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史上“党性”术语的使用及其内涵变迁

内容提要：“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这一术语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他们所指“党性”主要是指理论和政治活动的阶级性。“党性”这一术语内涵的基本定型始于列宁，他所指“党性”既是研究方法上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自觉，同时也用来描述党员对党的组织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文献中，“党性”术语正式形成于延安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性”术语内涵的多种表述，实质在于把“党性”理解为阶级性基础之上思想理论方法和组织形态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党性”术语的内涵，基于党员个体意义上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思想的整体性中越来越具有了突出的意义。

关 键 词：党性；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它内在地规定着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旨归。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党性”这一术语的内涵及其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党性”这一术语的结构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从术语的角度厘清“党性”一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上的使用及其内涵变迁，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的历史趋向以及当前阶段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一、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文献中的“党性”和“党派性”

“党性”是反映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特质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最早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据一些学者的考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共有三处对“党性”一词的直接使用：

1845年下半年，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的前言和结束语》一文中批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时说：“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评价拉萨尔时说：“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国家财产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而他的那些卑下的、从属的情欲和私事，是众所周知的”。1863年1月2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法国布朗基派抵制普鲁东派控制法国工人运动的企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甚至像卡诺和古德肖这样的人，都声称在最近的运动中必须推崇布朗基。”①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这三处对“党性”一词的使用来看，他们是在阶级性的意义上或者说是在阶级自觉性的意义上来使用“党性”这一术语的，表明“党性”与阶级性本质上是同一的，反映的是在理论和政治活动中对客观的阶级性的自觉的主体性认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献中，还有一个与“党性”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术语，即“党派”或“党派性”。波兰学者约•维尔钦斯基对“党派性”这一术语的解释是：“一种哲学观点，强调人们在理解和解释自然界与社会中的现象和存在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阶级偏见。这种同客观主义对立的观点及其对历史、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推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1]86这一解释是比较准确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献中，理论上的党派一般是指具有特定理论立场、反映特定利益的理论派别。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古希腊的历史和哲学时说：“从伯利克里时代起的希腊历史就这样被归结为悟性、精神、心灵、世俗生活等等抽象概念的斗争。这些都是希腊的党派”[2]142。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时说：“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2]536-537。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这种“党派”或“党派性”的术语还散见在他们的许多其他论述中。比如，1849年1月，恩格斯在一篇评论瑞士报纸的文章中说道：“很明显，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连最激进的报纸也不敢稍稍离开自己党派所规定的仅仅在最近的将来要实现的那种固步自封的纲领。”[3]209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使用“党派性”“党派”揭示出了观念和阶级之间的内在关系。此外，在一些重要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党派性”“党派”，但却清楚地表达出了理论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比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16。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5]258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党派性”。

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献中，特别是后期的一些理论文献中，随着工人政党的发展，“党派性”或“党派”的术语逐渐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即指工人政党中的宗派主义思想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也越来越多地用“党派”来指称党内的派别或宗派。比如，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说：“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6]580。这里虽然恩格斯没有直接使用“党派”的概念，但是“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所指无疑是党派的意义。这也表明，理论意义上的党派性与党内组织活动中的党派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献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术语。对于组织上的党派或党派性，马克思恩格斯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因此，1853年10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书信中说：“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7]301。

从上述引征和分析来看，“党性”的术语确实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但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过于夸大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因为他们对党性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频繁，内容也不稳定。他们所使用的党性，主要是指理论和政治活动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理解党性内涵的基础上，开始比较多地使用了党派和党派性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论和政治的理解，但是他们对“党派”和“党派性”的使用，其内涵的重点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明显地出现了重大变化，更多地指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中不同的派别或宗派组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初创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党性或党派性的术语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日益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捍卫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的团结统一，越来越倾向于在消极的意义上使用党派和党派性的术语。

二、列宁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党性”术语的基本定型

“党性”一词开始正式进入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始于列宁。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文献中，“党性”这一术语的内容逐渐开始定型。

1894年底1895年初，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在比较客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时，第一次使用了“党性”的术语，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8]363。1906年列宁在《“非党”抵制派的错误议论》一文中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而阶级对立不发展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9]273列宁这里所使用的“党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着重强调理论与政治立场、阶级立场的关联性。不过，列宁越来越多地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思想方法论的意义上来使用“党性”这一术语，以此来反对一切试图超越阶级对立的抽象的理论学说。在1908年5月间完成的著名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多次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党性”和“党派”的术语来指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10]231在这一著作中，列宁在保持着对“党性”和“党派”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理解的同时，也有一些对于这些术语新的扩展性的理解。比如，列宁把对党性的理解从哲学引向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10]235。同时，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性或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10]240。

列宁在立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意义来使用“党性”一语的同时，也赋予这一术语新的内涵，“党性”开始从描述对理论的阶级自觉的术语转向描述一种特定的对党的组织的态度的术语，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不同的内涵。

1905年11月，列宁在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两处使用了“党性”的术语：一处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藏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另一处是：“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11]663这两处中的“党性”显然是指一个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自觉，列宁的这一理解开始使“党性”具有了组织性的含义。虽然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分析的是党的报刊和写作倾向性问题，但其对党性的理解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却具有整体性的重大意义。

在此后列宁的有关文献中，具有组织形态意义的“党性”就成为列宁经常使用并以此来捍卫党的纯洁性的术语。1911年2月25日列宁在写给李可夫的信中说：“斥责‘前进’集团时，应说明有一部分前进派工人主张进行选举，主张利用合法机会，主张维护党性，说明你们是要这些工人和这些前进派分子脱离派别参加到党里来的，如此等等。”[12]311912年12月16日，列宁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要在米沙委员会通过那个表示反对的决议(决议在第三号那里)，并作一点补充：提出党团的决定是7个党性不纯的人的决定”[13]196。1912年12月19日列宁在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信中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关于亚格洛的决定说：“我们宣布这些决定是反党的，保留向党的各个组织申诉的权利并提请注意，党团作出这样一些决定，就是完全离开了党性的道路。”[14]2001921年5月，列宁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第二次讲话提纲中，第18个提纲条目就是：“坚毅精神，党性”[15]291。1921年8月，在《关于“出版自由”》一文中，列宁在批评米雅斯尼科夫时说：“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16]89从上述引证文献来看，列宁对“党性”这一术语的使用是非常稳定的，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列宁对于“党性”强调的重心也越来越从其理论立场转向了对于党的组织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