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小骏：徘徊与摇摆：香港人国家认同的集体困境

阎小骏，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现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及比较政治制度研究。2012年，阎小骏博士关于中国农民企业家的研究获全球中国研究权威学术期刊、英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年度最具原创性论文奖。同年入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首届杰出青年学者计划。2013年获香港大学杰出教学奖。其首部中文专着《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荣膺《亚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小说类）。 阎小骏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特邀顾问。

本文节选自阎小骏著《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需获许可。

*简体中文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德尔斐箴言（Delphic maxims）是源自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阿波罗神谕之神圣格言，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其中最著名的神谕莫过于镌刻于阿波罗神庙大门上的「认识你自己」 (Know Yourself)。这箴言劝戒人类永远不要忘记对自身身份价值的追问。但认识自己往往是人类认知和心理世界中最深奥的部分。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一书中曾写到的，「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 Nietzsche, Friedrich. (2013).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London: Penguin Books: p. 3]

二十世纪政治科学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就是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对国家、社会以至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所起到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政治认同往往包含人们对三个问题的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类人？我同其他人存在怎样的关系？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乎人对自身身份属性和社群关系的定义、感知与认可。从「九一一事件」中冲进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民航客机到法国巴黎街头捍卫自己配戴面巾权利的穆斯林妇女，从曼谷市公共场所每天定时响起的国歌到莫斯科红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礼炮，政治认同已经是塑造二十一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政治认同不但决定了我们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而且影响我们对权利、义务、荣誉、正义、是非原则等重要事项的判断，同时也涉及到其他人对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

政治认同问题对香港人而言从来都是非常纠结的问题，也成为2003年以来香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引起北京高度关注的因素之一。而纠结的核心就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在政治认同上的相互关系。如两位本地学者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里论述过的那样，香港华人社会与中国政治、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自开埠以来始终「困扰着大部分香港华人」。他们写道，

每当遇上国家大事，如「钓鱼台事件」、事件、北京申办奥运等时刻，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华人自然是中国人；但当涉及到另外一些情况，如香港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人权等，他们又自觉和大陆有别，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两位作者认为，「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左摇右摆，心理和认知上的模棱两可，恰好反映香港华人所处之境地、所经历的历史……」[  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九七前后的转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2年10月号，第71页。]

的确，自19世纪中叶香港成为英国殖民统治以来，香港人的政治认同一直都是香江的不解之惑。早期，香港华人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同广东省密不可分、混为一体。在1925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运动中，在罢工组织的号召下，短短三四个月间就有13-14万香港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返回广东各地，造成了香港一次不小的经济危机，迫使殖民地政府须得向伦敦借债才暂时度过财政危机。香港人身份与中国内地身份的真正区隔，逐渐萌芽于1949年之后。由于两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差异，特别是目睹「左」的政治路线下发动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对内地经济和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使得香港人逐渐开始形成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最初感知。这种最初的感知，在二十世纪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对于香港前途的大讨论和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对不断形成中的香港人政治认同也产生了较大的塑造性影响。但总体而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香港华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始终未能从摇摆和徘徊中稳定下来。这种不确定的政治认同，成为香港政治困局的基本背景。

根据香港大学的调查，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2014年中，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在近些年始终处于严重下滑状态。图表3-1显示受访香港市民中选择「中国人」或者「香港的中国人」两项人数占总受访人数的比例。在所有年龄组，这一下滑趋势都是十分显著的。香港人在政治认同问题上的摇摆和困境，本来是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特殊历史后果，是历史的偶然；但回归后，一些人仍然运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希望将由历史造成的、香港人在政治认同问题上的迷茫借「一国两制」的特殊制度安排予以保留甚至永远传承下去，意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之内建构起一个政治上的「异邦」。若予以认真辨析，可以发现香港社会在政治认同上的模糊和分歧大致存在三方面的显著影响。

*图表3－1 香港社会的「中国人」认同[ 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

第一，香港人国家认同的长期缺失可能使中国对香港的管治本身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认同本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常态组成部分；但香港独特的殖民地历史造成了香港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真空」现象。一方面，多年殖民管治的浸染，使得香港人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区隔感，并导致回归后香港社会的不少成员对于认同中国这个现代国家存在心理和认知上的障碍。但是，身为殖民地居民和血统意义上的华人，香港人既不能拥有、也不被港英政府要求拥有对于英国的认同。英国在香港建立的是殖民地统治秩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空间聚落上把殖民地的英国菁英与普通华人社会几乎隔绝开来，令本地华人社会亦无法建立起对英国的认同。因此在中国和英国「两不管」状态下，除少数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外，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长期以非常独特的形式地出现了缺失状态。国家认同的空白不能不说是香港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二，与国家认同的缺失相连的，是香港社会在回归后如何看待内地及如何处理与内地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无法形成共识。由于在国家认同观念上的混沌状态，使得香港社会在回归后不但不能在如何处理与内地的关系上形成共识，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跨境问题」都引发严重的社会争论。但无论是高铁计划还是双非儿童，这些争端的核心都在于两个问题，即：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应该同内地建立起怎样的关系？以及香港在与内地的关系中应该处于甚么位置？融合论者认为香港应该积极加入到内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并藉此继续发挥香港的优势和独特作用；而隔离论者则认为香港应该与内地继续保持甚至巩固相互之间的区隔，并藉此完整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和自主性。而即便在已经开展的与内地交流和交往过程中，香港人应该如何定义自身的位置的问题也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第三，国家认同的缺失，还严重影响香港人的国际观。国家认同的缺失，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香港社会无法清晰定义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以及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香港究竟是中国最繁荣的经济城市？还是亚洲的国际都市？还是不代表任何国家的全球自由港？香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究竟是代表中国最现代化的一面，还是仅仅代表自身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后，香港社会如何能够在回归后以平等、自然、不卑不亢的眼光看待往昔的殖民者，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学习过程。在这一点上，香港的某些老一辈政治人物热衷于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议会就「一国两制」 和香港问题反映情况、争取国际支持的做法实在有待商榷。实际上英美等西方国家秉承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战略，极少对香港政治人物的类似行为作出官方的积极响应，常常也是敷衍了事；但这仍然没有减低个别香港政治人物不断重复这些行为的乐趣。香港的回归，由于没有经过「去殖民化」的过程，香港与西方阵营的相互关系始终未能得到厘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对于特区管治和国家整体安全的潜在威胁。香港有识之士自然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2013年初，哈佛大学教授、曾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及「沃尔夫数学奖」的香港学者丘成桐在明报月刊专门撰文指出，

九七年回归时看着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上时，真是感动不已。两百年来国家民族的耻辱终于去除了，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亲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义者再不能假借自由为名来欺负香港老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