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 李海洋：中国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历史演进与转换逻辑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历史演进主要取决于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变化，依次经历了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竞争性精英吸纳以及低竞争性精英吸纳等阶段。非竞争性技术精英吸纳模式形成的动力源于经济因素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具有很高的精英吸纳功能，呈现高开放性、低竞争性和运动式的特征；竞争性精英吸纳模式形成的动力来源于不规范的干部任用方式的倒逼以及创新性干部任用机制的惯性，具有中等强度的精英吸纳功能，呈现出低开放性和高竞争性的特征；低竞争性精英吸纳模式形成的动力来源于低效的精英吸纳模式和人格化官僚制结构裂解的张力，具有低精英吸纳功能，呈现低开放性、低竞争性的特征。当前，政治精英吸纳能力较为低下，导致政治精英流动严重不畅，并由此影响政治稳定和政治合法性。为此，需要重启具有高效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竞争性和开放性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

关 键 词：政治精英/干部选拔/竞争性/吸纳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我国政治思潮的演进及社会影响研究”(13BZZ002)的阶段性成果。

精英(elite)是指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中所有最强有力、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精英不分好人还是坏人。[1]精英包括各类人才，分布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领域。一般而言，狭义上按照领域来划分，人们往往将精英划分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以及社会精英，等等。其中，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是指政治系统中的两个群体：其一是掌握重大政治决策权的政治精英，他们制定和颁布政策，由处于最高地位并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组成；其二是统治阶级中的其他成员，他们是第一个群体的支持基础和后备力量。[2]而本文所探讨的政治精英，是指政治系统或政治组织中有才华、有能力和最精明能干的人，他们是握有权力之人，同时也包括其支持基础和后备之人。如果其中握有政治权力之人及其支持基础和后备之人没有才干，那么这些人也不是政治精英。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所有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及其后备者都定义为政治精英。在政治系统中，政治精英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一个良好的开放竞争性的政治精英吸纳模式可以更多地吸纳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社会精英，政治系统就会更为稳定并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反之亦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历史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阶段(1980-2002年)、竞争性精英吸纳阶段(2002-2014年)和低竞争性精英吸纳阶段。①这三个阶段中的政治精英吸纳模式在开放性和竞争性上有着不同的特点。相对而言，非竞争性技术精英吸纳模式具有高开放性和低竞争性，但其精英吸纳功能很强，这是由其所处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竞争性精英吸纳模式具有低开放性和高竞争性，其精英吸纳功能具有中等强度；低竞争性精英吸纳模式具有低开放性和低竞争性，其精英吸纳的功能最弱。在时间序列的模式转换中，政治精英的吸纳功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走强，而是呈现渐弱的态势，其政治精英流动结构体系也逐渐呈现出封闭性。这不仅阻断了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向政治系统流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政治体系内的精英选拔，由此造成了大量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政治体系的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本文解析非竞争性技术精英吸纳模式、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和低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各自特点、形成机理和转换逻辑/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强调重启竞争性和开放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必要性。

一、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形成和转换

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60年初，虽然有一些高层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被吸纳到政治体系中，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由于实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干部委任制和革命“红色”标准的政治门槛，政治系统对社会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吸纳十分有限，只局限于一些特别有名的知识精英群体，由此所形成的政治精英吸纳体系实质上是一种较为封闭的模式。到了“文革”时期，由于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多数精英群体成为政治运动的革命批斗对象，这种封闭的精英吸纳模式遭到摧毁，政治精英吸纳基本停滞。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快速推进，特别是邓小平提出，选拔干部要注重德才兼备，“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3]中央以政治运动方式推动干部政策的实施以后，政治精英吸纳停滞的局面才得以改变，并形成了具有运动式特征的阶段性的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

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主要特点体现在非竞争性(不是绝对没有竞争)、高开放性和强精英吸纳能力。其中，非竞争性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当时干部选拔制度仍然是委任制，干部任用的决定权主要掌握在领导手中，领导就是“伯乐”。这就意味着当时的政治精英吸纳必须通过“伯乐选马”的途径来实现。虽然当时在“伯乐选马”的过程设有诸如群众评议和组织考查等程序，精英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竞争，但这种竞争只是精英之间的隐性的竞争，在显性的制度安排上没有“赛马”的竞争机制。此外，由于建国以后，国家处于长期的政治运动之中，特别是“文革”时期，知识精英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了教育系统塌陷，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使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复兴，但在政府组织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知识精英仍然十分匮乏，特别是在市、县、乡政府层级中这一状况更是如此。在中央以运动式和“四化”标准选拔任用干部时，由于年青知识精英的缺乏，除了教育系统以外(为了留住教育系统的人才，限制流动)的绝大多数年青知识精英没有竞争对手而得到了任用。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因为“革命化”标准不够或者自身的实际能力不强等因素的影响而被排除在外。所以当时的政治精英吸纳无论在制度设置上还是实际的运行上都几乎没有竞争性。

高开放性是指这个时期的政治精英吸纳模式具有很大的广度。由于改革开放早期的政府管理方式没有脱离总体性社会的管理结构，[4]政府部门十分庞大，而且在政府单位性质上没有划分公务员单位、参照公务员单位和事业单位，其单位成员除了有小部分人为工人身份外，其余的都是干部身份，所以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政府部门的干部选拔都是全方位的政治精英的吸纳。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知识精英主要集中于教育系统，为了防止他们从教育系统流出并进入其他政府部门，政府设置了具体的限制性政策措施――防止“教师改行”。尽管如此，一些拥有社会关系的从教知识精英还是流入了其他政府部门，并且凭借知识优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是一些高层政治精英拥有教育工作背景的内在原因。

强精英吸纳能力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精英流动，这得益于“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政策的要求和政治运动式做法的推动。当时中央组织部向各级党政组织提出了具体的任务指标和期限，要求各级党政部门严格按照中央组织部规定的学历和年龄配额组建领导班子，并在限期内完成组建工作。各级组织部门在执行中央“四化”干部政策时相应简化原有耗时的干部选拔程序和过程，把群众参与的民主评议会作为政治监督的辅助手段，从上至下的干部选拔和党政领导班子重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预期效果。在1982年至1985年间，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代替了年迈体弱、缺乏良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老干部，这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凭借激进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热情进入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一般受过良好的知识教育，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5]逐渐成为政治体系中的主流政治精英，由此实现了政治精英的平稳转换。据统计，从1982年初到1984年夏，全国共提拔200多万名中青年干部。到1985年底，共有46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县以上领导岗位。[6]

具有非竞争性、高开放性和强精英吸纳能力特点的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形成的基础或者说实现精英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是什么呢?按照一般的逻辑，一个优良有效的政治精英吸纳模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政治系统所面对社会的开放性和精英选拔的竞争性。精英吸纳的开放性越大，精英的选拔范围就越大，优中选优的可能性就越大，公平性越高，政治合法性越强，反之亦然。同样，在满足开放性选拔的前提下竞争性越大，越有可能产生优中选优的精英。根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得出，以“伯乐选马”的方式选拔政治精英存在明显的不足。这是因为“伯乐选马”的方式不但受制于伯乐自身的知识结构、识别能力和政治道德水准，也受制于政治组织中人格化依附关系，所以这种具有“伯乐选马”和非竞争性双重缺陷的精英吸纳方式在本质上是不能实现优良政治精英选拔的。然而，为什么这种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方式又是有效的呢?这是因为这一方式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作用的，这一特定条件就是由精英的高度短缺性、运动式的政策推动以及刚性“四化”标准相互结合所构成的，这三个构成因素缺一不可。正因为当时在庞大的政治体系中十分缺乏知识精英，所以刚性“四化”标准和运动式政策推动才成为可能，并能产生预期成效。可以说，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有效性只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言的，并非一般性有效吸纳模式，根本不适用于精英丰富时代中的人格化官僚制组织。

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模式的形成基础或者说实现精英转换的内在动力机制是由经济结构、威权政治结构和时间节点所构成的。毫无疑问，在诸多影响因素中，经济条件是决定精英群体转换的首要原因。某一精英群体取代另一精英群体的原因，最终都可归为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调整，人们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变化，往往就是精英群体相互替代的表现。因此，可以说，“政治精英的更迭是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必然结果”。[7]特别是一些研究苏联东欧政治精英的学者提出了政治精英转换的“经济法则”理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工业化所带来的劳动分工、社会的功能性分化和社会治理的复杂化，使得动员式的政治结构不再适应社会需要。党的传统统治机器在治理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所表现的无能为力以及党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迫使这些国家重新调整官僚体制和精英的组成成分。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愿望和努力所产生的首要的政治结果，体现为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党政精英的转换，这使得以管理技能和技术水平为标准提拔的干部大量进入政治过程。[8]

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方式形成和转换的根本性因素。1979年邓小平访美以后，他认识到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和工业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改变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局面。这就需要首先解决政治精英更替问题，吸纳拥护新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来支持和推动体制机制的变革。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实现老新政治精英更替要面对老一代政治精英所产生的阻力以及推动这一变革的中央政治权威问题。此时，邓小平一方面利用绝大多数老一代领导干部已到了或者即将到了退休年龄的良好机会，以高超的领导艺术(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与中央高层老一代政治精英在干部制度改革上取得了共识，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中央的政治领导权威，夯实新干部政策实施的权力基础，从而实现了包括高层在内的新老干部更替。所以虽然经济因素是非竞争性政治精英吸纳方式形成的根本动力，但离不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和退休时间节点等条件因素。

二、竞争性精英吸纳模式的实践和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