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文沁：“停滞”与19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约翰・密尔论中国

【内容提要】 18-19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深刻变化。所谓中国的“停滞”、“专制”在近代欧洲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生成论证。这种“中国观”遂显露了“观察者的历史”，成为欧洲思想史的重要内容，约翰•密尔与基佐、托克维尔等人一起，将“停滞的中国”塑造为19世纪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素材与事例，并藉此反思停滞、专制与民主的关系，强调停滞是专制之恶果，更是民主社会的前车之鉴。然而，其“中国观”所反映的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强国与弱国的关系确实深化了“欧洲中心论”，并深刻凸显19世纪自由主义的“盲点”，所谓自由与平等是有边界的。

【关 键 词】约翰・密尔/中国/停滞/专制/19世纪政治思

观察者的历史：“中国观”与18-19世纪欧洲思想

17、18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广为人知，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等人将中华文明和制度视为欧洲人应该效仿的平静有序的楷模①。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重大转折。“停滞论述成为19世纪影响最为广泛的论述。”②国内外诸多学者已研究过这一主题③。就研究路径而言，爱德华•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影响甚大。他认为欧洲人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构建了低劣的东方形象，从而刺穿了知识与权力联接的实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曾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周宁教授，他担心“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被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利用④，转而提出了“跨文化形象学”概念，探讨中国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功能⑤。但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研究西方对“中国”的表述，考察其动机与意向，揭示“欧洲中心论”的形成过程，形成自觉反思。

笔者以为，作为客观存在，“欧洲中心论”是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先入之见”。人类在理解/解释事物之时总是受到先行具有的生活经验、概念工具和价值认定的影响或制约。然而基于“前见”所做的解释，不应该因为是“偏见”就被抛弃，而应被当作“时代之思”，它实际上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趋向。就欧洲人的中国观而言，其在18-19世纪的转变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反映了欧洲社会的变化发展。具体言之，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主要是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与其后发生了深刻变化，更是在近代兴起的各类社会发展理论中生成论证的，且受到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总体发展趋势的影响。显然，这种“中国观”构成了欧洲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显露了“观察者的历史，而非被观察者的历史”⑥。由此，思想史的方法可能更适合研究欧洲的“中国观”，即复原这些观念所由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做出观察的目的以及观察者自身的前见。据此，我们才能对历史上的“中国观”进行评价。

既有的研究充分关注了魁奈、伏尔泰、莱布尼茨、黑格尔、孟德斯鸠等人有关中国的论述，然而除了批判“欧洲中心论”，较少关注种种“中国观”反映的欧洲思想史状况及其变化⑦。本文选择英国19世纪思想家约翰•密尔为对象。尽管他论述中国的文章不多，但其“中国观”接续了孟德斯鸠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发展理论；更重要的是，他与基佐、托克维尔等人一起，将“停滞的中国”塑造为19世纪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素材与事例，并藉此反思停滞、专制与自由民主的关系，这就深刻反映了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核心问题。

“停滞”的中国与新型的社会发展理论

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思想界是世界主义取向。18世纪中期开始写作的这一代人，眼界首次扩展到全世界。在读完威廉•罗伯逊的《美洲史》之后，埃德蒙•伯克说：“现在人类的宏大地图瞬间展开，再也没有任何野蛮的状态和野蛮程度，以及优美的表达方式，是我们这一刻所见不到的，例如，欧洲和中国两者彻底不同的文明教养。”⑧从1750年到1820年，欧洲的学者所获取的关于亚洲的信息，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基督教经典并列，成为人类经验科学的原材料。如德国史学家黑恩在1793年所言：“在古代世界三大洲中，只有亚洲能牢牢抓住人类哲学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注意，他们不只观察单一民族，并试图透过他们的眼光，掌握我们人类的整体。”⑨

到了19世纪，亚洲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趋势突飞猛进。大众又见到了耶稣会自17世纪开始在中国收集的各类知识汇编书籍。专业协会则不断涌现：1822年，亚洲协会在巴黎成立；次年，皇家亚洲协会在伦敦成立；1845年德国东方协会成立。然而另一方面，与知识的丰富精深形成对照的却是知识界的日趋狭隘。在19世纪的欧洲，“停滞”(stagnation)的中国是十分流行的修辞。停滞是指事物因受某种阻碍而处于原来状况下不能继续发展前进。当然，即便在18世纪前期的“中国热”之时，欧洲人也相信：尽管曾有过优越的文明，但中国已经停滞了几个世纪。孟德斯鸠说中国历史是没有进步的治乱循环⑩。即便伏尔泰推崇中国，也认为中国文明早慧而停滞(11)。甚至维柯早于伏尔泰就已提到中国人直到几百年前都一直与世隔绝独自发展，因此文明的成就微乎其微(12)。“停滞的中国”背后乃是欧洲社会与思想本身的巨变。工业革命深入、商业社会成长，法国大革命冲击全欧洲的封建专制并促进宪政和议会改革，这些使得中国曾被推崇的重农主义、贤人政治等不再具有吸引力。而在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理论的背景下，欧洲人将“停滞”的中国标记在历史进程的低端等级上。

不少学者已经论述过18世纪以来欧洲的“进步”理论对时人之“中国观”的影响。比如，孔多塞认为中国文明兴起于游牧时代之后，并始终未脱离这个低级阶段。赫尔德评论东方文化处于时间和空间的静态中。黑格尔则称中国是人类的幼年期，具有理性能力，但只是一个自在地具有理性的孩童，并无独立人格，在没有外力的冲击之下将永远停滞下去(13)。马克思的中国观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只不过他更加具体地运用了当时经济学的数据来证明一个停滞的中华文明。

这种线性的进步观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而本文着重强调：与此同时，英格兰北部一隅的苏格兰则兴起了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产生了一种更精细微妙的以“四个阶段”闻名的社会发展理论，对英国知识人影响深远。在这种历史叙事中，所有的社会被设想为自然地经历狩猎――放牧――农耕――商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经历着一次从“野蛮”到“文明”的跨越。“文明化”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要素的交互作用而实现。经济上，由农业转型至发达的工商业；文化上，由偏好军事、俭朴转向喜好文雅社会和自由艺术；社会上，由两极分化对立的社会转型至阶梯式社会，其中有一个由绅士、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构成的中等阶层；政治上，由君主专制转型至法治与民主的政府。文明不只是物质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道德进步的规范性标准(14)。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叙事采用一种所谓的“推测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但这实际上不是史学研究，而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论证，即用人性法则来解释历史，制造了一种描绘文明进程的历史想象(15)。在这种“文明史论”中，如斯密所言，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现在“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16)。

还需指出的是，欧洲人虽然依靠“进步”、“文明”史观界定中国的“停滞”，但他们接受的“中国历史”相关信息本身就有被曲解的一面。19世纪关于中国历史的主要资料是在1777年至1783年间出版的冯秉正(De Mailla)译7卷本《中国通史》(Historie Generale de la Chine)(17)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1735年)。冯著以朱熹《通鉴纲目》为主，博采其他史书为补充。《通鉴纲目》本身是朱熹对《资治通鉴》施以理学化解释，冯秉正就向欧洲人呈现了一个儒家眼里的中国编年史，令他们感觉中国从古至今都无变化。从赫尔德到黑格尔的诸多欧洲哲人都持有此观点。因此停滞论题并不只是欧洲的“发明”，而像是吸收了中国人的自我认识。马森也认为，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与耶稣会传教士要对在欧洲人中间散布中国人墨守陈规、停滞不前的观点负有很大责任(18)。

密尔父子的野蛮/文明二分法

苏格兰史学家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意识到个人理性的局限，重视既有制度和风俗发挥的维持与限制的双重作用。这就使得他们持有微妙的多元立场(19)。当代学者也指出，18世纪哲人“怀疑欧洲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公正性，并且尊重其他社会的文明成果的理性”(20)。而亚洲的制度与生活方式“既未被强制纳入‘野蛮’的狭隘模式中，亦未被挤入特殊的人种学论述中”(21)。但这种立场到了18世纪末逐渐式微，让位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粗暴的二元划分。这一思想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珍妮弗•皮茨就认为，约翰•密尔与其父亲詹姆斯•密尔的思想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典型代表。

约翰•密尔的“中国观”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这些主要是其父亲詹姆斯•密尔教导的。作为在苏格兰出生、学习，之后在英格兰成名的文人，詹姆斯•密尔“处于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约翰密尔的自由主义特色的进步理论之间”(22)。同时，作为边沁的忠实信徒，他还将苏格兰哲人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功利主义杂糅，形成了一套粗陋的社会发展观。

苏格兰哲人在探讨各种社会形态时十分克制，对于那些与他们自身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和习俗惯例的社会，他们通常很谨慎地思考其复杂程度。亚当•斯密就认为各类社会中的制度与行为“源于成熟思维的合理判断，其目的在于回应他们环境的特殊挑战”(23)。从而尊重许多蕴含于非欧洲社会之中的价值。詹姆斯•密尔吸收了苏格兰历史学家的观点，但其做法破坏了后者的微妙性和洞察力。詹姆斯将斯密和弗格森假定的相对微妙的发展层次简化为文明/野蛮的二分法，随后将所有的非欧洲社会同化为一种社会“初期”的单一种类。詹姆斯•密尔更认为一种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与其成员的智能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野蛮人的行为就表明其思维愚蠢，理性屈从于激情。他把非欧洲社会的风俗习惯看作是智力低下的证据。据此，詹姆斯提出了一种唯一的文明指标：所有社会能够根据它们促进功利的程度而划分到一种历史与道德的等级制度中。因此，他把所有的法律制度和行为方式看成一个社会野蛮或文明的证据。于是他只需要收集证据证明中国的落后，而非以细微差别去确定中国的文明阶段。在1809年刊于《爱丁堡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密尔说中国是“不变的，或农业社会的婴儿期，或仅比婴儿期稍发达”。以功利主义的幸福计算标准看，中国等级极低，“他们的政府是一种处于非常简单和原始形态的专制政府，在中国，没有一种制度能够表明它已处于超过农业社会初期形态的文明阶段”(24)。

约翰•密尔遵循其父，将功利主义模式置于印度、中国和波斯问题之上，并通过“停滞”联系起来。在1838年的文章《论边沁》中他提到中国的停滞，而这与他7年前的文章《论时代精神》中提到的社会之“自然”状态有关。所谓“自然”状态就是墨守陈规与精英统治，“人们尽管有时不开心不满意，但是习惯性地默认同意法律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寻找解脱，而不是挑战它们”。更重要的是，“由于自愿默认，人们的观念情感是由最具才华的人塑造的，时代的知识和道德便随之形成”(25)。在其后的评论托克维尔的文章以及评论基佐的文章中，密尔开始关注中国，并批评导致社会停滞的政治文化。而政治多元化成为这些著作的主题。

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对这种“停滞”论推波助澜。在19世纪初，将世界经济划分成动态与静态落后国家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