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瑟斯：“民主转型范式”的终结

原文摘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催生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研究中的“转型学”或转型范式，即任何独裁或威权国家的变化都是朝着自由民主方向的直线前进。但是，过去几十年的事实证明，很多国家的转型并不是朝向美国人所期许的自由民主方向，而是进入了“灰色地带”，转型学的很多假设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已经是放弃转型学的时候了，以便美国的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有效。
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全球)七大不同地区内的动向汇聚在一起，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1)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南部右翼独裁政权垮台；(2)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整个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政权被民选文官政府替代；(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部分东亚和南亚部分地区独裁统治衰落；(4)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5)1991年苏联的解体与15个后苏联共和国建立；(6)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段时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一党制政体的数量有所减少；(7)20世纪90年代，一些中东国家出现一股微弱但可识别的自由化趋势。
这些不同动向的起因、形成和速度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至少在每个地区的几个国家中，发生着从独裁统治到更自由和更民主治理的联动。虽然这些动向不尽相同，但它们相互影响着，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建立在另一个之上。因此，特别是在西方，这些动向被许多观察员看作一个更大的、整体化全球民主趋势的一部分。多亏塞缪尔・亨廷顿，这个趋势被广泛地称为第三波民主。①
美国政府及范围更大的美国外交政策界，积极地抓住了这股引人注目的政治变迁潮流。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统罗纳德・里根、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其他美国高层官员就经常提及“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大批活跃的政府组织、半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外民主的形成。这个全新的“民主促进团体”迫切需要一个分析框架来概念化和回应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美国民主团体在面对第三波初期的时候，即南欧、拉丁美洲及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菲律宾)的民主化，就立即接受了民主转型的分析模型。他们主要是从自己对正在发生的民主转型模式的解读中推导出这个模型的，但在部分程度上也是源于“转型学”(transitology)这一新型学术领域的一些早期作品，尤其是奥唐奈尔(Guillermo O'Donnell)和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的开创性著作。②
随着第三波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传播到东欧、苏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其他地域，民主倡导者将这个模型延伸为理解民主化的通用范式。它在美国政治圈中变得无处不在，成为一种谈论、思考和设计全球政治变革进程干预的方式。即使那些政治变革的模式有很多变化、对民主转型过程和性质的不同学术观点日益增长，但它依旧保持稳定不变。③
转型范式在某些重大时刻和发生令人震惊的世界政治动荡的时候有所作用，但是现实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模型已不再与其相符。被美国国会和援助人员们坚持称为是转型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向民主转型，那些所谓正在展开民主转型的国家，许多都没有沿着模型前进。坚持使用已经失去生命的范式，只会拖延民主援助领域的前进、让政策制定者误入歧途。现在是时候认识到，转型范式已经失去生命力，应该寻找一个更好的透镜了。
核心假设
转型范式由五个核心假设界定着。第一个假设是其他四个的总纲，即任何一个摆脱独裁统治的国家都被认为是在向民主过渡。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当时很多地区政治变革加快，许多政策制定者和援助人员就条件反射式地将那些原本是专制国家但正在尝试一些政治自由化的国家，贴上了“转型国家”的标签。“转型国家”的数量急剧增长，将近100个国家(大约20个在拉丁美洲、25个在东欧和苏联、20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0个在亚洲以及5个在中东)被扔进了转型范式的“概念锅”中。一旦被贴上了标签，根据它们政治运动的方向是朝向还是远离民主，它们的政治生活就被自动分析了，引用一个非常惊人的例子，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这个饱受冲突蹂躏、正经历冗长且往往是不透明、几乎没有民主进程政治变革的国家，描述为“转向民主、自由市场的社会”④。
第二个假设是，民主化倾向于按照一个有序的过程展开。首先是一个开端，一时的民主发酵和政治自由化出现在独裁统治政权出现裂缝的地方，在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出现最为明显的断层。接着是突破，政权垮台并迅速崛起一个全新的民主体制，与之相伴的是通过全国选举而获得权力的新政府以及通过颁布新宪法来确立的民主制度结构。转型期过后则是政权的巩固期。它是一个缓慢但是意义重大的过程，在这期间，通过国家制度改革、选举常规化、市民社会的增强以及大众对新民主政权的适应，民主由宏观的框架转变为具体的实质。⑤
民主人士承认，转型国家不都必然沿假定路径――从开端、突破到巩固――稳步前进。他们说，转型国家除了沿着理想路径前进外也能够而且确实会倒退、停滞。但即使是他们所愿意承认的偏离预期的路径这种说法，仍是局限于路径本身而言的。所有选择都是根据国家在路径上的速度与方向决定的，而没有考虑完全不沿着假定路径的运动。此外至少在第三波的巅峰年度里，许多民主迷们无疑地相信着：虽然几十个新的转型是否成功还没有确定，但是民主化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旦最初的“突破”发生后，它很可能会蓬勃发展。不管(转型论)追随者们如何否认，都有不少民主目的论暗含在转型范式中。⑥
与民主化的核心过程观念有关的是第三个假设，即相信选举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民主倡导者们没有犯“相信选举等同于民主”这一批评者们经常指出的错。多年来，他们提倡和追求更大范围的援助计划，而不仅仅是关注选举。但是，他们往往对定期的、真正的选举(制度的确立)将推进民主化，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坚信，选举不但会为后独裁政府提供民主的合法性，而且选举会扩大和深化政治参与和(政府)对其公民所承担的国家民主责任。换句话说，当(一国)尝试向民主转型时，选举不仅是一块基石，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成为开启进一步民主改革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第四个假设是构成转型国家基础条件的经济水平、政治历史、制度遗产、民族构成、社会文化传统或其他结构性特性，在民主转型的开始或结果中都不是主要因素。第三波早期的一个显著特征表明，无论在蒙古、阿尔巴尼亚还是毛里塔尼亚，民主似乎总在最不可能和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这一切似乎说明，对于民主化来说必要的，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作出走向民主的决定和那些精英击退反民主势力的相反行动的能力。
第三波的活力和广阔的范围埋葬了陈旧的、决定性的和不利于民主的“文化假设”，如只有拥有像美国一样的中产阶级或继承了新教个人主义的国家才能走向民主。这个新的观点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援助人员而言，突破了长期的冷战思维，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准备好接受民主”，而这一心态与美国支持反共独裁者的世界政策相吻合。转型学的一些早期作品也反映出了民主化“无先决条件”的观点，学术文献中的这一转变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始于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民主转型的动态模型》。⑦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政策界，这个全新的“无先决条件”的观点是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乐观的甚至是解放性的观点，它被当成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被轻而易举地翻译为各种语言，跨越不同的国界，当人们一提及民主，“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转型范式所依赖的第五个假设是，构成第三波的民主化转型建立在一个团结一致、运转正常的国家之中。民主化过程假定包含了国家制度的一些重新设计，如建立新的选举制度、议会改革和司法改革，但是都被当作对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的改良。⑧民主援助人员一旦接受了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化框架，就不会去重视一个从零开始建立国家或者国家运转基本失灵的社会在尝试民主化时所面临的挑战。对于南欧或拉丁美洲而言，这似乎并不是问题，这两个地区都是作为形成转型范式的经验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推动者确实考虑过把国家建设作为转型过程一部分的可能性，他们假设建立民主与建设国家是相辅相成的或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
进入灰色地带
让我们从范式的基本假设转换到(现实)经验的记载。有时，想评估第三波进展程度的努力未果，因为这还为时过早。民主人士声称，民主不是一天建成的，所以为过去20年才开始民主转型的几十个国家做出评论也为时过早。虽然可以确定的是，“转型国家”的当前政治情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跨度，来表明转型范式是如何陷入停滞的。
近些年，被看作“转型的”100个国家里，只有数量相对较少的国家――可能少于20个――正明显走向成功的、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或者至少已经取得一些民主进步和仍然拥有(进行)民主化的积极动力。⑨这些国家中的领军者主要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比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尽管也有一些位于南美和东亚，尤其在智利、乌拉圭和中国台湾。那些进步虽不多，但似乎仍在前进的国家有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墨西哥、巴西、加纳、菲律宾和韩国。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第三波的国家都还没实现相对运转良好的民主，或也似乎不再深化或前进了，无论它们已经取得多少民主进步。在少数一些国家，最初的政治开端已经明显失败，独裁政体得到重新巩固，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和多哥。大部分“转型国家”，既没有走向独裁也没有明显走向民主。它们都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灰色地带。⑩它们都有一些民主政治生活的特征，包括为反对党留下最低限度的政治空间和独立的公民社会，也有定期的选举和民主宪法。但是，它们也承受着严重的民主赤字，通常包括公民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代表、除了投票以外政治参与低、政府官员频繁滥用法律、合法性不确定的选举、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低和国家机构表现持续欠佳。
随着那些陷于彻底独裁统治与完善的自由民主之间的国家增多，政治分析家们提出了一系列“达标民主”(qualified democracy)术语来描述它们，其中包括半民主(semi-democracy)，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表面民主(facade democracy)，假民主(pseudo-democracy)，弱民主(weak democracy)，部分民主(partial democracy)，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和虚拟民主(virtual democracy)。(11)有一些术语，如“表面民主”和“假民主”只适用于灰色地带中相当特定的国家。其他的术语，如“弱民主”和“部分民主”则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尽管这些术语可以派上用场，特别当根植于深入分析如奥唐奈尔关于“委任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的作品，但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倾向：分析家们把灰色地带的国家描述为一种民主类型，而他们事实上是在把转型范式用在那些政治演进会使范式产生问题的国家上。(12)大部分“达标民主”术语被用来描述那些正卡在假设的民主进程中的国家，通常是在巩固阶段的初期阶段。
在灰色地带的政治模式有着巨大的多样性差异，会有许多的子类型或子范畴被设想出来，所以，要想评估灰色地带政治的本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分析的第一步，有两个广泛的政治综合征在灰色地带里十分常见，它们不是严格地用来描述政治体制类型，而是一种政治模式，它们已变得很常见，甚至有点根深蒂固了。虽然这两个症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不同的，基本上是相互排斥的。
第一个症状是无效多元主义(feckless pluralism)。政治生活被标记为无效多元主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