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如何读懂“官修”党史？

金冲及很少在媒体上露面，这次说是要谈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胡乔木、胡绳，才答应接受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金冲及那间办公室过去是叶群的卧室，旁边就是林彪、林立果的居处。访谈就在这样一个曾经的“历史现场”进行。

今年已经84岁的金老先生精神很好，三小时的聊天中丝毫没有显露疲态，说话有条不紊、始终笑容满面，讲到激动之处还手舞足蹈。有人问他养生的秘诀，儿子金以林在一旁打趣说：“抽烟、喝酒、吃肥肉”，他像个被错怪的小孩，马上反驳说：“我不爱吃肥肉。”――边说边伏案给一叠新书签名，一笔一划地签。

*金冲及先生

金冲及说他从高中时开始读胡绳的作品，并如数家珍地报了一串书名，“那个时候没有能够实际跟着他学习，但事实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后来他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跟随胡乔木、胡绳工作，包括参与1990-199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文简称《七十年》）的编写。而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官方党史之一，也是定义党史上诸多重要问题的依据。

先后主持《七十年》编写工作的胡乔木、胡绳曾就此做过多次重要的内部谈话，金冲及出于职业习惯对这些讲话都做了记录。他练过速记，又熟悉“二胡”的江苏口音，录下的内容极其详尽。20多年后的今天，他在金以林的协助下将这些记录整理出版，定名为《一本书的历史》。

*1992年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右）与逄先知（中）、金冲及（左），摄于胡乔木寓所。

谈《一本书的历史》：不是“著”也不是“编”

澎湃新闻：您整理出版这些讲话记录的缘起是什么？

金冲及：我已经84岁了，说实在话，到这个年龄，时间花在哪里是要反复掂量的。我自己当然也还可以写点东西，但我感觉，自己写书，不如讲讲胡乔木、胡绳这两位同志，他们怎么思考问题，他们讲了些什么，我想对后人可能更有用。这就成为我优先考虑的事情。

严格说来，这本书是胡乔木、胡绳讲的话，我只是记录、整理，没有发表什么自己的议论，更不会以我的看法改动他们的观点。所以署名只有个名字，没有写“著”，因为内容不是我写的，是他们的话；也没有写“编”，他们没有授权我编。写我的名字表示我负责任就是了，这里的内容都是严格按我自己的记录整理的。

澎湃新闻：您在前言中再三提醒读者，这些话是23年甚至24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些问题可能还在思考中，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那么现在看来是否有些内容需要重新商榷讨论？

金冲及：这我没有很多地去想，能把它整理出来我就已经松了一口气。但我想我应该做这么一个说明。这是二十几年前的讲话，而且当时并非准备发表的。我相信如果是他们自己写的话，会更字斟句酌，写出来的也许就跟这些记录稿有所区别。

要说变化，我想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想写的东西，隔了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会有变化。这里的很多话，不一定是最后定论，很多是在思考的过程里讲的。讲话的时候我都在场，我看他们常常是一面想、一面讲，有时要停一停再讲。而他们对文字的推敲非常慎重。

谈胡乔木、胡绳：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确立党史叙述的关键人物

澎湃新闻：胡乔木、胡绳两位先生在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金冲及：胡乔木和胡绳当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对他们的研究，对具体问题，别人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能够得上他们那个水平的人，到现在为止我感觉没有多少。

胡乔木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注：为了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进行总结清算，研究分析六大以来党内的各种原始文件，1941年上半年党中央决定编辑此书，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正式成书之前，该书曾先以散页形式选印一部发给高级干部阅读，1941年12月正式出版）。这是一个文件汇编，包括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到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会议记录，详细极了。会上谁讲话、谁插话、说了什么，都有。这些材料当时装了十几个皮箱，周恩来给瞿秋白写了个条子，交给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保管，叫他脱离一切工作，就管这十几箱材料。后来抗战期间陈为人因病去世，就交给另一个人。准备进行延安整风的时候，要梳理此前党的历史，就到上海，从那些箱子里选出一部分送去。胡乔木就编这部资料。

在那之后，因为乔木跟在毛主席身边，很多重要社论都是他写的。解放后，1951年“七一”，原本要署名中央――或者是少奇同志，我记不清了――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结果写出来以后，毛泽东给它署名胡乔木，用他的名字发表。

这一时期的党史，除了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两本是学校里的教材，并不是中央正式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党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90年写《七十年》的时候，乔木也讲到，当时一般的党史就只写到1949年，有的写到1956年，极少数提到改革开放。所以《七十年》要搞出一份比较完整、简要的党史。

另外，胡乔木、胡绳都是党史的亲身经历者。解放前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一直在他身边；胡绳长期在《新华日报》，这是周总理直接抓的报纸。后来发生皖南事变，把胡绳派到香港，回来以后还是在《新华日报》。解放后中央很多重要文件也都是几个“大秀才”起草的。所以他们讲的历史，不光是根据文件来研究，还是亲身经历，而且在主要领导人身边。胡绳跟领导人没有胡乔木那么密切，但他也经常讲到少奇同志的一些事、1938年博古怎么讲，等等。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澎湃新闻：那是否可以说，建国后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结论，基本是“二胡”定的基调？

金冲及：当时管这些事的，主要是他们两个。党史领导小组是杨尚昆当主任，副主任呢，胡乔木放在薄一波前面。照理说薄一波资格更老，但这事实际上是胡乔木在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两个机构都是胡乔木当主任。后来他不当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是李琦当主任，党史研究室就是胡绳。胡绳原本在文献研究室当副主任，后来到党史研究室去当主任了。

“文革”前曾经要编党史，当时想成立一个党史委员会，由董必武负责，后来这件事没有做。除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及前面提到何干之、胡华那两本书，几乎就没有其他党史著作。（胡乔木、胡绳主持党史编写的工作，）他们管得具体着呢，不是跟你讲讲思路就算了，写完他要一遍一遍改，连标点都给你改。这样的大家，管到这样的程度，（很不容易）。

澎湃新闻：您长期跟着两位先生工作，也参与了《七十年》的编写，您觉得他们的讲话记录中，哪些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金冲及：比起具体的论点、问题，更要看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对大家有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你看我后来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就会知道，多少是从他们那里学的，或者按照他们的希望去做的。

跟着他们工作，听他们那么多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有几点：

第一，他们总是强调，写书要有一个笼罩全篇的思想、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索。中国人过去写文章讲究“文气”，党史也要这么写，比如《七十年》要有贯穿党的70年历史的那么一口气，就是告诉别人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

第二，讲脉络线索不能是干巴巴的几条。写《七十年》的时候胡绳同志讲过多次，40万字要写70年的复杂历史事情，你要清楚目的是说明什么问题，详略得当。他不只一次提到《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写得很细；但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上前线的故事那么长，几个字就了了。这一点从方法上来讲对我也一直有影响。乔木同志则是强调，能让人身临其境的材料，就得展开说。比如他讲大革命，那是一部悲壮的历史，那你就应该用悲壮的文字写出来。有一些关键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