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敬雷：中国为什么接受产生于西方的共产主义？

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变革经历了从西方传播而来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共产主义三大思想的洗礼与冲击。前两种从理论到实践都失败了，只有共产主义思想落地生根，在中国确立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产生于西方，为什么到中国以后的命运和结局迥异?

一、君主立宪

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将世界上的政治体制划分为三种形式：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君主立宪制是指以世袭的君主作为国家元首,君主权力按宪法规定受到一定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现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一般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有：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卢森堡、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日本、马来西亚、摩洛哥、尼泊尔、泰国、斯威士兰、汤加、阿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莱索托、不丹。其中一些是社会和技术很进步的先进国家，如欧洲的一些君主国，以英、日、比、荷、西等国为典型代表；一些是震撼世界的“石油皇帝”的君主国。

实行君主立宪就是对君主绝对权力进行约束和分割，使之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君主作为总负责、总裁判，对分割出来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平衡，避免权力真空带来的混乱，以免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

世界诸国通过君主立宪过渡，由专制走向民主，逐步还权于民，给了民众学习和适应民主政治的时间，成功转型的例子不少。相反，通过革命走向共和的国家，要么出了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要么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陷于动荡、对立，直至出现新的绝对权威，失败的例子很多，而且代价高昂。君主立宪比革命对社会的破坏力小很多。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紧闭的大门，西学东渐，从统治阶级到社会各个阶层掀起研究学习西方的热潮，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并对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疑问，认为这是国力衰落的根本所在，主张中国向英国学习，从中吸收和借鉴不同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相对缓和的制度变革，期待以此增强国力，改变积贫积弱的状态。

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道德、信仰都有历史传承，除非被外族所灭，难以遽然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君主专制的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选择君主立宪制应该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一）君主因素

君主立宪要将行政权力从皇帝那里分离出来。对于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的君主来说，放权如剜疮割肉一般痛苦。明清时期的帝王拥有世界上最高程度的专制集权，却几乎没有权利与责任的概念。晚清统治者不明白基于皇权的专制体系，在世界政治体制变革中已经不适用，能够保护他们自身且造福国家的恰恰是放弃部分权力。君主必须超然于各派政治力量之上，才能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才能获得各方力量的一致拥护，避免陷入具体行政决策纠纷中。相反认为，放弃一分权力，就意味失去一分控制，失去一分控制，就意味增加一分危险。

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的能力、意愿、权威都是必需条件。君主能否获得各方力量支持是君主立宪制的关键。晚清王朝的权威在不断的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已经大打折扣。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之大，自明亡以来，无出其右。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慈禧，思想和眼光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天皇不可同日而语，在历史紧要关头，更多考虑自身皇权存亡危机，不愿意主动让权。

作为甲午战争的决策者，光绪皇帝威望大受打击，虽然痛定思痛，下决心推行维新变法，却陷入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之争。与后党相比，帝党中的维新派成员都是既无经验亦无权力的书生。光绪是没有实权的皇帝，保住自己的位置都成问题，没有能力完成君主立宪这样艰巨的历史重任。其后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更加没有能力和威望。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最有实力和功劳，但中国已经走向共和，再回头搞君主立宪就是复辟倒退。这是后话。

（二）官僚因素

晚清官僚系统腐烂，大多数官员只关心自己的官位，根本不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没有理想，只有权术，没有道德，只有势利，不会为国家民族考虑，只要帝王高兴，能保住自己的位子即可，民间疾苦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忠君放在爱国的前面，君王比国家更重要，官僚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帝王的概念，只要忠于帝王就可以了。不忠君就是不爱国，就是朝廷的敌人。实际上，大大小小的官吏也绝非忠于帝王，而是效忠自己的上级。

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大臣都属后党，而且皆为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论法的精神》早已问世，他们不可能不意识到君主专制是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桎梏，但在权力斗争中依然选择了太后阵营，绝非见识问题，而是千百年封建专制使他们都变成了政治上的势利眼和墙头草，出于利益权衡和考量，做出了现实选择。

地方实力派依附太后，目的之一是要利用太后手中的实际权力推行君主立宪。但是历史没有证明他们具有卓越的政治远见。西太后作为清廷最高统治者，镇压了维新变法，强行终止君主立宪活动，虽然在庚子国变后又重启以君主立宪为主旨的晚清新政，却在去世之前毒死光绪皇帝，改立当时只有三岁的宣统，彻底埋葬了晚清立宪成功的最后希望，因为在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一个三岁孩子根本无法担任须有崇高威望而且对政治纷争拥有最后裁决权的君主。

（三）国民因素

君主立宪制能否被国民广泛接受和拥戴非常重要。满清王朝作为外族统治中国两百余年，为维护自身统治，对汉族进行过利诱拉拢，但是满汉之防始终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满族统治者的异族心态从未消除。如对其龙兴之地的东三省制定严禁汉族移民的政策，有清一代从未选择汉族女子为王后或皇妃。满族统治者狭隘的血统观念及其行为极大地限制了其作为中华各个民族的代表性。正因如此缘故，甲午战争中日本刻意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藉以攻击满清王朝在民族代表性方面的缺陷，促使中国汉族民众放弃效忠满族皇帝，响应并倒向侵略者。

尤其致命的是中国专制持续时间太长，影响时间太深，大多数中国人对君主立宪的认识和理解非常错误，普遍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关心谁当皇帝、谁组阁，不关心国体的改变和政体的运作，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甚至认为中国需要皇帝乾纲独断，或者革命领袖虽然没有皇帝名号，但须有皇帝权威。这是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失败的重要原因。

经历过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的奇耻大辱，中国在内外压力逼迫下艰难地开始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国民的愚昧无知，更由于专制顽固势力的强大，统治者狭隘与自私，绝对不允许政治变革动摇自身统治、触动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牺牲变革和以国家衰落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向维新派举起屠刀，堵死了中国通往君主立宪制的大门，导致了由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的失败。最终革命派以暴力手段终结了中国长达两千年历史的封建帝制。

二、民主共和

君主立宪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平稳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机会。中国开始尝试对中国更为遥远、更为陌生而且全无历史传统的民主共和制。

民主共和是现代绝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西方包括东方许多国家生根发芽，发挥巨大作用，但它在中国命运多舛，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接受。中国始终未能按照民主自由原则建立起整套国家制度。究其深层次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与中国传统冲突

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离不开自身的传统与文化。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王朝的统治思路是“外儒内法”，外表是儒家，本质是法家。法家核心思想是用严刑峻法将民众变成驯服动物，牺牲自己为君王服务。中国专制统治十分残酷，贫苦农民周期性地用起义造反的方式进行激烈反抗。

民主共和制度源自欧美，核心是尊重人权和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与法家思想完全抵触，使得专制统治者彻底排斥。加之它伴随列强坚船利炮进入中国，中国独裁者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号，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借口，拼命攻击民主共和制国家对中国居心险恶，大肆宣扬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不适合中国文化传统，诋毁、抹黑和抵制民主共和制度。

(二)与大多数人冲突

民主共和是中国精英追求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欧美留学生回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幻想中国走民主共和国道路。胡适是代表人物。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一生都在宣传和践履。他宣称自己是“过河卒”，坚持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他曾建立“自由党”。即使在访问苏联以后，他仍然提出要以“苏联的计划经济和美国的民主政治”改造中国。

民主共和从蓝图设计真正成为现实制度，需要大多数人接受和支持。中华民国成立时，革命党人在很多方面自身都没有准备好，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冲突。除了少数精英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真正明白独立、自由、民主究竟为何物，不知道民主共和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仅仅只认为“等贵贱，均贫富”对自己有利。中国在这种民意基础上实行民主共和制，命运可想而知。

(三)与利益集团冲突

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势必触动执政集团自身既得利益，需要执政集团让渡乃至放弃自身既得利益，否则绝难成功。

1946年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当天做出四项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会议通过五项议案，分别为《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

按照《宪法草案案》之规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将成为历史，共产党也将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做法。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标志着自1927年开始的国共武装斗争终将结束，中国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家。

然而，参加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共8人，在38名政协会议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居于少数，政协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会议中国民党备受抨击。政协闭幕的当天，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谷正刚、张道藩等人便在国民党中央大会上嚷嚷着“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蒋介石也表示对宪草（修改原则）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陈布雷报告称：“本党自政协会议以后，同志之间或则愤激过度，或则消沉已极，或则观望风色另求出路，或则积年怨望，急求发泄。彼一会议，此一叙谈，其状况至为复杂。”“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