度极其相似。同时也指出了，当时的我国与秦汉以来的郡县性君主专制举国体制迥然不同，实行的朴素联邦制，而不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帝国体制。

本人在进行以上研究时是用的中西历史比较的方法，曾指出过古罗马不论是共和时期还是帝制时期，其国家都是联邦性质的。地方上高度自治，比如有同盟者的自治、有各地城市的议会自治等。但是，对古希腊的联邦制国家体制问题没有展开论述。

实际上，古代希腊也有联邦制国家体制长期存在。并且我国学者对此问题长期以来也都有关注。比如，顾准先生在1974年写就的《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所记的提洛同盟，还有拉凯戴孟同盟等便是。[4] 其中，由于雅典城邦在提洛同盟中具有一定的集权倾向，该书中特别提到了它的另外称谓“雅典帝国”。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1989年，日知等有文章《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发表。[5] 1991年，启良有《希腊城邦与周天下――与日知先生商榷》发表。[6] 1999年，徐松岩有《雅典帝国、周天下与早期国家》发表。[7] 2010年，更有笔者南开大学校友徐跃勤的专著《雅典海上帝国研究》出版，[8] 其中对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所具有的联邦制国家特征有全面的考察。

本人在此准备对该问题进行的进一步探讨，则是源自于近年来部分学人对当年希腊联邦制国家中央权力行使的曲解，以及对该制度意义的扼杀。另外，笔者想由此说明，自毛以来，人们对当年希腊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否定还不仅是个学术问题，里面有言说者对各自当前政治环境的“气象学”本能反映。

一、“雅典帝国”概述

大致与我国周代真正建立始于周武王九年八百诸侯参加的“孟津之誓”，古希腊提洛同盟（即所谓的“雅典帝国”）的建立，也是始于盟会，也是始于各邦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希波战争期间的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军事同盟，旨在以集体的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腊城邦和防御波斯的再次入侵。因盟址及其金库曾设在提洛岛，故称提洛同盟。也称“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

提洛同盟是由帕尼奥宁同盟演变而来。帕尼奥宁同盟是小亚细亚及其附近岛屿上的爱奥尼亚人所建立的宗教性松散同盟，活动中心是他们的共同宗教圣地帕尼奥宁。提洛同盟最初入盟的也主要是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希腊城邦，入盟各邦可以保持他们原来的政体，同盟事务由在提洛岛召开的同盟会议决定，按入盟城邦实力大小各出一定数量的舰船、兵员和盟捐（或称盟贡）。同盟以后有所扩大，“根据当时遗留碑铭，同盟极盛时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体（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腊移民的农村或渔村）达300个，人口总额估计达1000万至1500万人。”[9]

从公元前五世纪六十年代起，雅典成了提洛同盟的盟主，雅典人曾利用它来控制加盟各邦，进行其势力的扩张，因而史书中常称提洛同盟为“雅典帝国”或“雅典霸国”。

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至雅典。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后，盟捐成为雅典强令缴纳并随意用于本国需要的贡款。雅典向盟国派出军事殖民者与官吏，镇压宣布退盟的城邦，强令盟邦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审理，规定盟邦采用雅典的货币，支持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

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曾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期间，雅典更要求盟国增派援军和增加盟捐。斯巴达便利用各盟邦的不满，支持他们反对雅典，脱离提洛同盟。公元前404年，斯巴达与战败的雅典签订的合约，迫使雅典解散了提洛同盟。

除提洛同盟之外，古代希腊还有其他的同盟政治体出现过。比如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等。它们也有诸多与提洛同盟相同的地方。

公元前378年，也是以联邦和自治为原则，雅典又曾与开俄斯、拜占庭、密提林、美图姆那、罗德斯、优卑亚的大部分城市、底比斯、色雷斯的城市、卡尔息狄斯同盟、科西拉、色萨利的菲勒和伊璧鲁斯等七十余成员，结成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10] 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建立之后曾对斯巴达的霸权构成威胁。前357至前355年，同盟内部发生战争，雅典战败。战败之后趋于瓦解。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公元前338年正式解散。

比提洛同盟的建立早半个多世纪，希腊另有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建立。该同盟即前面顾准书中所提及的拉凯戴孟同盟。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起，斯巴达陆续与埃利斯、西居昂、科林斯、迈加拉等城邦订立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约公元前530年，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城邦参加。在同盟内部，斯巴达享有召集全体成员国会议的特权，并在战时任盟军统帅。结盟各邦内政独立，每邦在成员国会议上拥有一票投票权。全同盟的和战大计在盟邦代表会议上由多数票决定。只有得到盟邦代表会议的同意，斯巴达才有权要求盟邦出兵。在没有全同盟一致军事行动时，各邦在和战问题上自主。

在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同盟各邦曾与雅典联合抗击波斯入侵。公元前五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该同盟与提洛同盟对抗。前面已提及，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间，曾与雅典及其同盟者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雅典一度被迫加入该同盟。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随着斯巴达国力的增强，它与盟邦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内部纠纷迭起，退盟甚至战争屡有发生。公元前394年，底比斯联合雅典、科林斯等共同反对斯巴达。前371年，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被底比斯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最后于公元前366年解散。

很多情况之下，现实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现实的反映。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语，[11] 它是我国周代诸侯国高度自主自治、实行朴素联邦制国家政体的反映。大概，以上所述雅典帝国、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还有伯罗奔尼撒同盟等，与之相近似。

但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建立的原因及其制度，与提洛同盟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它一开始是起自斯巴达的领土变相兼并，但其后又一直与提洛同盟不一样，加盟各邦不必对盟主斯巴达有经济贡献。就像顾准所指出的，“斯巴达于征服美塞尼亚之后，曾想继续兼并它的邻邦，公元前6世纪前半（叶），斯巴达进攻在它北面的阿卡狄亚，尤其觊觎特格阿（Tegea）这块富饶的平原，战争持续了30年（约公元前590-560年），征服没有成功。当领导战争的两个王死了，新王即位时，变兼并政策为‘强迫结盟’政策。又经过一、二次战役，特格阿同意与斯巴达结盟。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进犯的危机已经隐约可见，斯巴达有意识地扩大他的同盟政策，开始是阿卡狄亚，其他城市陆续加盟，成立拉凯戴孟同盟（Lacedemon League，正式名称是‘拉凯戴孟人和它的同盟者’Lacedemons and its Allies。拉卡戴孟是斯巴达的别称），以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伊利斯（Elis）和科林斯地峡上诸邦也陆续加入。这是一个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半岛全部，除阿尔哥斯和亚该亚（Achaea，半岛北部濒临科林斯湾的一个狭长地区）而外，诸国全部参加在这个同盟之内。加盟诸国对盟主不负担贡赋，仅在战时结成联军，联军的统帅属于斯巴达人。伯罗奔尼撒半岛历史上一直是希腊本土政治军事力量的中心，这个地区通过同盟的道路结成集团，使得它在波斯进犯面前自然而然成为抵抗运动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12]

二、“雅典帝国”性质分析

雅典帝国、即提洛同盟的性质，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早在十九世纪，英国史学家格罗特就在其所著《希腊史》中指出，提洛同盟成立之初不论强国弱国，各邦都是平等的，但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前446-前445年）时，提洛同盟演变成了雅典帝国。格罗斯的此观点对以后的西方希腊古代史研究影响深远。尽管在年代上有不同，以后的古希腊历史研究者都认为，提洛同盟成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演变成了雅典帝国。

英国著名史学家梅格斯1972年出版的《雅典帝国》一书，将雅典帝国的研究向前作了进一步推进。他以麦瑞特、麦克格里高、瓦德-吉里等搜集整理出版的《雅典贡金表》为基础，在《雅典帝国》书中详细论述了提洛同盟变为雅典帝国的过程，雅典帝国的统治，分析了盟邦缴纳盟捐的数量，帝国的司法制度。

我国学术界关于提洛同盟性质的观点，主要是在本文一开始提及诸学者的论著中。日知先生在其前述文章《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中指出：“作为帝国诸邦同盟的盟主之邦，雅典本身还是一个邦，或曰城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帝国……雅典同盟是城邦的组织，雅典帝国也是城邦组织”。启良观点与日知有相似之处，在其文章《希腊城邦与周天下――与日知先生商榷》中讲：“雅典帝国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同盟……作为盟主的雅典，只有通过武力迫使其他加盟国站在一边……在主权方面，各加盟国原则上是独立的……各加盟国的政体、制度、法规都是自成体系的，与盟主雅典没有丝毫原则上的臣属和附庸关系。”

与日知、启良等人以上观点不同，徐松岩认为雅典帝国不仅是军事同盟组织，更是一主权国家。

徐松岩在文章《雅典帝国、周天下与早期国家》中写到：“雅典人是雅典帝国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