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世界秩序：“重建”抑或“改良”――与赵汀阳先生商榷

一、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看“天下”论所设定的全球伦理演进目标

《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发表了赵汀阳先生的长文《天下秩序的未来性》（以下简称《天下》）。在此文中，赵先生就未来的全球秩序的演化趋势，作出了一种系统化的规范性阐述。他写道：“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秩序不是某个霸权国家或列强联盟统治世界的秩序，而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不是一国为世界建立的游戏规则，而是世界为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这段话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在“应然”的层面上，全球伦理的实践主体应当是“世界自身”而不是特定民族国家；第二，在“实然”的层面上，民族国家依然是伦理实践的当然主体，而且，由于诸民族国家的不可摆脱的自利性，民族国家之间的博弈将难以对全球利益作出一种恰当的关照；第三，因此，未来的天下秩序建立的希望，便取决于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上述“实然”阶段慢慢进入 “应然”阶段。

笔者在上述三个层面均与赵先生有所分歧。先来看第一层面。从语言哲学角度看，若我们要追随“天下”论而将“世界自身”视为全球伦理实践的理想主体，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世界自身”视为相关伦理学命题的主词，并由此给出对于“世界自身”的“本体论承诺”（在此，笔者是在蒯因的意义上使用“本体论承诺”一词的）。然而，这种仓促的承诺是否会牵连出某些“范畴错误”，则颇令人感到担心。具体而言，在具有唯名论倾向的观察者看来，并不存在着超越于世界诸民族国家之上的“世界自身”，就像不存在着一个超越于各个院系之上的“牛津大学”一样。因此，唯名论者不会对“世界自身”作出相应的本体论承诺。即使是具有唯实论倾向的观察者――如写下《法哲学原理》的黑格尔――一般也仅仅会满足于将民族国家视为统摄个体的“地上的神”，而不会突然跃进到某种抛弃诸民族国家一切特殊性的“纯世界化叙事方式”中去。

作为绝对唯心论代表的黑格尔之所以也不会这么想，乃是得缘于下述推理思路：抛却了任何民族特异性的“世界”概念，会由于丧失特定的精神规定性而沦为纯粹的外延物的集合，纯粹的外延物的集合是无法被整合为统一的行为主体的，更不会成为绝对唯心论者心驰神往的“理念”，而只能沦为构成行为主体的可能的质料。因此，“世界”本身要成为合法的主词，其前面必须要加上带有特定民族（或宗教）提示词的修饰语，如“罗马的世界”“大不列颠的世界”“基督教的世界”等等，以此展示相关“世界”之所以被统一的精神性原则。反之，将这些修饰语彻底还原掉的“世界”概念，乃是没有任何本体论根基的，而只是一个基于主观想象的人造名词而已。由上面的分析可见：无论我们采纳的是唯名论的还是唯实论的本体论立场，没有定语的“世界自身”都是一个与特定本体论承诺脱钩的空洞概念。而从元伦理学视角视之，一个包含了这样的空洞概念的伦理目标是不值得讨论的，就像在我们已然知道制造“永动机”缺乏物理学之可能性的前提下，就不该再去费神讨论“是否应当去建造永动机”一样。

再来看赵氏“天下”论的第二个层次。在“实然”的层面上，赵先生当然承认，当下的世界是带有民族指向的修饰词的。他也反复指出，当下的世界便是英语国家的世界，因为英语国家无疑在话语权设置、政治影响力、文化渗透力与武装力量威慑力等方面均据有明显的全球优势。但这里的问题是：世界的现状到底是需要缓步之改良呢，还是需要激进之重建乃至颠覆？通读《天下》全文，我们不难确定赵先生的“重建派”立场，而笔者的立场则倾向于“改良派”。不难看出，在“改良”与“重建”之间的路径选择本身亦不纯然是规范性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者对于现状的事实性判断。恰恰在这个层面上，笔者对于当下世界的“基本观察”与赵论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而为了与赵氏对于现状的过于悲观的评估相平衡，笔者将罗列一些为其所忽略的事实，以供读者参考。

二、为何说“天下”论对于现实世界的评估过于悲观？

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对于当下世界秩序的事实性支配地位，“重建派”之剑锋所指，自然便是这种支配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天下》梳理了英语国家借以支配世界的四大路径，并对其进行了全面批判。这四大路径具体是：通过对于特定政治理念的宣扬来左右世界政局，通过对于特定经贸规则的操控来支配世界经济，通过对于语言霸权的掌握来影响世界文化，以及通过优势的科技―资本力量来塑造世界的消费模式。《天下》所给出的相关分析中明显的合理成分，自然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凡是硬币皆有两面，《天下》只是引导读者看到了世界现有秩序的阴暗面，却未以只言片语论及其光明面，因此，其所给出的对于现状的评估，只能算是一种“片面的真理”。而为了能够将“另一半的真理”补足，笔者便将在转变视角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前述四大“支配路径”。

先来看“路径一”。依据《天下》之论，“人权高于主权”是美国主导下的西方霸权体系压榨世界的一种概念工具。但《天下》没有提到的是，那种现在天下人已经熟知，并亦为赵氏“天下论”自身所拥护的“国家无论大小均有平等政治权利”的观点，恰恰是美国在一战后所提出的“威尔逊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简要回顾便能告诉我们：一战后的疲弱的中国北洋政府恰恰就是借着“威尔逊主义”的东风，才从强悍的日本手里用和平手段夺回了青岛的主权，而二战中的美国，则再次凭借此原则对正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日本施以严厉的石油禁运，最终反遭“珍珠港”之祸。当然，在二战结束之后，“人权”的确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施加道德压力的重要概念工具，但是从真实的历史记录角度着眼，对于此类道德大棒的挥舞，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会导致美国对于当事国的主权的直接侵犯，甚至还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导致美国推行某种“离岸政策”（如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政权恶劣的人权记录，在客观上其实是大大动摇了美国的援蒋决心）。此外，除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等少数案例之外，战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战争并非基于人权理由，而是基于安全理由（如“911”后对于伊拉克与阿富汗的入侵，至于这样的“安全理由”是否强词夺理，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或者基于保护盟国的条约性义务（如在“韩战”中对于大韩民国的义务，在“越战”中对于南越共和国的义务）。

不容否认，即使在美国国内，上述战争正当性，大多都遭到了各方的质疑，但从逻辑角度看，至少与“基于人权原则的战争行为”相比，“基于安全理由的战争行为”显然与威尔逊原则更为相容（因为威尔逊原则自然也适用于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本身，而美国自身的自卫权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依据笔者浅见，如果我们真要对美国参与的这些战争的正当性提出严肃的质疑的话，那么与之进行理论的入手处，便不是作为普遍性原则的威尔逊原则本身，而是美国统治集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该原则的具体理解方式――否则，对于该原则本身的怀疑，也会使得我国在历史上对于诸如“青岛回归”之类政治红利的享受丧失根据，并以此使得我方的立场也陷入逻辑上的不自洽。而这也就是笔者提倡对于国际现有政治秩序，施以“改良”而非“重建”的基本理由之一：因为对于国际社会运行现有秩序――威尔逊原则的根本性干扰，会使得该原则对于我国利益的保护机制也遭到干扰，并由此对我国的长远利益构成至少潜在的危害。

再来看“路径二”。赵文指出，当下的国际政治贸易与政治原则既然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那么它们肯定也就单方面地有利于这些强国，而无法被有机整合入他心目中的“天下”观。然而，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至少就这些规则中的“威尔逊原则”而言，其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对于弱小国家权益的保护机制乃是不容否认的。而更为宽泛地看，经济领域内的很多由西方主导的规则制度――如WTO的规则制度――在历史上也曾经帮助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而非单方面对美国有利。再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在典型的规则制定活动中，特定执行主体往往会将规则表述虚化为一个“命题变项”，而特定执行主体的偏好亦会被相应地转化为“命题函项”。由此，规则的表述也就达成了某种至少表面上的“无私性”。有的读者或许会说：既然这种“无私性”仅仅是“表面性”的，那么，规则制定者的原初意向状态就会对规则的语义本质的构成施加决定性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实在是轻视了语言游戏自身的“普遍化魔力”之效：实际上，规则一旦被更多的玩家在更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遵守，那么，其字面意思就会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一套与原初制定者本意分离的新语义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游戏的旧玩家对于新玩家的优势梯度也会被逐步缩小（尽管可能无法被彻底消除）。而了解到这一点的游戏新玩家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抉择：到底是应努力学习既有的游戏规则，以求“融入”呢，还是应努力建立一套新规则，以求“重建”呢？考虑到“另起炉灶”所可能导致的与旧规则全体玩家全面决裂的风险，以及青涩稚嫩的规则摸索者在新游戏创制方面往往会犯下的种种错误。在笔者看来，执行“融入”战略的成本与风险反而要显得可控得多。

在此，我们不妨以上文的讨论结论为引子，来探讨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即所谓的英语世界的语言霸权问题（这也就牵涉到了英语世界借以支配世界的所谓“路径三”）。赵文指出，在今日的世界中，以英语为载体的知识霸权与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依然有效，而这一点也是美国继承大不列颠帝国的一个重要历史遗产。不过，在笔者看来，《天下》给出的这幅关于“英语霸权―英国国家霸权关系”的图景实在过于简化。实际上，即使在大不列颠最为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德法等欧洲传统强国的科技实力与语言软实力依然是让英语世界深感忌惮的。换言之，“日不落帝国”即使是在其全盛期也都没有真正建立起过压倒性的全球英语霸权，而后来居上的美国又谈何继承这一子虚乌有的“遗产”？而更富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以美国为核心的英语霸权力量之所以能够建立，恰恰是二战中的德语世界挑战了前文所提及的“威尔逊体系”的历史后效。具体而言，正因为践踏着该体系的纳粹政权不承认日耳曼民族之外其他世界民族的平等政治权利，才使得欧洲大陆的大批非日耳曼族知识精英，不得不转而投奔作为“政治安全岛”的美国，并最终促成了美国国力之进一步壮大。

除了关于语言传播进程的历史图景描述方面的分歧之外，笔者还不赞同赵先生的一个与之相关的观察：当下美国基于英语传播力的人文软实力，一定会导致对于其他文化精神命脉的切断与割裂。让我们不妨来看看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首先，英语是一种对于外来词汇吸纳力非常强的语言，英语自身的传播过程同时也就是英语不断被“去美国化”或“去英国化”的过程。譬如，你要用英文讨论日本明治维新，就必须使用大量日语单词的罗马化转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说的就是一种“半日语”）；你要用英文讨论古罗马的马略军事改革或凯撒的高卢征服史，也不得不预先熟悉那些与该话题相关的拉丁语单词。因此，或许恰恰是因为受惠于英语的这种兼容并蓄的特征，某些非英语世界的文化信息才得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流通。其次，时下英语国家文教系统流行的“政治正确”原则，实际上是为非英语主流文化在英语世界的生存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与制度方面的保护（因为根据该原则，诸如亚裔文化、黑人文化之类的亚文化都应当在文教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再次，在英语业已成为国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通行工作语言的大前提下，假若非英语国家自行设置固化的语言屏障予以激进的“文化抵抗”，客观上必将使得屏障设置国的学术界失去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切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