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祥：公平执政：中国政党治理研究的价值视角

刘俊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摘要】国内学者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政党治理研究，是从治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和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术创新活动。这些政党治理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转型、组织规模、体制制度、实力能力和治理方式等重要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当然，这些政党治理研究，也存在过分专注于党内治理研究而忽视党治国理政研究等不足，而公平价值的缺失，可以说是国内政党治理研究的一大缺陷。因此，在深化政党治理的研究中，应该重视中国政党治理的公平价值，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执政，全面论证中国共产党科学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和公平治理的治党治国方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研究视角；公平执政；公平治理

在我国，政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论题。不过，“政党治理”一词却并非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之时才出现的。其实，早在21世纪初，“政党治理”的术语和问题，就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因此，为了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党治理研究，有必要对国内有关政党治理研究的主要特点，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的进展和不足以及未来展望，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一、中国政党治理研究的主要特点

通过知网的检索发现，从2004年到2015年，国内以“政党治理”为研究主题或关键词的政党治理研究，大约有40多篇论文。这些有关“政党治理”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在研究者及其成果上，高民政和姜崇辉对政党治理的研究，具有先导性、持续性和代表性。据查，他们在2004年率先使用“政党治理”术语和开展政党治理研究。2004年以来，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政党治理的论文，如《政党发展危机的表现及其启示――以世界五大政党为例》；《政党治理与政党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目标性治理方略的探索与前瞻》；《大党兴衰与大党治理――关于传统政党治理方略的特点及其效应与发展的思考》（2004年）；《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变化社会中的政党研究转型》（2008年）；《“政党再造”：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大党”与“大党治理”问题探析》；《治理视阈下的政党现代化刍议》（2008年）；《政党治理中的“软件”要素分析》（2009年）；《大党治理探讨――主要以规模为视角》；《“大党治理”：涵义、价值、视角及途径》（2012年）等。他们对政党治理所作的这些研究及其所发表的论文，虽然没有涵盖政党治理的全部内容，但大致上反应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进程和概况。

（2）在研究的对象选择上，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党内治理”层面的研究。在使用“政党治理”术语和研究政党治理问题时，学者们一般未作概念界定，而是自明性地赋予了党内治理的意义。也有学者从党内治理角度对政党治理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如姜崇辉认为：“政党治理是指由政党内各级领导机构与普通党员多个主体参与、上下互动、共同管理党务的一种动态性、多层次的政党建设过程。”[1]与此相对应，所谓的“大党治理”，就是自身党员数量较多，党内阶级阶层复杂，组织规模较大，机构设置较为繁冗的大党的自身治理。尹德慈也从这个层面认为：“所谓‘政党治理’就是政党运用党内意识形态、制度体制、政策和组织资源，通过协商、合作、互助等方式实施对党内事务的管理，使政党内部各主体间形成政党认同，并自觉服务于政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行为的互动过程。”[2]另有学者从广义上界定政治治理，但却主要从狭义的党内治理来理解和使用“政党治理”概念，如郭存海认为：“所谓政党治理，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执政党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与社会之间构筑的治理关系及其过程。政党治理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政党内部的治理，二是作为执政党的外部治理。”[3]对此，他主要从政党内部治理的角度解析了阿根廷政党治理内部结构的缺陷，分析了阿根廷陷入政党治理困境的原因。对此，余思新也认为：“政党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党治理包括党内治理和社会治理，狭义的政党治理指的就是党内治理。本文所提到的政党治理就是指狭义的政党治理，即党内治理。”[4]

当然，亦有学者兼顾广义和狭义，从政党内外界定和使用“政党治理”概念，并研究政治治理问题，如罗峰依据治理活动的不同场域，将政党治理分为党内治理、党际治理和党外治理这三种不同的类型[5]。王小颖也认为：“政党治理即政党与政府、社会就利益分配与发展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从而在广泛民意基础上完成社会整合、达成社会团结，实现经济社会高效、有序发展的过程。”[6]因此，这包括政党的内部“自治”和政党与政府、社会力量的“共治”。同理，隋斌斌认为，“相对于政党管理，政党治理更加强调政党内部组织间的沟通、合作以及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合作，是一个动态、持续的政治过程。”[7]因此，政党治理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政党内部的自体治理――党内治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治理――党外治理；党内治理和党外治理是相互融合的。

（3）在研究的主要内容上，学者们的政党治理研究涵盖了政党的现代化转型、组织规模、体制制度、实力能力和治理方式等重要方面的问题。在政党的现代化转型方面，主要研究了从传统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型的问题，如高民政、姜崇辉提出，“从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型，这是政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与实现国家善治目标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也毫不例外。”[8]进一步说，从传统政党管理理念向现代政党治理理念转型，以实现政党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党再造”，已成为维系政党自身可持续发展理性选择的必由之路，也是政党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政党的组织规模方面，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这种“大党”和“大党治理”的研究，如高民政、姜崇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超大国家多党合作体制中一党执政的超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总结吸取大党兴衰的经验教训，更新治党治国理念，探索现代大党有效的治理方略。”[9]齐卫平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超大型组织，组织规模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从政党治理的要求来思考和研究组织规模问题，有助于直面党的建设现实，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10]在政党的体制制度方面，学者们已经从治理视角进行了多层面研究，如《党章与政党治理》（宋黎明，2006年）；《政党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与规范化》（刘红凛，2011年）；《依党章治党与政党治理规范化》（王琼，2013 年）；《政党治理规范体系纵览》（刘红凛，2014年）；《略论制度治党》（唐洪森，2014 年）；《政党治理的制度化走向――基于四个个案的比较》（周建勇，2014 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基于政党自律的分析视角》（储建国、栾欣超，2015年）；《中国特色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的建构》（赵晓呼、倪明胜，2014 年）等。在政党的实力能力方面，主要是研究政党的实力、执政水平和治理能力建设，如《试析风险境域中政党治理能力的再造与提升》（赵斐、陈 波，2009年）；《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研究》（王可园、齐卫平，2014年）；《一些外国政党提升治理能力的做法及面临的挑战》（王小颖，2014年），丁长艳在研究政党软实力时认为：“针对现代性风险与发展型问题，从结构、资源与技术三方面对政党软实力进行结构优化与资源整合，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策略。”[11]在政党的治理方式方面，主要是对政党合作治理或科学、民主和法治等执政施政方式方法，如《合作治理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黎玉林、鲍跃华，2010年）；《政党治理视域下的群众工作》（隋斌斌，2013年）；《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型民主模式与党内治理现代化》（严俊、石本惠，2014年）。对此，尹德慈认为，“政党治理”要求执政党必须“遵循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的原则思路，寻求科学的政党治理结构和方式。”[12]另外，在服务型政党建设的研究，如《服务型政府视阈中的政党治理》（王韶兴，2007年）；《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党角色论析》（王超，2014年），佘湘认为，这种“服务型政党是指在社会本位、公民本位、权利本位理念指导下，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把服务作为政党治理价值体系的核心和职能结构的重心并承担服务责任的一种新型政党形态。”[13]

（4）在研究的理论方法上，学者们的政党治理研究一般采用治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大致经历了总结国外政党经验教训基础上引入治理理念的政党治理研究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党治理研究这两个阶段。如前所示，高民政、姜崇辉，一方面从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和中国国民党这五大政党的“大党兴衰”的经验教训中探索现代大党的有效治理方略，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党治理与政党现代化需要借鉴现代治理与善治理念，强调“政党治理”应体现出“治理”的理念内涵和“善治”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其他的学者也都有意无意地引入治理或善治理论来研究政党治理和治理型政党，如认为“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14]因此，“政党治理”问题就是“对公共治理理论及实践的积极正面回应”。[15]

而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提出来之后，学者们则侧重于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问题。如《中国特色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的建构》（赵晓呼、倪明胜，2014 年）。在这方面，余思新认为，“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16]王超则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当前的关键任务是明确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只有执政党自身角色不断理性化和现代化才能为国家政治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核心动力，才能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17]罗峰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件，政党治理的好坏直接关涉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在当下的中国，没有政党治理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8]郝丽、崔永刚认为，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党”[19]。2014 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政党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提出，政党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的过程与政党的建设过程始终相伴相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政党建设的科学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0]

（5）在研究的学科属性上，学者们的政党治理研究一般是从“党建”角度探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治理现代化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虽然其主题或关键词使用“政党治理”，但一般都不是研究普遍的政党治理理论或者各国政党的治理实践，而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治理为其研究重点或志趣目的，即便是研究国外政党治理也如此，如高民政、姜崇辉提出，“认真分析五大政党发展危机的表现及其背景，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治党之策、避免重蹈覆辙意义重大。”[21]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研究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认真从世界大党的兴衰中总结并汲取经验教训，推进政党治理的现代化。其他的学者也认为，现代政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