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规划了60多项改革任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政学界将其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但我们也发现，先前经常提及的政治体制改革，自后就不怎么再提了。

只提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妥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包含，如何界定？为什么不提了呢？也或许是存在某种误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既改不动，还是不提为好。

我们知道，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改革开放虽然采取了先经济后政治策略，但邓小平说过，改革最终是否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虽然强调中国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但也说50年后中国要象香港一样进行“普选”。注意，普选制马克思早就说过。邓小平在世时，农村基层广泛进行过民主实践，搞村民“海选”，当时誉为“草根民主”。有一种说法是先选举村民委员会，成熟后上升到乡、镇，再到县或更高，自下而上实践民主，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

邓后的三、四代领导集体，在民主实践方面虽做得少了，但口头上还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在不提了，有何深意？“草根民主”也不搞了，其意何在？是不是换了说法，有新的举措，统一都包括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里面去了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需要说清楚。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讲得较模糊，但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则讲得很清楚。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位学生的硕士论文开题，他写苏联农业体制改革，说中国农业改革成功了，苏联失败了，败在没有向中国学习，“干部执行不力”。我不同意他的论点，中国农业改革只是初步成功，现在的问题仍然很大。苏联农业其实就是苏联政经模式的缩影，计划经济和官僚政治相叠，通过行政命令搞经济。苏联集体农庄有3千万农民，3百万干部，粮食收成从未达到革命前1913年的水平。美国只有3百万农业工人，没有干部，打的粮食却多得要大量出口，美国农业高度市场化，有种子公司、储运公司等做专业化的服务，不设行政干部，反而效率颇高。苏联那么辽阔的国土，广袤的黑土地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成，却粮食不够吃饿死人，说明苏联体制的确很坏！我国以前学苏联搞人民公社也饿死人，改革也首先从农村突破，取消人民公社，实际上就是破除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两大扛杆，即计划经济和党政干部官僚体制。计划经济因饿死人是被批臭了，但党政干部官僚制治理，近年来在我国反而有强化的趋势。我国的党政干部多如牛毛，改革之初对于苏联模式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有过批判，十几轮精简机构的改革，也压缩了党政部门机关，现在又搞简政放权，但干部数量始终未见减少。所谓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始终都是干部，不管现代化不现代化，依靠的还是党政干部，如今农村甚至有了“大学生村官”，应该说还是官，说穿了还是“官本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先前有一首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其实中国农民种地几千年，自己种得好好的，无须干部来“办公”，管你作风好不好，带不带干粮，还是少来为好。我们看到，现在农村不再提村民自治了，也不搞“草根民主”了，反而在加强党支部建设，村支书管事，成为准干部，且是有工资补贴的。所谓加强执政能力，也变成了强化党政干部官僚制治理，是强化旧体制机制，仍然是官本位的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重在加强执政能力，不提政治体制改革，难道就只是强化国家能力，强化党政干部的掌控力吗？这到底是改革还是走回头路呢？学术界对此讨论，不能流于空谈，不能坐而论道不接地气，无视党政干部多如牛毛只增不减的事实，苏联模式党在国上体制，到底应该强化还是弱化，所谓简政放权，能不能落到实处，加强执政能力搞成高度集权，能说是深化改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