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高压稳态”政治容易滋长七种毒瘤

先说两个小故事。

吕太后有个妹妹，叫吕须。吕须有个女儿，不知道叫什么，但她嫁了个人，有名有姓，叫刘泽。刘泽辈分甚高，是汉高祖刘邦祖父辈的人。诸吕用事时，因为己刘妻吕，两头沾光，封琅琊王。又因为诛诸吕拥文帝有功，被徙封为燕王。第二年，刘泽死了，他的儿子刘嘉嗣位。9年后，刘嘉又死了，其子刘定国嗣位。在刘定国看来，他可继承的东西很多，不只是父亲的王座，还有父亲的床笫。他占了后妈，与其生有一男。不过瘾，又占弟媳为妾，还左抱右拥自己的三个女儿。

有人举报，武帝震怒，让新宠主父偃前去查处。主父偃以前“北漂”时到过燕国，但不受待见，这次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便上书说刘定国不可以活。武帝准奏，让其自杀，燕国从此被除名，改为郡县。

无独有偶。齐厉王刘次昌也是专爱自己不应该爱的东西--自己的姐姐，不爱自己母亲为自己选的妃子。刘次昌的母亲是王太后纪氏，她不想让自己儿子这块肥肉掉进别的狐狸精嘴里，于是想到自己娘家的另一个翁主。

碰巧，汉室皇太后王氏与前夫生有一女，该女又生一女，名娥。在皇太后眼里，娥是空中飞蛾，非诸侯王的火，不让她扑。来自齐国的太监徐甲看在眼里，提出到齐国出趟差，让齐厉王自己来求亲。太后大喜，答应了他。主父偃知道了，托请徐甲把自己的女儿当私货塞进齐王后宫。徐甲到了齐国，说明来意，却被纪太后骂了个狗血喷头，先骂徐甲是个贱人，再骂主父偃是个蠢货，当然不敢骂皇太后是个婊子。

徐甲连滚带爬回到长安，回禀太后和主父偃，还说齐王在干燕王刘定国干过的事。于是，太后咬牙，主父偃切齿。后者进谗武帝，说齐王不仅淫乱，且有反心。武帝便派主父偃到齐国当丞相，这下，狼外婆终于进了鸡窝。女儿虽进不了齐王后宫，但自己进了。不过带来的不是口红，而是棍子。一番拷打，坐实了厉王与其姐通奸。厉王年少，一害怕，仰药自尽。齐国从此也被除名，所有封地变为朝廷郡县。

两个故事情节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国王自杀，王国陪葬。或者说，诸侯遭横祸，帝国发横财。不费一兵一卒，也不费一唾一沫，两个大王国的封地就并入了中央政府。

不要以为汉武帝只用了主父偃的言，用推恩法切削诸侯，将诸侯国的大土豆切削成土豆片，或土豆丝，或炸或炒；他还会用两片大磨盘，把大诸侯国放进去碾磨--被碾成粉末并装进自己面粉袋里的，就有燕国和齐国。根据班固的归纳，文景武三朝都切削、抑制诸侯--文帝分齐、赵；景帝削吴、楚；武帝业绩最丰：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这意思是说，诸侯王变成了地主。到了汉哀帝、汉平帝之际，就只剩下皇室远近后裔了：有钱的还是大户，无财的大多破落。

毫无疑问，汉武帝像捏泥巴一样捏出了一种新政治。这种政治，似乎是按照贾谊《治安策》的建议兑现的制度安排，它可能摆脱了贾谊陷入的虎狼之境，但它能为汉帝国带来繁荣昌盛且长治久安吗？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终汉一朝，盛世在汉武之前（文景），不在汉武之后；其次，从汉武大行（公元前87年）到王莽篡位（公元9年），历经八帝，历时九十六年，大部分时间（除了号称中兴的汉宣帝时期），汉王朝的权柄不在刘姓手里，且政治糜烂，社会动荡，“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十二年，终年21岁，除了粉碎阴谋篡权的燕王-上官氏“反革命集团”外，余事乏善可陈；没有庙号的刘贺即位28天，因荒淫无度被废；汉宣帝刘询，在位二十四年，号称“中兴”，但也不过是个微缩版的汉武帝，装神弄鬼，暴虐恣意，草芥百官，连自己的太子刘都看不下去了：“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刘上台（是为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后用儒生了吗？非也，用了宦官。汉元帝是个典型的庸主，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更亲手栽培了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的第二大著名品牌--石显（第一品牌当然是赵高）。刘最爱的能臣兼老师萧望之，其画像被先帝列入“麒麟阁”十一大功臣榜，并且是汉宣帝驾崩前的托孤大臣，被石显害死后，汉元帝也只能绝食痛哭：“果然杀吾贤傅！”汉元帝终身都未能去掉这颗寄生在自己身上的毒瘤。

石显和他的寄主一同消逝后，该喘口气了吧？没有，前来接班作祟的是外戚。要想知道外戚专权到了什么程度，看看这个小故事就明白了：

关心汉室江山未来是姓刘还是姓王的人，向汉成帝推荐坚韧的挺刘派--刘向的小儿子刘歆，皇帝答应让他做中常侍，叫人去取制服，准备让刘歆来参拜。这时，身边所有人众口一声说：

“还没有报告给大将军呢。”

所谓大将军，就是汉成帝的大舅舅王凤。其时，皇帝的五个舅舅一日封侯，时称“五侯”，还不算王凤。当时，天下灾害不断，而王氏家族奢华糜烂。

“这么小的事，用不着大将军管吧？”皇帝壮了壮胆说。

身边所有的人一起跪下来磕头，坚持要向大将军汇报。没有办法，皇帝和王凤说了。王凤说，不可以。于是作罢。

从此时开始，一直到王莽把西汉刘氏装进棺材里，历经四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少帝），江山都是王家的囊中之物。不过其间有一段短暂的插曲，是汉哀帝演奏的，主题是爱。汉哀帝对性爱的忠诚远远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对同性之爱远远深于对异性之爱。他给予幸臣董贤的，超过任何皇帝可能给予皇后的。他为其大建宫室，将其陵墓修在自己的义陵旁，封其为大司马、大将军（估计其战功主要在床上），犹嫌不足。有一次，美酒当前，哀帝含情脉脉地对董贤呢喃道：

“亲爱的，我想效法尧舜，把江山让给你，好吗？”

哀帝驾崩后，从董贤家抄没的家财超过43亿枚（五铢钱），号称中兴的汉宣帝末年，国库存钱也只有80多亿2，可见哀帝在禅让江山之前，先禅让了国库。

这种政治与秦帝国政治有相同的地方，即中央高度集权（不再有政治意义上的地方诸侯）；也有不同的地方，即继续扩张和专制的步伐都停顿了下来，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高压稳态”政治，而处于扩张和专制循环推进途中的政治，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则是“高压非稳态”政治。

在实施拆细诸侯的“推恩令”前，有个叫徐乐的策士曾经给汉武帝上书说：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他认为秦帝国的崩溃是“土崩”，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是“瓦解”。为什么土崩好于瓦解？徐乐语焉不详。依我之见：一是速度问题--秦帝国土崩在瞬息之间，周王朝瓦解了好几百年；二是归属问题--土崩不可重启，土崩之后，江山一定改姓，瓦解则可重聚，汉初前后七国乱后，江山还是姓刘。不知道汉武帝当时是否意识到，这针对的是贾谊、晁错和主父偃等人，是劝汉武在拆分诸侯的问题上三思。事实上，王莽得以篡权，要归罪于汉武消灭诸侯；而刘秀得以续汉，则要归功于汉初分封在全国广播“龙种”。

显然，“高压非稳态”政治的风险是土崩，“负压政治”的风险是瓦解。那么，“高压稳态”政治的风险是什么呢？是癌变。“高压稳态”政治容易滋长七种毒瘤：1.庸主6；2.外戚，如王凤、王莽；3.太监（其实就是没有那玩意儿的秘书），如石显；4.方士（今天叫活佛或大师），如汉武帝时的李少君、文成将军少翁、五利将军栾大、公孙卿等；5.幸臣，如董贤；6.酷吏，如汉武帝时的张汤（腹诽罪的首创者）、暴胜之等；7.贪官，这不用举例，俯拾皆是。这七大癌肿，或继发，或并发，虽然寄生在皇室身上，但抽取的，却是民脂民膏民血；祸害的，是所有良臣能吏；消耗的，是整个社会的能量和活力。等到生命力耗竭，前来为王朝送终收尸的，不是入侵的蛮族，就是起义的农民，或者两者共抬一口棺材，像明末。

不要以为，这里枚举的主要是西汉故事，实际上，自西汉后的所有王朝，一旦进入高压稳态，重复的，都是这些故事类型和情节，只是剧中人和名号不同而已。这部连续剧，超过世界上最长的肥皂剧，在中国上演了二千年，长久不衰，离现在最近的版本，其实也并不遥远。

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大盛世，都与“低压”或“负压”政治有关

按照徐乐的观点，从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看，“低压”或“负压”政治好于“高压非稳态”政治，因为土崩比瓦解更糟。但它好于“高压稳态”政治吗？回答也是肯定的；不过，不是从最坏结果看，而是从最好结果看。

自有信史，中国历史上可称为“黄金时代”或“太平盛世”的，无非五个：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开（“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合称）之治、康乾盛世和民初“黄金十年”。尽管有各类论者称颂宋明，但两朝都没有一个时期可与“黄金”、“盛世”这些称谓挂上边，更多的是无奈与痛楚，所谓“孤秦陋宋”、“膻元腐明”是也。

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可以称得上中华文明的怀胎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个说法，认为存在一个“世界历史轴心”，它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而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都形成于公元前600到公元前300年之间，这个时期被他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

“轴心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其标志是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前551-前479）、老子（前571-前471）、墨子（前469-前376）等等。轴心期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8如同西方学者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