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

制定和完善国际战略、维护并拓展国家战略利益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核心因素之一。国际战略之谋划，应从基本国情和国家战略资源出发，明确本国的基本定位，在此基础上，确立国际战略的基本目标；以战略目标为基轴，确定国家战略利益；以战略目标与战略利益的结合，制定具体的战术方案。概言之，中国国际战略应以中国为中心，完全从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谋划。

崛起战略与国际战略目标

一个国家的世界定位往往源自其综合国力，[1]与其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有直接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尽管不时出现“中国风险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的悲观论调和“中国威胁论”的危言耸听，但大多数战略分析家所持的预测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只是时间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诸多场合宣布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并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关于中国世界定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属于何种程度的大国上，目前主要有地区大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地区大国、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世界大国等几种判断。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指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大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2]时殷弘认为，大国在某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有较广泛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拥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战时则能够或通常能够抵御至少其他两个区域性或世界性大国的联合力量，一般来说被别国认为有权利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和足以影响其他多国安全的国内问题，通常与本区域内和世界上其他大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视为大国共同体的一员。大国具有参与处理本区域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公认的权利，拥有实力、广泛参与区域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并在这些事务上同其他大国有足够协调与协作。[3]对照这些参照条件，我们认为，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东亚地区乃至亚洲的大国；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大国之一，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中国具备了成为世界大国的某些基本条件――如战略资源占世界的比重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等，但是，中国尚缺乏足够的国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我们将中国定位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地区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

20多年来，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幅度为诸大国之最，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充分体现出来，而且也表现出了成为世界大国的积极意愿。鉴于此，中国如何成功崛起，成为世界性、世纪性的重大问题。

根据历史经验，大国崛起往往采取军事战略、搭便车战略、积极参与战略等几种模式。其中，15-19世纪的列强争霸基本上采取了军事对抗的铁血战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日本力图通过军事战略获得霸权地位的实例，该战略的代价和破坏性有目共睹；二战结束后日本、德国采取搭便车战略得以在经济上重新崛起，但其负面影响（特别是日本）迄今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并获得世界霸权，采取了以经济利益优先的积极参与战略。当前，军事战略早已被废弃，而就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国采取挑战国的姿态也是不可取的。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充当挑战国的经历证明，采取只斗争而不合作的战略得不偿失。国际结构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挑战国。同样，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搭便车战略也是不可行的：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绝对不会选择单方面让渡国家主权的战略；也没有国家能够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便车”。对中国来说，选择消极参与的方式也是困难的。首先，现有国际游戏规则多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就存在种种局限和缺陷，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利益存在严重制约，中国可以正视这些机制安排仍将长期存在的事实，但必然有意愿和实力要求这些机制安排趋向合理性和民主化；其次，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为复关、入世所做出的10多年努力均可佐证之；再次，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决策的可能，选择消极参与的战略岂非错失良机？最后，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经历证明，消极参与并不真正符合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4]实践证明，中国只能采取积极参与的综合战略，即在军事方面，不挑战但必须稳步加强军事实力，加速军事现代化的步伐；经济方面，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并参与竞争；政治方面，坚守立场而策略不失灵活；文化方面，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对其他文明精髓的吸收。中国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避免国际孤立和被包围局面的出现，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有所作为。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中短期国际战略目标主要是：

1.维护和营造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避免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对抗、遏制和冷战的循环圈；避免周边结成旨在对付中国的同盟；避免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如印巴冲突、朝鲜半岛等失控。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欧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避免国际孤立或陷入美国包围圈而谋划；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促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扩大经济深化空间；建立正常的中美关系，巩固和拓展双边共同利益的范围与空间，理智应对美国的“接触+遏制”（Congagement ）战略。

2.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维护和扩展国家的经济利益，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份额，获得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和资源，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利益；维护国家政治利益；拓展国家文化利益。

3.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和平、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性国际机制并适时促进其完善，使之为我所用；积极参与主导或（和）主导创建区域性国际机制，通过亚太地区的主导大国地位影响全球并获得全球影响力。

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国家战略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依据和根本原则。国家战略利益兼具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两个层面，即国家战略利益本身是客观的，但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认识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对外部环境趋向的反应，形式上表现为主观意识存在。国家战略利益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对国家战略利益的判断不同，必然导致战略资源配置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极大差异。国家战略利益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要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做相应的调整。决定国家战略利益有国内、国际两种因素之分，有既定变量（如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自然禀赋等）和流动变量（如国民素质、经济绩效、国际影响力等）之别。其中，国内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际因素对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影响大为提高。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构成国家战略利益的基本核心。其中，国家经济利益是所有国家战略利益的物质基础，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而安全利益则是政治经济利益在国家关系中的延伸。三者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的国内化相互作用，国家战略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在演变、在拓展，[5]社会利益和国际利益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关系是影响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客观因素，它在一定意义上规定了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外在限制范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转向了务实的经济优先的理性主义，从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观念开始转向国家战略利益至上。但勿庸置疑，中国同其他大国在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地缘战略等方面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上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限制性因素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是攻防并举的。冷战结束以来，关于国家利益的探讨不绝于耳，而美国著名学者和高级政府官员对美国国家战略利益进行了争论和探讨，就如何促进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6]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进行分析，探讨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之道益发具有了必要性。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从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国际利益等五个方面，从资源与机遇、威胁与挑战、政策建议等三个层面分析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经济利益

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首先要发展自己、增强经济实力，着眼于以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的高增长速度，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稳定器。客观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与国际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时机更为成熟。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利益面临的挑战与威胁。首先，加入WTO 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但因起点低、基础差，中国将首先面临新一轮严峻挑战。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同时又以各种方式设置壁垒，保护自己的市场。它们出于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对中国拓展西方市场、获得资金和先进技术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必然面临入世后的科技革命挑战；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渐进的、试点性的，入世后必然面临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WTO 规则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转轨必然伴随着阵痛。其次，低迷、紧缩、市场和总量增幅有限等持续困扰世界经济，不能排除世界经济再爆发经济危机或动荡的可能，竞争和发展环境依然更多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三，中国的周边地区依旧陷在经济低迷的泥潭中，日本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东亚其他国家受到美日经济的影响，仍然无法走出衰退。其四，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上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安达信公司等的商业丑闻，美国经济陷入不确定性怪圈，对世界经济形成负面冲击。其五，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中国的实际金融状况堪忧，出现金融振荡的危险随时存在。其六，中国对海外油气能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近30%，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环保压力的加大，必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中国面临的能源挑战主要是：大国竞争国际能源的态势将更为剧烈；西方散布中国油气威胁论，鼓动对中国进行能源的战略遏制；由于重要产油地区――中东、中亚、南中国海等――局势不稳，中国的油气供应严重受制。

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是经济贸易，竞争的核心是科技。21世纪初，我国要继续发挥成本和人才优势，大力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重点是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拓世界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我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进口多元化。把军事安全战略与对外经贸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我国战略性物资进口安全和我国在国外的经济利益。

首先，牢牢树立经济安全的思想。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使一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冲击，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建立实力雄厚的国内经济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保证经济安全的外在途径。其次，改革外贸体制，积极迎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挑战。放弃不惜代价追求出口的政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