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胡耀邦与党内第一次集体反思“文革”的大讨论

内容简介：1978年4月，在胡耀邦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进行了一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第一次集体反思“文革”的重要活动。这次大讨论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迈出了正确认识“文革”的第一步，直接触及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并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大讨论不仅是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而且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不仅关系到被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以后的道路将如何走。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但是，“十一大”仍然坚持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的论断，称其“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鲜经验， “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1]

在总体上要肯定文革，在具体问题上又要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反映了“十一大”在历史转折上的过渡性特征。如当时反映最强烈的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十一大”政治报告一方面强调“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审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求老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这是相互抵牾的。

“十一大”还提出了研究党史，特别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3]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对应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是在肯定的前提下研究“文化大革命”。从主旨上说，“十一大”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与当时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意图是一致的，都是要“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4]

要清理文革的遗产，对“三次路线斗争”进行总结，这在全党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另一种是要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这个任务是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的。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共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首先以实践标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中共中央党校历来是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心，“文革”中更是严重祸乱之地，属于“斗、批、散”[5]的单位，连校舍也被军队占用了。在中央党校复校时，教学人员严重流失，整个校园残破不堪，后勤管理一片混乱。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履新。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开设课程有四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教学实行“两个为主”的方针：学原著为主，自学为主。不到半年时间，各教研部搞出了教学方案，编出了近百万字的马列原著选读本。1977年10月14日，胡耀邦来到教研室讲话说：“这半年我们打了两仗，一个是整顿和加强党校，一个是搞了一个教学计划和（开学）讲话”。[6]

相比其他学科，中共党史的开课难度最大。中共党史原本是中央党校的一门主课。[7]在“文革”中，一部中共党史被歪曲的面目全非，充满了错谬和谎言，特别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尤其不知所以然。这些历史问题不澄清，不仅影响到许多干部的政治生命，而且关系到能不能走出文革，开辟新道路的大政方针问题。历史问题的正本清源，是拨乱反正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十一大”提出的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任务，中央党校是责无旁贷的。胡耀邦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党校工作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都是把研究党史、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中央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强调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即“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当时，中央还曾想要中央党校筹建一个党史研究室，地位高于其他教研室，承担修史的工作。[8]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修史的问题：“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胡耀邦对编修党史极有热情。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了编修党史的问题。随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了修史的工作：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上报给中央。他要求大家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9]当时共产党国家的修史样板是苏共中央搞的《联共党史》。胡耀邦提出：我们要编写比《联共党史》更好的一部中共党史。当时，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还整理了苏联党史编写出版的情况，以及斯大林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指导思想，刊登在1977年8月15日的《理论动态》第7期，为党史编写和党史教学提供参考。

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最大事情，还是如何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问题。

胡耀邦对“文革”的思考由来已久。文革一开始，团中央首先受到冲击，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他的副手们是最早被打成“走资派”的一批干部。十年文革期间，胡耀邦经过无数场的群众批斗会，戴高帽，蹲“牛棚”，做检讨，清算“罪行”，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林彪事件后才被“解放”出来。“四届人大”后，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任职。在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中，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力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文革的帮派分子作斗争，成为全面整顿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作为右倾“典型”，再次遭受批判，再次被打倒。经过十年的风雨沉浮，胡耀邦对这场运动已有了充分认识。1977年8月下旬，胡耀邦指导党校理论工作者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制造舆论。他说：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还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过后不久，胡耀邦与《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几个同志谈话，气氛很随意，有人问他：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冲口而出：“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还举出内蒙的“内人党”冤案和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例子加以说明。[10]

然而，要真正地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问题。虽然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但是，由于有“两个凡是”的政治禁锢和长期左倾思潮根深蒂固的影响，能够冲破思想牢笼的人是很少的。在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教学准备工作中也有相应反映。主要集中是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共党史的教学安排，要不要讲文革这一段？二是如果要讲文革的话，应该怎么讲？

关于要不要讲的问题，一种意见是知难而退，主张十次路线斗争，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试图绕开文革这个难点。胡耀邦断然否定了这种意见，坚持要以研究“文化大革命”为重点，着重总结“后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1]

关于如何讲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学习“十一大”报告和文件；有的主张讲十次路线斗争史；有的主张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领导人作几场报告。[12]眼看开学在即，党史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1977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和党建教研室，听取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同志反映说：当前教学最大困难是“三无”。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教研室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即使是后一种，也是要依靠外援的：希望中央领导人能来讲课，中央能给个党史定本，请中央其他部门来协助，再请大庆、大寨等基层单位来介绍先进经验等等。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和党建教研室，就如何搞党史教学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要点如下：

第一，自力更生搞好党校教学。胡耀邦批评说：“三不定”、“四依靠”是不对的。上面靠不了，友邻靠不住，下面不能靠。人家卖的瓜比我们自己卖的甜？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下这么个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