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国良：思想史视阈下的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

一、说不完的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因其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而又被称为“圣托马斯・莫尔”，他是英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在英国历史上有其显赫的地位，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也有其一席之地。

莫尔曾出任亨利八世的大法官，跃升为王室重臣、政府最高长官。这时，亨利八世因为与王后的离婚问题同罗马教庭发生矛盾，并以此为借口在英国推行宗教改革，宣布与罗马教庭脱离关系。莫尔对亨利八世处理与王后的婚姻问题以及与罗马教庭的关系问题都持不同看法，对亨利八世借宗教改革掠夺教会财产和地产的做法更是极为反感。莫尔无力改变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也无法让莫尔低头。1535年7月6日，莫尔被恼羞成怒的亨利八世送上断头台。莫尔最终成了专制王权的牺牲品，也成了自己所坚守的信仰的殉道者。

在遇难后的十多年间，莫尔在英国国内一度成了禁言的话题。随着岁月不断洗白过去的政治恩怨，时间日益冲淡昔日信仰的界限，莫尔终于成了人们可以自由谈论的对象。不过，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之后，莫尔的形象已变得越来越模糊，离现实越来越遥远，但其承载的内涵似乎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多元。无论是英国人和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们，无论思想上的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也无论是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无神论者，似乎都能饶有兴味地谈论着他们自己的莫尔。

英语发展史和英国文学史上有莫尔的位置。他站在乔叟和莎士比亚之间，是把中世纪的英国和近代的英国连接起来的人物。他用英文写作，在英国语文、英国散文和英国文学的传承关系上，是贯通中世纪英语与近代英语的桥梁和纽带。他的文学创作为英国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到来，在思想上和艺术形式上作了准备。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思想史有莫尔的一席之地，他是把英国和欧洲结合起来的人物，他用当时欧洲的标准语言拉丁文写作，留下了像《乌托邦》这样的思想瑰宝，他是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初期英国和欧洲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不仅直接影响了莎士比亚、拉伯雷等文坛巨匠，也开了后世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先河。

莫尔生前算不上是一位正统的天主教信徒，但天主教却极为推崇他的忠诚。1886年12月29日，教皇利奥十三为莫尔举行宣福礼，封其为真福者。1935年5月19日，教皇庇护六世正式封莫尔为圣徒。从1970年开始，莫尔的名字被编入罗马天主教圣徒日历。2000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宣布莫尔为“政治家的天堂守护神”。

虽然莫尔极力反对建立英国国教的改革，但1980年他被正式列入英国国教改革殉难者名单，作为基督教圣徒和英雄编入英国国教日历，并把其殉难日即每年的7月6日定为纪念日，日历上写着“学者托马斯・莫尔，宗教改革殉难者，1535”。英国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厦和伦敦塔均有他的纪念牌位。

在莫尔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尚未出现，但后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在讲述自身发展史时往往都会追溯到莫尔，把他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视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1918年，莫尔的名字被刻在莫斯科红场的“为劳动阶级解放而斗争的优秀思想家和活动家纪念碑”上。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500年，便是从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的。

仅从上述几个小例子便不难看出世人认识莫尔的多元性、多维度、复杂性和高难度。相信每个读到莫尔生平和著作的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莫尔。但是，不管一个人信仰为何，就像莫尔的传记作者、曾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的安东尼・肯尼所说，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莫尔是始终如一的，《乌托邦》的理想与莫尔最终的坚贞是一致的……今天的许多人都已经经历了莫尔所誓死反对的东西，那就是用恐吓和武力的方式强迫别人去接受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管其动机和结果如何，这种行为本身都是可憎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欣赏莫尔这类人的宁死不屈的勇气。”〔1〕莫尔的另一位著名传记作者钱伯斯也同样指出，从《乌托邦》所表达的思想，到他受审时所说的话，莫尔的理想是一贯的。莫尔与亨利八世的分歧，说到底不是信仰的分歧：莫尔是为信仰而死的，而亨利八世杀害莫尔却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一个专制暴君的私欲。在这里，“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天主教与新教，而在于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亨利的工具如克兰默和里奇之流的区别。天主教与浸礼会教徒比起这些人来在信仰方面其实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而克兰默、里奇之徒的“信仰”只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国王的愤怒就是臣民的死亡”。用《乌托邦》里的话说就是：“这是只知服从权势的人和持有乌托邦公民必备信念的人之间的区别。这一信念是远远超越于当权者所规定的是非标准之上的。”〔2〕刘易斯对莫尔人格魄力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我们之中最好的人，站在莫尔面前都要向其脱帽致敬。”〔3〕

二、 道不尽的乌托邦

莫尔在1515年5月至10月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动笔用拉丁文撰写《乌托邦》，该书于1516年12月正式出版，出版时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世界名都伦敦才德出众、议论风生的市民、副司法行政长官托马斯・莫尔著。

《乌托邦》一出版即受到当时社会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一方面赞赏莫尔的文学天才，一方面高度评价《乌托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独创性。《乌托邦》初版于1516年12月底问世，第二年原出版商即在巴黎出了新版。由于这两版文字错误较多，1518年3月和11月又推出了由莫尔亲自校订的两个新版本。到16世纪末，又先后出了1520年巴黎版、1548年卢文版、1555年科隆版等不同版本。此外，19世纪之前的拉丁文版还有1613年的汉诺威版、1629年的科隆版、1631年的阿姆斯特丹版、1663年的牛津版、1750年的格拉斯哥版等。由此不难看出，这部书在拉丁语世界是相当流行的。

为满足非拉丁语读者的需要，《乌托邦》陆续出版了各种民族语言的版本。最早的民族语言版是1524年的德文版。此后到16世纪末又有了1548年的意大利文版，1550年和1559年的法文版，1551、1556和1597年的英文版以及1562年的荷兰文版。后来，1636年在科尔多瓦出版了西班牙文译本，1789年和1790年又出版了分别从法文和英文翻译的俄文版。也就是说，到18世纪末，欧洲各主要语言几乎都有了《乌托邦》的译本，不少语体还出版了多个译本。进入20世纪以来，《乌托邦》的各种译本更是不计其数。

《乌托邦》对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随着《乌托邦》一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广为传播，“乌托邦”一词也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各种语言文体中由此增添了一个新的词汇，而由这一词汇所负载着的乌托邦思想也随之得以传播和扩散。文学、哲学、宗教、艺术以及各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先后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于是，即使对莫尔生平一无所知的读者，仍然可以享受阅读《乌托邦》的乐趣，不论把它当作是对一片新大陆的描述，或当作是除了讽刺以外并没有其他严肃目的的轻松小品，或当作用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严肃政治与经济纲领。甚至既不了解莫尔也没有读过《乌托邦》的人，也可以对他自己的“乌托邦”侃侃而谈。“乌托邦”早已越出《乌托邦》，衍化成了一种符号，这就是思想的魅力！

《乌托邦》确实名副其实，称得上是一本“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它就像一座蕴藏着无尽宝藏的矿山，供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们去阅读开采。莫尔的当代传记作家理查德・马里乌斯在谈到《乌托邦》时写道：“花一个晚上就可以把这本小书读完，然而，要理解它或许需要一生的时间。”〔4〕

《乌托邦》之所以历久弥新，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乌托邦思想。列宁说过，“‘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5〕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私有财产的出现，剥削和压迫现象的出现，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人类由此也开始了漫长的逐梦和筑梦的时代，无论是古代中国人的“大同”和“桃花源”，还是古代西方社会的“理想国”和“千年天国”，都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乌托邦是人类古老梦想的近代化。莫尔在吸收古代思想元素的基础上，借助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现实素材和时尚的文学表现手法，找到了批判现实社会，擘画理想蓝图的新形式。借助于乌托邦这一思想形式，莫尔成功地表达了对自身所处时代不公正现实的抗议。从文学角度而言，《乌托邦》这种亦真亦幻的表现手法，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即在结构上用两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部分，用不同的叙事手法，使不完美的现实与完美的“虚构”形成强烈反差，从而促使人们反省现实，追求未来。莫尔之后，他所开辟的乌托邦文学之路并没有因他的遇难而中断，而是不断为人所效法，绵延不绝而至当今。

距离《乌托邦》发表将近一个世纪的1601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康帕内拉在西班牙占领者的监狱里挥笔著就《太阳城》。《太阳城》深受《乌托邦》的影响，也是用对话体裁写成，描绘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按照根本不同于当时意大利和西欧各国社会制度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型理想社会“太阳城”。《太阳城》手稿被秘密带到狱外广为流传，并于1614年被带往德国，1623年在法兰克福正式出版。《太阳城》宛如《乌托邦》的姊妹篇，是又一部重要的早期乌托邦作品。

《太阳城》的手稿流传到德国，直接催生了德国的早期乌托邦著作《基督城》。《基督城》的作者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认真研读过莫尔的《乌托邦》并深为叹服，再读到《太阳城》的手稿更让他激动不已。安德里亚从《乌托邦》和《太阳城》得到直接启发，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结合多年国内外游历的见闻，以他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为宗旨，精心绘制了他自己的理想国“基督城”。同样是采取文学游记的体裁，描述了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与《乌托邦》和《太阳城》不同的是，它直接采用了作者亲身经历的第一人称的写法。《基督城》出版于1619年，与《乌托邦》和《太阳城》一起并称早期乌托邦三部曲或三颗珍珠。

就在《太阳城》正式出版的当年，在莫尔的故乡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开始撰写他的《新大西岛》。但该书未及完成培根就猝然离世了，未完稿于1627年发表。《新大西岛》向世人描绘了一幅科学乌托邦图景，是培根以文学形式对“复兴科学”伟大理想的形象化勾勒。该书虽然在内容上与《乌托邦》等没有共通之处，但其写作方式显然受到了莫尔《乌托邦》的影响，在早期乌托邦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又过了半个世纪，法国人德尼・维拉斯出版了《塞瓦兰人的历史》，虚构了一个存在于“南方大陆”上的国家――塞瓦兰的故事。该书开篇即提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和培根的《新大西岛》。《塞瓦兰人的历史》开启了法国人乌托邦文学的先河，在它问世后，很多人群起摹仿，如克劳德・吉尔伯的《卡列耶哇岛的历史》、狄梭・德・帕托的《雅克・马瑟的航行历险记》等，到18世纪末有较大影响者已有十余部之多。这部书被译成德文后也曾流行一时，被康德称为柏拉图和莫尔乌托邦的续篇。

从17世纪到19世纪，尤其是在英法等欧洲主要国家，用乌托邦作品批判现实制度成了人们喜欢采用的方法，出版了数百种这类著作，而究其源头，则始于莫尔的《乌托邦》。19世纪更是一个乌托邦盛行的年代，充斥着种种乌托邦书籍和设想。仅仅在该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就有大约近百部乌托邦作品面世。在此后的岁月中，甚至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今天，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和思想传统仍然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