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绍祥：冲突与调适――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城邦政治

【内容提要】 轴心期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通过改铸古代神话找到人类如何和睦共处的方式。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成为轴心期思想家改造古代神话、思考城邦政治的典范。首先，悲剧作家的经历、表演的舞台和面对的观众，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次，埃斯库罗斯笔下城邦内部冲突造成的恶劣影响让我们看到，消弭冲突的唯一途径，是胜利者接纳部分旧力量，以达成城邦新的平衡与和谐；再次，奥瑞斯提斯传说的演变和埃斯库罗斯对它的改造，充分体现了埃斯库罗斯悲剧的雅典城邦特征；最后，雅典人民的实际作为，恰当地体现了悲剧作家希望实现的政治文化。

【关 键 词】埃斯库罗斯/雅典城邦政治/政治冲突/神话的演变

在卡尔•雅斯贝斯有关轴心期文明特征的论述中，人类对自身及其历史的思考占据了重要地位。刘家和先生曾在对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轴心期文明的比较研究中，高屋建瓴地讨论了人类精神觉醒的内容与条件，并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对轴心时期希腊人的平等观作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同时涉及了希腊人关于人神关系、人性问题的论述。①可能因为主题的限制，刘先生对轴心期时代希腊人际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城邦内部冲突及其调适，不曾给予专门论述。然而对雅斯贝斯来说，轴心期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人们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的方法”。在此过程中，理性不断向神话发起挑战。在巴勒斯坦，“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伦理的反抗。宗教伦理化了，神性的威严因此而增强”。但在某些地区，它并不表现为对普天归一的上帝的创造，而是表现为对传统神话的思考和解读，“神话成为语言的材料，用以表达与原意极不相同的含义：它转变为寓言。在此转变过程中，神话得到改造，并在新的深度上被理解。它是在旧神话整个儿毁灭之际，按照新样式创造的神话”。②证之于古代希腊历史，则对神话加以改造以解释新的城邦时代的政治，非雅典悲剧尤其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莫属。因此，本文将考察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对神话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城邦政治生活的思考。

一、雅典政治语境中的悲剧

当我们把戏剧作为政治思想的材料加以研究时，首先，遇到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悲剧中尽管不乏涉及现实的题材和剧本，例如，弗里尼库斯的《米利都的陷落》、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等，但必须承认，绝大多数悲剧的背景被置于神话中遥远的过去，既非雅典，甚至不够希腊。其次，悲剧毕竟是文学创作，而且以远古的神话传说为背景，其主要人物不是国王，就是英雄，与当时雅典民主的政治生活相去甚远。最后，文学作品有自己的创作规律，神话故事虽然可以改造，但毕竟基本情节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剧作家们进行创作之时，是否能够在其中灌注自己的政治理论，不无疑问。学术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恰当地反映了把悲剧作为政治思想材料的困境。③

就我们的立场而论，戏剧作为政治思想的史料固然需要我们慎重对待，但相关的研究已经证明，至少就雅典的某些悲剧而言，其主题和内容都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息息相关。埃斯库罗斯本人目睹了僭主政治的被推翻与克里斯提尼改革；希波战争时，埃斯库罗斯正当盛年，亲自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可能还参加过公元前480年的撒拉米斯战役或次年的普拉提亚战役；雅典帝国创立和埃菲阿尔特改革时，他即使不是积极参与者，也至少是一个比较清醒的旁观者，埃菲阿尔特改革在雅典激起的深刻动荡，他不大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虽然他晚年可能出走西西里(据称去西西里两年后就去世了)，但他的现存作品都创作于雅典，大多涉及当时城邦政治的运作。《祈援女》的背景被置于遥远的过去，但其中的国王需要等到阿尔哥斯人召开公民大会后，才能决定是否给予达那奥斯的女儿们庇护；《波斯人》直接涉及当时雅典的政治，有为地米斯托克利唱赞歌的嫌疑；《阿伽门农王》谴责国王为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让众多阿尔哥斯壮丁死于非命。④如果没有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的建立和雅典对盟邦司法事务的干涉，埃斯库罗斯大概不会想到，把奥瑞斯提斯的审判移到雅典的战神山议事会；如果没有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他或许更不会想到，贵为女神的雅典娜，居然在审判这样一桩人间的谋杀案时，需要凡人帮忙；该剧最终的结局：复仇女神安居雅典，成为保护雅典安全的神灵，也只有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才能想出来。⑤

悲剧创作和上演的环境，表明它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悲剧的政治特性，首先表现在悲剧上演的场合。悲剧一般在城市酒神节上演。它本身就是城邦组织的一种官方活动，在卫城下的酒神剧场上演，与公民大会会场、议事会大厅、雅典广场等相距不远，是雅典政治的中心区域。在节日的组织上，官方色彩更加浓厚。悲剧诗人由执政官挑选，负责资助悲剧表演的人也由执政官选定。表演开始前，10将军上前向神奠酒献祭，其次是展示提洛同盟盟员缴纳的贡金，宣布给予那些为城邦做出贡献者以奖励，最后是年满18岁的雅典阵亡者孤儿的武装游行。仪式的政治含义，表现在城市酒神节本质上是民主城邦的一种节日活动，观众为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对贡金的展示显示了城邦的强大；对个人的奖励，则是为公民树立榜样，以鼓励公民更好地为城邦服务；至于孤儿的游行，显示了城邦对阵亡者的优渥，表现了城邦的延续，希望后代们像父辈一样会为城邦献身。⑥

悲剧的观众是集会中的雅典公民。在可能不少于17，000人左右的观众中，虽然有不少非公民成分，例如外侨、外邦使节，甚至可能有妇女、儿童或者奴隶，但主要是雅典公民，数量可能在6，000人至7，000人之间。考虑到雅典陶片放逐法投票的最低标准为6，000票，陪审法庭总共也只有6，000名陪审员，那么，这个数字就足以代表雅典公民群体。为了补偿公民因观看悲剧造成的经济损失，国家可能还给予适当的补贴。对悲剧表演进行评价者，是议事会指定的裁判，他们以10部落为单位选出，而部落正是克里斯提尼创立的民主政治的核心。克罗利正确地指出，雅典的悲剧表演，是“城邦把自身搬上了舞台，而将城邦置于那样的位置，从中受益的是听众”。它与雅典的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议事会一道，构成了行动中的城邦。⑦

最为关键的是悲剧的内容与政治联系密切。我们不应忘记，雅典人“发明了民主政治，却缺乏正式的公共教育，以及我们视为普遍的国家机构，他们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悲剧剧场“被视为雅典公民主要的教育者之一……对这些普通公民而言，在他们作为民众集会和自治政府中平等者公开论辩的积极参与者时，悲剧剧场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古代作家大都认为，诗人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公民的教育者。⑧柏拉图希望将史诗和戏剧赶出他的理想城邦，正因为他认识到悲剧和诗歌对公民有巨大影响，希望以他的哲学取代诗歌实现教育公民的功能。⑨

更重要的证词来自当时的剧作家。在公元前405年上演的喜剧《蛙》中，阿里斯托芬想象雅典在三大悲剧作家去世后，悲剧创作后继乏人，于是酒神狄奥尼修斯深入阴间，希望将三大悲剧家中的一个请回阳世继续创作。剧作家们为了返回，各自阐述理由并批评对方，埃斯库罗斯在批评欧里庇得斯时，说了下面这段话：

诗人的特殊责任是隐瞒那些残暴的事情，不应当表演或者传授它们，如同孩子们有自己的老师指导一样，城邦拥有他们的诗人，因此我们必须叙述那些高雅的东西非常重要。⑩

欧里庇得斯也承认悲剧作家有教育公民的责任，当埃斯库罗斯质问人民为什么崇拜诗人时，欧里庇得斯如此回答：“因为他们的技艺和良好的建议，这样我们会使城邦中的人民变得更好。”如果诗人的做法相反，把好人变成了恶棍，那等待他的是死刑。(11)

悲剧剧情的发展方式，也与当时的政治运作相似。在雅典人的公民大会上，主席团首先将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出，然后是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最后是对新决议案进行表决，并宣布其成为法律。在悲剧中，推动悲剧剧情发展的，主要是演员与歌队之间的对话。一方提出某个观点或者问题，双方就此进行争论，得出真相。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普斯王》是其最典型的表现，整个剧情围绕着奥狄普斯的罪行展开，代表底比斯人的长老、先知特瑞西阿斯和奥狄普斯等参与对话，最后获得真相，奥狄普斯受到惩罚(自我惩罚)。其整个事件的进程，与雅典公民大会的议事程序如出一辙。

就埃斯库罗斯本人的悲剧而论，无论人们如何否认，他现存悲剧中的第一部《波斯人》就直接与现实政治相关，回顾了公元前5世纪初那场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且把胜利分别归于雅典伟大的水师与多利安人的长矛。他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尤其是最后一部《降福女神》(也译《复仇女神》)，也明显与现实政治相关。他把阿伽门农的家乡从荷马的迈锡尼搬到了阿尔哥斯，让奥瑞斯提斯在剧中承诺与雅典人结盟。此处显然暗指公元前462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的同盟。在该剧的最后，他直接提及战神山议事会作为法庭的古老与审判职能(至于他对埃菲阿尔特改革的态度，这里并不重要)，并且吁请复仇女神接受雅典娜的劝说，在雅典卫城上安居，从此保护雅典，让雅典免除内部斗争的困扰，以共同对外。学者们公认，这是对公元前462年埃菲阿尔特改革以及主持改革者被暗杀、几乎引发雅典公开冲突的暗示。(12)剧作家有意提及当代的事情，却不表露自己的任何政治见解，似乎不太可能。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悲剧作为政治思考的材料进行解读。

二、《奥瑞斯提亚》三部曲论城邦的冲突与调适

如众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希腊城邦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内部冲突不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冲突是城邦的“痼疾”，雅典等少数城邦虽然能够通过扩张较长时期地保持城邦内部的和谐，但绝不是没有冲突。如卡特利奇指出的：“事情的真相，是古代希腊式的民主乃一种多数人决策的体系，它的基础是冲突而非一致。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一种零和游戏，或如他们实际所说，是一种竞赛(agon)。在他们那种透明的、面对面的制度中，每次就重大政策进行的投票都面临冲突爆发的危险，或者如已故的伟大的尼科莱•罗侯如此精彩地证明的那样，事实上就是一次冲突受到控制的表达。因此，古代普遍受到欢呼的政治理想是homonoia，字面的意思是‘一心一意’，或曰彻底的一致，但那恰恰是因为它从来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13)而希腊城邦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它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那里没有常备军、没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法庭诉讼中，原告如果要实现控告，需要自己把被告带到法庭。所谓的政府，是一批由业余公民轮番充任的议事会议员和所有公民都可出席的公民大会，数量很少的官员如将军、执政官、市场监督等，则由公民以抽签的方式轮流担任，而且一般不能连选连任。也就是说，现代人最经常看到的国家官僚机构，在希腊城邦根本不存在。虽然部分学者把希腊城邦视为无国家的组织不免过分，但强制机构，特别是针对公民的强制机关不够发达，却是基本的事实。(14)全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必要代价，就是政治冲突的频发。

卡特利奇的评论可能夸张了一些。毕竟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典保持着内部的和平，而且一致对外，击败了波斯，创建了爱琴海地区的帝国，一度成为与斯巴达并驾齐驱的两大霸主之一。但正如芬利指出的，表面看上去相对的和平，并不意味着内部缺乏政治斗争。陶片放逐法的应用、执政官由选举改为抽签、将军地位的上升、盟国的贡金问题、西门的被流放、执政官对第三等级公民开放、津贴制的实行，“审查官员的审计委员会的设置，违法提案起诉的引入，陶片放逐法的废弃；该世纪末对法律的修订与立法委员会的设立。难以想象在采取这些以及其他措施时，没有出现反对、辩论、骚动和冲突”。尤其是公元前462年的埃菲阿尔特改革，导致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几乎都被剥夺殆尽，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权威急剧增强。这次被现代学者目为雅典进入激进民主时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