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习近平主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是精神的胜利，因此也是文化的胜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千年以降，中国人曾失去原有的精神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不料，一个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于是他以后的男人们都渐渐雌化了。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形容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了巅峰。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不到10天，辽东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俄战争中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是逃走时中弹的。
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甲午战争后，甚至连清朝的属国朝鲜也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朝鲜《独立新闻》1896年发表文章称：“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8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日本与中国：学习与反哺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
两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什么都学，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看看京都和奈良的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的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成了中国。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国为“中华”，日本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对华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甲午以来，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异样了。中国当日本的老师两千年。日本当中国的老师近百年。今天我们的语言甚至都受日本影响极大。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社会名词的70%。如果删掉这些名词，很难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为之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周恩来和鲁迅。有人说，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换在两个女人手中完成，一个是秋瑾，一个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在这些辛亥革命党人身上，依稀可见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拯救中国人的肉体上，他毫不犹豫地挑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他想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是五四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
日本侵略过亚洲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进行过反思。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可惜韩国人的认知只走到这里就止步了。韩国离日本更近，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浮海求学的场景。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它差不多算是一场文艺复兴了。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间人为尊。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
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甲午与抗日――对手一致，结局迥异
甲午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前，抗日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后。这两场战争战场一致，对手一致，但结局迥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为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赢得最为悲壮。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在那之后也没有。明治的荣光，至今是日本人挂在嘴边的荣耀。
而在中国，“五四”一代人则是先秦以来最有朝气、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发生了猛烈碰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的碰撞，这种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纪意味。甲午战争后期，日本人已经没有了激情。但抗日战争就不是这样。1945年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它还一口气在江西等地攻占了十八座城镇。它的激情在燃烧，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对手。
读一读《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野心贲张，口气如天，倒也不失男子气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种，小东西有大志向。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反观中国近千年间，就无人敢讲这样的话。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同。看看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挥斥方遒？他的书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啸着从纸上站立起来。
千年来，小农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万里长城是防御的极致。中国的英雄，多是在防御战争中产生的。中国古代很少讴歌战争。纵是大唐盛世，描写征战的诗词也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虽然不失豪放，也摆脱不了悲凉无奈。然而你看看毛泽东的战争诗，哪有一点凄惨的音调？最典型的是《七律・长征》。困苦到那种非人的地步了，毛泽东还吟唱：“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抗日战争是最精彩的序幕
抗日战争的侵华日军，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强盛，也是野心最张扬的一代。日军在中国战场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高级将领，都参加过奠定日本强国地位的“日俄战争”，年龄多在五十开外，正处于成熟和巅峰状态。
与之相比，毛泽东和他的将领们则是小字辈。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时30岁。林彪被任命为军团长时年仅24岁。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时35岁。1946年粟裕赢得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时39岁。然而正是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态投入抗日战场，创造了历史。
青春具有无尽的冲击力。青春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林彪到抗大讲马列课，大家都准备记录，林彪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众人目瞪口呆。关汉卿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林彪可能读过关汉卿这句话。他爱吃炒黄豆。他在不断咀嚼中体验战争的硬度。平型关一战，正是林彪，改写了日本陆军不曾失败的历史。
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影响深远。这个战役的命名，豪情满怀，闪烁着英雄主义光芒。这是一个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的极富有诗意的命名。当时参加战斗的有105个团(次)，左权在听完汇报后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这个响亮的名词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怀，他说：“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1950年12月1日，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亲笔起草给38军嘉奖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38军万岁！”称一个军“万岁”，这在我军历史上，不，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第一次。彭德怀的胆量和豪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自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21个国家军队交过手，未尝败绩，抗日战争就是最精彩的序幕。

抗日战争中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坚强，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
日本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樱花，当其灿烂盛开之日，也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他最荣光之时。日本人认为这二者都是美的极致。我曾在冬天去过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学生们一律都穿短裤，裸露着冻得发紫的小腿。孩子们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
日本谚语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国人则总是劝人“慢走”，“你慢慢吃”。这种精神下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是看轻生命的。世界公认西方最强悍的军队是德国国防军，但在斯大林格勒，保卢斯元帅率领9万名士兵集体投降。而日本军人在绝境中通常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极少降服。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如死猪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