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国家何以避免衰败

摘要：比较政治学以国家结构与功能的比较研究为基本主题。国家有着兴盛与衰败的不同存在状态。人们一般更为注重国家的兴盛。其实，不兜住国家衰败的底线，国家不可能实现强盛目标。兜住国家的衰败底线，在古代和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它决定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极端重要性。避免国家理念的僵化、制度的走形和公私生活的失衡，是兜住国家衰败底线的基本要点。关键的着力点，在于国家形成一种公权法治化、私人生活可节制的状态。公共化与私密化的两极状态，都会伤害国家的健康发展机体，促使国家走向衰败。而国家的自我调适能力或开放进取精神，对国家能否兜住衰败底线，也有着重大影响。

关键词：国家/衰败/强盛/比较政治/公权法治化/私人生活可节制

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国家”一直是核心主题。①国家，自有其兴衰两可的命运。只不过，在解析这一核心主题的时候，“国家如何强盛”从来就是热门话题。这是因为，哪个国家也不愿首先面对国家衰变这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化地处理比较政治学的国家主题的进路。因为，即便一个人对比较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不太了解，他也会知道，除非一个国家首先兜住避免衰败的底线，才有追求强盛的可能性。否则，一个衰败的国家，哪有可能去追求强盛？不仅不可能追求强盛，而且根本不知强盛为何物。即使这个衰朽国家一门心思想变成强盛国家，那也不过是一个笑话。由于没有兜住避免国家衰败的底线，这样的国家常常处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在封闭环境中，这个国家已经无法想象强盛国家是一个什么状态。故而只能以井底之蛙的方式遐想强盛国家的情景，并且自认自己的国家就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这完全是一种落人笑柄的做派。在当代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不在少数。

国家的衰败，体现为一个国家法规不彰、权力涣散、纲纪不振、有规不循、社会败坏。整个社会掌权者追求权钱交易，无权者寻求权力庇护、或者施压权力恩赐好处，在腐朽的私密化生活中，任由社会正义感脆化，国家规则感丧失，让国家在精神、制度和日常生活世界中悉数堕落，以至于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人不像人，终至灭亡。这当然是一个一般的描述。在国家衰败还不至于导致国家灭亡的极端时，从衰败到灭亡之间，存在着国家衰败的不同状态，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衰败令人触目惊心，也可能是某些方面的衰败同时发生但不至于太过严重，还可能是衰败迹象明显但不为人们察觉。从国家衰败到最后灭亡，一定存在一个从渐变到骤变的过程。过程可长可短。但不会是瞬间而至，绝无迹象可寻。国家的衰败，在起点上不一定是国家的强盛即盛极而衰。因此，国家的衰败，并不一定呈现为由强到弱的变迁。也可能一个国家一开始就建立在衰败的基础上，由衰而衰。世界历史上那些从来未曾呈现过强盛便归于消亡的国家，大都属于这类国家。但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强盛与衰败之间确定其国家发展态势的。

国家追求强盛与国家避免衰变，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过，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成功避免衰败，就一定走向强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虽然避免了衰败，但它仅仅想生存下来，不被其他国家消灭，如此而已。那么，这个国家就无法走向强盛。因为它自己缺乏走向强盛的国家雄心。一个国家，没有促使国家强盛的动机，哪来国家强盛的结果？不过，即使一个国家心怀极其强烈的追求强盛的动机，也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就一定能实现强国的目的。

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强盛，既需要这个国家心存壮志凌云的雄心，也需要这个国家建构和治理得法，还需要举世的公认甚至是全力的追随。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1500年以来，世界迈出自己的现代步伐，任何一个国家不再可能将自己囿限在封闭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国家间“面对面”的竞争机制，由此成型。在这样的处境中，一个国家很难故步自封，按照自己的惯有习性不紧不慢地延续下去。相异理念、不同政体、各种制度、迥异资源，搭配上各种举措、机遇与绩效，造成国家间统治与治理效果的巨大落差。国家的兴衰所演绎成的震撼人心的故事，甚至让人来不及停下来兴叹一番，便不得不对之进行刷新。仅举其大者，20世纪初期英国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足以拨动任何关注国家兴衰问题人士的心弦。如果说英美霸权交替尚算平稳，没有引发世界震惊的话，20世纪中后期美国与苏联的热战与冷战的激烈抗衡，更是上演了一出国家兴衰的竞争性大戏。结果，以苏联的轰然倒下告终。尽管，这样的竞争结果迄今还让一些中国人完全无法接受，但那已是无法改写的历史事实了。至于日本、德国这两个国家，试图以军国主义掀动国家崛起的幕布，在迅速落幕前，演绎的是一出国家灭亡的巨大悲剧。这就更让人唏嘘不已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苏联的倒台，让一些眷恋某种特定牌号意识形态和高压性社会政治制度的人们，无限惆怅和失落。但苏联已经是肉体、魂魄俱不在。面对苏联、东欧等国的崩溃，与其哀叹、惋惜，不如总结其深刻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说起苏联崩溃的教训，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没有兜住国家衰败的底线之前，狂想登达世界发展的巅峰。高不成、低不就，国家就此注定了衰败和崩溃的命运。苏联的国家意图，本来是想实现人类晋入理想社会的千年梦想。试想，按需分配与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多么激越人心的国家目标。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国家发展目标，苏联便走向了就高不就低的国家发展轨道：国家完全忘记了公民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现实，也忘记了芸芸众生埋首当下生活的机械重复和索然无味。一个国家，首先需要提供给公民们有序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精神观念和超越动力，他们才会具备寻求集群生活更高目标的垫脚石。如果将国家极为高尚的追求与公民的寻常生活打为两截，那么，就会陷入国家的权力自闭与自负和公民埋首蝇营狗苟的私隐生活的双重危机之中。久而久之，国家的实质结构已然瓦解，只不过国家权力当局与散乱的公民们不想揭破或故意无视而已。在国家权力与公民相互欺骗以维持国家存续的情况下，国家对公民只需要其服从即可。不管这种服从是真是假，国家权力已经无心追究，也无从追究了；至于公民一方，不是全无公共关怀，但因为这样的关怀被国家权力高度提防，甚至直接镇压，因此不约而同地将公共关怀转换为私下物议，大多以私利、笑话、段子对付国家严肃的治理问题，借此发泄自己对权力当局和领袖人物的不满或反感。②国家的内伤由此注定：权力一直在高呼登顶世界的口号，公民只当是右耳进左耳出的噪音。苏联的迅疾崩溃，如此说来并无什么令人惊异的地方。只不过苏联国内的人们不愿和不敢揭破，而国外的人们长期雾里看花，无力揭破而已。苏联倒台前，早就因为兜不住国家衰败的底线，“朽木不可雕也”。由此可以说，外强中干，是对一个衰败但未倒台的国家最准确的描画。

通观现代国家的兴衰史，岂止苏联的衰败令人浩叹。二战前曾经一派欣欣向荣的德国与日本，由于不懂得国家兴盛的根本所寄，因此，一时的兴盛竟然将国家引向彻底灭亡、被他国彻底重造的悲壮境地。德国与日本，都是现代国家中试图依靠军国主义促使国家迅速崛起的典型。不能说这样的国家崛起战略完全没有效果。想当年德国和日本依靠军国主义战略，发达的军事工业所呈现的工业化奇迹，一时让人不知道有多么兴奋。但这两个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漠视，对国家权力一马当先引领发展的模式无比崇尚，让国家完全兜不住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底线。因此，为一时奇迹的兴奋所激动，国家权力当局以为寻求或扩大国家的生存空间对国家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悍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结果，本来就缺乏稳定秩序供给的国内政治，加上对外的疯狂侵略造成的国际反击，让两个国家在二战后都陷入国家倾覆的泥淖。德国自然是长期陷入分裂。日本一直成为不能正常发展的依附性国家。这让那些羡慕德日崛起模式的人们，应当清醒起来才对。

即便是英国这样的国家，自13世纪以来，经过500年的持续努力，终于在18世纪稳居世界发展的领先地位。但也不是说就彻底解决了国家发展的兜底问题。本来，英国借助个人主义的长期支撑，依靠逐渐成熟的政治机制，大致解决了国家与公民间的合作问题，也相应解决了公私领域的互动机制问题。即便英国在狂热的殖民运动中，也因为大致将国内政治原则转移到殖民国家，因此建立起不同于其他殖民国家那样的温和的殖民统治体系。这些举措，一时让英帝国成就了举世无双的治国业绩。但英国在19世纪末期开始陷入福利泥淖，到20世纪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交相纠缠，结果国内政治生气不足。加之殖民体系的瓦解，促使英国的国际地位迅速衰落。美国的崛起，对没落的英帝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日不落帝国”终于成为二等强国。这样的国家兴衰，多少让季羡林所谓的东西文化、国家命运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断言，有了成立的理由。③

可见，国家得先兜住成功避免衰败的底线，才能想象如何强盛的问题。这样的国家兴衰变幻，是所有处在竞争性发展局面中的国家所不能不思考的大问题。因为国无常盛，亦无常衰。国无常盛，比较好理解。一旦国家治理不好，再强盛的国家也会走向衰败。国无长衰，需要解释。国家之所以没有常衰的道理，简单地讲，就是那些衰败的国家，会在国家间竞争中，自己走向灭亡，抑或被其他国家征服而消亡。绝对没有一个长期衰败的国家，竟然还可以长此以往地存在下去的理由。现代政治学的创始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发表的看法，便是在一般意义上探讨国家怎样才能强盛的政治学原理，他晚年撰著的《佛罗伦萨史》，其实就是针对自己的祖国佛罗伦萨衰败而言的。而他撰写的《李维史论》，则是针对国家如何可以强盛的思考，面对古罗马发出的“思古之幽情”④。这种关乎国家兴衰的连贯性思考，正是马基雅维里揭开的、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思考路径。这种思考的底线，自然是国家如何避免衰败的问题。

循马基雅维里的视野，拉长历史眼光，人们可以发现，岂止现代国家必须慎重对待国家兴衰难题。即便是古代国家，也不得不审慎其事。古罗马为人类书写了大型国家治理的兴衰之道。曾经与古罗马并在的希腊各城邦，尽管在治国的理性哲学上取得了远胜于罗马的成就，但是，不论是就国家规模而言，还是就国家治理的公法与私法体系的建构而言，它都远远逊于同时存在、而后取而代之的罗马。古罗马以其公法建构而开创的大国制度，即元老院、执政官与保民官等构成的制衡性机制，凸显了大国治理的有效制度架构；同时，以其开创性搭建的民商法体系，有效划分出了国家建制中的公私领域。这是一项为所有其他古典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极高的政治成就。即便是现代大国，也有努力模仿古罗马这一统治架构的嫌疑。

然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超越时空条件的限制，成为长盛不衰的国度。开创大国治理奇迹的古罗马，也不例外。古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演进，已经呈现出国家内部不稳定的状态。古罗马仍然逃不掉衰败的命运，最后断送在自己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上。晚期罗马，国家权力极度放纵公众的欲望，让公众陷入斗兽场、角斗场的狂欢，整个社会赌博之风盛行，国家公共事务无人关心，正义精神几乎完全流逝。掌握国家权力的集团，自以为这样就使国家权力高枕无忧，放心地行使其愈来愈专断的权力。而只关心私人情欲并纵情声色的社会公众，心中根本没有国家关怀，一心只想将国家权力用来庇护个人意欲。在这种社会政治氛围中，国家焉能兜住避免衰败的底线。晚期罗马的衰朽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