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超：警惕“民主化范式”的认识论缺陷

袁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讲师，上海社科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向）科研助理

历史虽毫不吝啬地彰显了民主政体的丰功伟绩，但也从未掩盖民主政体下的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给民主写尽了“赞美诗”，而21世纪以来，民主国家却开始普遍遭遇治理危机，甚至陷入政治衰败。2014年3月1日，一篇刊载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民主政体出了什么问题？》（后文简称《问题》），引发人们对民主国家政治衰败的广泛关注。文章指出，“1980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但2000年以来，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民主的问题已经没法用简单的数字来呈现，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已经滑向专制政权，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那些本应为新民主国家提供范例的制度已开始显得过时和功能失调……美国成了政局僵化的代名词……欧洲则民主赤字。”

近年来，老牌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在当下遭遇了共时性危机。一方面，分离主义持续耗散着国家权力与资源，危及国家统一。英国不仅长期未能解决北爱尔兰和苏格兰问题，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2014年9月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以保持英国统一收场，但国家认同问题仍然存在。西班牙长期无法有效重建国家认同，根据2014年11月9日加泰罗尼亚地区“非正式独立公投”的计票结果，200多万投票者中有超过八成人士支持独立；而最新消息显示，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普德摩(Carles Puigdemont)宣称，无论西班牙政府同意与否，加泰罗尼亚将于2017年9月举行独立公投。今年8月，乌克兰“大张旗鼓”地举行了独立25周年阅兵，但这无法掩盖其正在上演的国家分裂；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俄罗斯，4月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宣布独立，5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也相继公投并宣布独立。泰国南部沉睡的激进民族分离主义被重新唤醒，据泰国国内安全作战指挥部（ISOC）统计，自2004年1月4日至2013年12月31日近十年中，泰南地区因爆炸、枪击和绑架等暴力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近6000人，受伤人数近106000人。

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绩效降低，政治秩序堪忧。美国在过去两年因过度沉迷于党争而两次处于欠债边缘，集团斗争侵扰着神圣的立法，选举政治异变为金钱政治，资本“崇拜”开始侵蚀宪政根基，“政治僵局”逐渐成其代名词。欧洲诸国一度深陷欧元危机，遭遇全球化背景下的福利国家困境（实际上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国家分配系统障碍），“民主赤字”延续而相应产生的欧盟议会却被嗤之以鼻、回天乏术。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屡见不鲜的恶性犯罪与众多突出的社会问题早已使其国家治理难称有效。在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大选并未建立国家共识，稳定社会秩序，反而遭遇党派对抗，甚至上演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而在信奉佛教的泰国，被西方民主理论称为积极力量的中产阶级，却持续冲击着国家秩序，硬生生地撕裂着社会，结果军方于2014年5月22日再次接管政权，泰国遭遇1932年以来第19次军事政变。

显然，政治衰败会严重阻碍国家发展，并对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应对政治衰败，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关于政治衰败的既有研究却并不令人满意，它不但没能形成独立的系统性理论，而且还处在某些流行范式的束缚之中。《问题》一文对民主国家政治危机的分析就是这一理论现状的具体表现，尽管它也致力反思民主并追问其“病根”，但却因为固有观念偏差和既有理论羁绊而未能辨清现象背后的本质。实际上，隐藏在这类分析背后的主导性观念是，无论“民主国家”成功或失败，“民主本身都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是西方民主制度）”。基于此，“民主国家”的政治衰败在本质上被认为是由民主退化或民主崩溃导致的，要扭转这一局势则须巩固民主并推进民主深化，《问题》一文以“摆正民主”（Getting democracy right）的论述收尾便是对这一观点的强化。这种固有观念的形成既源自西方学者的文化自觉，更少不了理论话语的建构与塑造，立此“大功”者当属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兴起而至今仍在比较政治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民主化范式。该范式的基本假设是：首先，西式民主化被视作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唯此才能通向最终的“善”，这个终极善即为西方民主政体；其次，以“专制-民主”这一政体类型二分法为基础，民主化过程即为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和过渡；再次，专制统治倒台后必然意味着向民主转型，主要践行民主化路径就能建立民主政体。然而，如果跳出上述理论与观念，客观考察历史与现实，则不难发现其基本假设中所潜藏的认识偏差，甚至认识论缺陷。

其一，认知“失真”，以偏概全，对历史进行“选择性遗忘”。民主国家是21世纪以来才遭遇政治危机的吗？历史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就政体变迁而言，除了为人熟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及其回潮的众多案例以外，19世纪的法国、瑞士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奥地利等欧洲发达国家也都遭遇过民主崩溃。若从治理绩效的角度看，民主崩溃实则表明民主政体并没能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避免政治衰败的发生。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人们本能的追问应为“究竟是民主崩溃导致了政治衰败，还是西式民主化或民主政体未能阻止政治衰败而间接引发政体崩溃，甚或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了政治衰败的导因”？然而，民主政体仰仗其在西方国家发展史中创造过的辉煌以及民主政体对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绝对垄断，成为了“光环政体”并风靡了20世纪，意识形态式的“政体之争”强化了人们眼前的短历史，却对看似“渐行渐远”的长历史“选择性遗忘”，丧失了理性思考力，以至于像查尔斯・蒂利这样具有卓越洞见的优秀学者也身陷于民主化理论的线性历史观之中，只能从历史事实中看到“民主一直是不稳定的和可逆的统治形式”，然后把研究限定在对“去民主化”政治过程的系统性分析。从技术上讲，蒂利的这项研究当然是出色并堪称经典的，但他依旧先验地认为“去民主化会导致政治衰败”，那么其延伸逻辑必然是“民主化将避免政治衰败并带来政治发展”。立基于这种认知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可能难以找准当下“民主国家”罹患政治衰败的症结所在，甚至还会阻碍人们对民主进程进行客观认识，进而严重影响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判断。

其二，认知“偏狭”，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将政治体制分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分法是对现实状况的过分简化，而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的民主化理论――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和过渡――也有简化、目的论导向以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嫌疑。这种一元二分的政体分类所引发的直接质疑就是关于“新兴民主国家”这一概念的固有指称问题。民主化过程一定能建立民主政体？混合型政体理论对此提出了挑战，认为某些所谓的“新兴民主国家”只不过移植了一些“看起来民主”的制度（如选举制度、代议制度等），但事实上仍然维系着威权统治，它们建立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混合型政体（hybrid regime）。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性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挖掘。

其三，认知“僵化”，抹杀了未来的多样性。假设人类社会对于普遍价值是有共识的，那么现实的复杂性表现为历史上实现该价值理念的成功经验未必能成为有效处理现实的普遍经验，比如曾在20世纪政治史上取得丰功伟绩的西方现代民主却在非西方国家的推广中遭遇各种挫折，甚至21世纪以来老牌民主国家也遭遇不同程度的政治衰败。未来的多样性表现为实现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途径与形式可能是多样而非单一的，尽管这种多样性可能还未在历史中出现，但视野应该是开放的，这意味着西式民主政体只不过是可供实践的政体类型（制度形式）之一，它不一定是实现“善治”的唯一途径，更值得反思的是，西式民主政体不仅在历史中没能避免政治衰败发生，现实中则更是如此。因此，执意坚持“只有（西式）民主政体才能实现政治发展，但凡发生政治衰败都是因为（西式）民主程度不够”这种解释无疑是“僵化”的，应该对此类观点进行深入反思，并探索新的可能。

试问，存在这种认识论缺陷的理论范式又如何能够正确揭示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因此，我们应该对简单套用民主化范式来认识复杂历史政治过程的研究路径保持审慎。在不同的场域中，实现普遍价值的政体形式与具体制度安排可能是不同的，仅以简单的逻辑来处理现实政治一定会忽略历史经验的复杂性，从而陷入政治危机。应该看到，西式民主作为一种政体类型，它在治理绩效上其实也是“是非功过集于一身”的，绝非“头顶光环的神圣政体”，因而在展开学术研究前应该先将“民主政体”、“民主化过程”请下“神坛”，把它们还原为一个去价值化的政体类型和政治过程进行研究。

（本文已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109期  2016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