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是一个民心凝聚、民气顺畅，上下同欲、刷新历史的年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伟大的转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从农村改革发轫，随之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继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骤然兴起。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高瞻远瞩，掌舵导航；胡耀邦、赵紫阳披肝沥胆，全力推进。我那时在他们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过程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工作。

教育改革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早在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看到教育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就痛心疾首地提出：“教育也要整顿。”试图纠正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政治是非和思想理论是非。可惜，历史没给予他机遇。他奋力整顿的结果是，教育界的乱象非但没有制止，他自己反倒被扣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重遭罢黜。教育界一些跟随他搞整顿的同志甚至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因此也更成为沉疴难愈的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再度复出。在整个国家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1983年，他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说：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最重要。第九条说些什么呢？中心说的是知识和人才，说的是科技和教育。文件中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可见，作为一个战略家，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问题一直是牵萦于怀、记挂于心。

当时，中央对教育改革的认识是明确而清醒的，决策是坚定而有力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时隔仅仅一个星期，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就开会讨论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由万里同志领导。万里同志在会上提出：让启立负责。领导小组下边设立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尽快提出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由此，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教育体制改革究竟改什么，现实的教育实践弊端在哪里？造成这些弊端的体制根源是什么？改革朝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去改？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从哪里做突破口？怎样抓住关键环节？这些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也是文件必须回答的。

11月14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听取讨论了教育部关于教改问题的汇报提纲。此前的11月6日，万里同志和我找教育部同志就教育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一起商议，请他们认真准备一个提纲，向书记处汇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也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汇报提纲没通过。耀邦同志说，如果作为文件的框架，汇报提纲主要问题没抓住，显得主次不分，眉目不清，旗帜不够鲜明。他说，关于教育改革，这次要写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要抓住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做出回答。所谓“纲领性”，就是要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简洁。他强调说，教育改革是中央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搞文件就是抓大事，要下大力气，认真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全国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写出一个好文件，指导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时间宜早不宜晚，工作要往前赶。

这次书记处会表明了中央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对文件的明确要求。任务很重，时间很紧迫，容不得再迟疑拖延。于是我把手头工作排了排序，将主要精力投放到研究制订教改文件上来。

我首先阅读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对当时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战后德国、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验做了些考查了解，然后，我决定自己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11月20日，我带着教育部、中央办公厅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乘火车南下，第一站到了安徽，在合肥、芜湖，先后同省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们座谈。安徽一些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最集中的反映是，高校办学活力不足，政府行政部门管得过多过死，在财政体制，招生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上都是僵化模式，学校没有自主权，难以成为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也缺乏积极性，内在潜力发挥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反映怎么样？我们请省经委、计委、政法委等一些部门管干部和人事的同志，从用人的角度来谈教育改革。他们反映，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各地、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社会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是以往分配来的不少大学生不对路，不合乎需要。政法委的同志们反映，全省公检法司系统总共近三万从业人员，其中大专程度的仅占现有干部的5.8%，而学政法专业的更少，仅占现有干部的3.9%。计划到1990年要新增加2万多人，每年需增加3600多人，但目前每年最多分配二三十个学政法专业的，加上中专生，还不够自然减员的数目；律师尤其奇缺，搞经济司法的几近于空白。省计委的一位主任谈到，目前存在五大矛盾。一是需要和供给的矛盾。1984年全省上报需11万人，可供分配的仅占26%。二是学校的学科设置与实际需要的矛盾，一些传统专业的人相对较多，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则严重短缺。三是需要与质量的矛盾。一些专业、学科的教材相当陈旧老化，和五六十年代差不多，有的内容甚至成了笑话。四是学生知识结构上专和博的矛盾。现在是专业过窄，学工程的不讲经济，不懂资金和成本构成；学经济的不懂法律；学政治理论的不懂系统工程和经济管理。五是学和用的矛盾。现在的学校与社会联系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更少，以致有些学建筑的大学生对基本建设的程序名词都不懂；学文科的某些学生，古今中外这诗那词背得很多，参加工作后连个报告都不会写，一个文科大学生出去调查，回来三个月写不出来一份调研报告。

安徽的同志们认为，目前教育的状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搞不好还会拖后腿。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1月24日，我们从安徽到达江苏，先后在南京、苏州、无锡，进行调研考察。江苏和安徽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僵化的管理体制束缚了教育发展。江苏省有26所部属高校，分属20个不同的部，地方44所高校，由于体制原因，形成条块分割，各院校都搞大而全，小而全，形成资源极大浪费。江苏地处长三角，特别是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这就使得江苏对职业技术教育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和更紧迫的要求。顺应这一形势，苏州市从1982年开始，逐步建设一个职业培训体系。全市已普及初中教育，毕业生约75%升学，在升学的部分中进普高与职业中学的比例达到1∶1，这个比例无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高的。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一年半培训进厂当工人，职业中学学生经过两三年培训当技工，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经过三年培训当技术员和高级技工。这样一个培训体系，使全市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江苏的做法使我想到了德国（当时的西德）的职业教育。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出访西德，那里的人告诉我：在德国，仅凭一纸文凭定终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社会不仅看文凭，更要看你能干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怎样？博士文凭不一定比职业教育文凭更值钱。从江苏的实践看，加强职业教育已成为经济建设所必需。

11月27日，我们从江苏转赴江西。江西是革命老区，也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尽管建国后老区面貌有很大变化，但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特别是在一些山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当年红军驻扎过的宁冈县，1983年全县人均年收入才190元。与此相对应，教育的状况特别是中小学的状况，条件相当艰难。我们考察走访了一些山村小学，相当一些学校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校舍破败，少门缺窗，夏不避雨，冬不挡风，学生的课桌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真的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看了令人心情沉重。教师待遇也很可怜，拖欠工资十分普遍，有的教师几乎自己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完全凭着良知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江西的情况有特殊性，但问题有普遍性。

12月2日，我们又从江西南下广东。广东属沿海开放地区。由于城乡经济改革的推动，教育改革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广东高校数量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需求激增，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他们不拘一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电大、夜大、函大，还有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广东人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大胆突破一些体制障碍，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

这一次调研，历时半个多月，辗转四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大大小小开了近百个座谈会，与逾千人座谈、交流、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是冷静的比较和探讨，有时是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们一般把行程安排在白天座谈、考察、参观，晚上乘车赶路，在火车上就白天听到看到的情况进行消化、议论、归纳。经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对整个教育领域的基本状况、基本矛盾、基本问题就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在调研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教育领域里还残存着“文革”遗毒和“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问题，有“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制约问题，但是，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一个拥有几十个民族、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情况迥异，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很不平衡，但统统实行同一种办学模式：清一色的全日制，正规化，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标准，统一学制……大学无论是部办、省办、国办，一概统招统分统配，其结果是，学校吃政府的大锅饭，学生吃学校的大锅饭，学生只要考进大学，就像进了保险箱。在教育结构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设置比例严重不合理；片面强调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据统计，当时职业学校在高中教育阶段中的比例不到10%）。在教育思想上，从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又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唯学历、唯文凭，盛极一时，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在高校里，较普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师范教育不受重视，在广大农村，特别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学校数量少，条件差，师资缺乏。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学校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整个学校缺乏活力。学校的教材几十年一贯制，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一纸大学文凭，严重脱离了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一方面，我们财力窘困，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不足，经费奇缺，另一方面，投入的经费效益很差，造成事实上的极大浪费；一方面，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当时，全国4000万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占2.3%，三级工以下的占70%），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少人才又因不合实际需要而形成大量积压；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把人、财、物统得很死，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