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国家转型与现代政治：从中国把握中国政治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是应该按照西方的逻辑走，还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从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入手，结合中国千年帝国的现代转型，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探究了中国现代政治从何而来，为何产生，从何建构以及走向何方这样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要真正理解和把握现代中国政治，应该回归到中国的大历史、大社会，从中国自身把握中国现代政治。在这其中，要牢牢把握一条主线，这就是中国现代政治一直是在力图解决古老大国实现整体转型以及全体人民实现整体掌握国家权力这两个根本性的历史课题中建构起来的。

【关 键 词】国家转型/现代政治/中国政治

中国是一个拥有很长政治文明史的国家。迄今为止，它创造的政治形态大致有两种：一是古典的，二是现代的。古典政治形态，土生土长，创造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绵延二千余年；同时，构筑了华夷秩序，创造了东亚文明圈。现代政治形态，源于西方，中国在经历了实验和探索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综合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国现代政治。这是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形态，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唯一的联系是从古至今没有解体的中国社会。于是，面对现代中国政治，世人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中国现代政治，到底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是应该按照西方的逻辑走，还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走？这种困惑使得人们无法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现代政治及其未来的前途和方向。本文力图给出的答案是：应该从中国出发把握中国政治。

一、现代政治文明：从人类文明出发，还是从西方文明出发？

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史，人们常常用由“民主”与“独裁”组成的一双眼睛来观察和透视，并由此来简单判定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的差别。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的分析和判断来看，源于西方的民主化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流。面对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他发出了这样感慨：“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①对于这种政治变迁的未来命运，亨廷顿给出了十分自信的回答：“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②“在正在兴起的经济发展的浪潮的推动下，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进得更多，退得更少。套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导人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的确会前进。”③在此，亨廷顿以非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民主最终一定战胜独裁，西方文明的民主一定会成为世界普遍的政治形式。然而，民主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亨廷顿坚定的信念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则是错的。民主最终一定能够战胜独裁，但战胜独裁的民主，并不都是“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从实践上看，西方国家二战后所致力的民主输出实践，许多时候传播的是西方的民主理念与制度，种下的却是分裂、冲突与战争的种子，无数百姓不得不承受民主所带来的民不聊生的代价；从理论上看，民主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但其本质却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西方只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第一个表现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蕴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而是民主所体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

有一个事实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即民主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自然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体现。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答案和理论多种多样，相对而言，马克思的回答更为深刻和科学，因为它是从人类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的。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就在于人拥有意识，而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人所拥有的动物性欲望上升为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这种生命意志决定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即人不断摆脱自然与他人(社会)所带来的束缚的过程。在人尚未有充分的能力摆脱其中任何束缚的时候，人为了生存，都依附于一定的共同体，其现实存在是作为共同体成员而存在的。人的这种存在塑造了人类的古代历史。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独立生存能力的不断增强，人就逐渐摆脱了对特定共同体的依赖，获得了独立自主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这是人自我解放的一大飞跃，是人的类本质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开辟了现代历史，形成了现代社会，建构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随着个体独立所带来的私人生活的抽象，国家也从社会中抽象出来，与社会形成二元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制度就是二元存在的国家与社会相互适应的产物，以个体为单位组成的现代社会决定了现代政治制度形态选择必然是民主的。④

西方思想家往往都是从个体独立及其所决定的市民社会来解释现代民主的由来与必然性的，但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更加彻底，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肯定个体独立与现代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而将民主的内在必然性确立其上。马克思认为，人类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借助这第三种力量来解决自身的矛盾与冲突，因而，从根本上讲不希望作为人类的作品的国家异化为奴役人类的力量。这决定了人类在创立国家的时候，就天然地要解决人对国家的驾驭与控制，从而使国家真正掌握在其创立者，即人民手中。由此，马克思认为，国家制度是人的自由产物，这才是国家制度的本来面目。既然如此，体现和保障人的自由的民主制度，就不是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式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存在的。这样，在马克思理论中，“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⑤，存在于各国的国家制度，本质上都不过是民主制度在具体国家的具体体现，即使是君主制，其本质也不过是民主制度缺失而产生的一种变种。“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必然是本身不彻底的民主制，而君主环节却不是作为民主制的不彻底性而存在着。”⑥基于此，马克思的结论是：“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⑦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出现是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换言之，只要人的自我解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将作为一切国家制度真理的民主制呈现为现实的制度形态。因而，现代民主制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出现，并不是西方文明创立了民主制度，而是西方社会相对超前的变化与发展，使民主制度首先在西方社会被呈现出来。

然而，西方在民主上的历史首创性，很快就扭曲了民主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因为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普遍地要利用这种历史首创性，将西方创造的民主制度变为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其具体手段是将西方民主制度内含的价值和原则抽象为人类的普遍理性，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政治的精神与原则。在这种抽象中，不仅人从具体的人变成了抽象的人，而且使所有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文化都从具体的存在变为抽象的存在。于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将带有先验性的西方政治精神与原则标准化地注入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改造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西方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将西方的民主视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⑧。于是，基于人类本质属性而发展出来的现代政治文明被彻底模式化为西方的政治文明，在这其中，其他国家与社会自然也就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与发言权，只能等待缘起西方的民主浪潮的洗礼。亨廷顿的“第三波”概念就包含着这层意思。

民主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绝对不等于民主在现代文明中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化的发展。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国家依然是现代文明建构与发展的基本单位，而国家及其所对应的社会是具体的，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自己的发展方位与议程。然而，这很简单的道理并没有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尊重与遵守，不仅代表西方文明的西方社会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具体的实践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失去自我，依附在西方的模式之下。于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不仅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直接表达，而且成为各国现代政治建设与运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尺度。西方社会将这种局面视为理所当然，并为此骄傲自豪，然而，现代政治文明却因此而危机不断，因为，民主的模式化似乎加速了民主的推广，但实际上往往成为直接摧毁国家或社会内在结构或转型进程的力量。

由此可见，现代政治文明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不应该寄托于源于西方的民主发展的第四波、第五波，而应该寄托于各种非西方模式的民主实践。民主生成方式、组织方式以及运行方式的多样性，是现代政治文明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建构实践及其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值得世人关注和研究。

二、中国现代政治：是政治革命的产物，还是国家转型的产物？

现代政治文明是人类在寻求自我解放的实践中诞生和形成的。人类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之外，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即摧毁既有结构体系并创造全新的结构体系的过程，这就是历史上的革命过程。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民主是在这种革命中诞生的，同样，中国现代政治也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诞生的。于是，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革命与现代政治之间有了天然的联系。很多人由此认为，中国和西方一样，其现代政治体系都是整个革命的产物。这个判断，也是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是错的。中国现代政治确实像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一样，其形成和确立都经历了革命的过程，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而中国则不是。准确地讲，中国现代政治是整个国家转型的产物，具体来说，国家转型所需要的政治革命启动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而成长中的中国现代政治则只有在有效推动和完成了社会革命之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政治是国家转型的产物，因为国家转型最终是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的。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革命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似乎是为迎接现代文明的诞生而创设，因为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革命本质上是人类为实现自我解放所形成的社会历史运动。阿伦特在其著名的《论革命》一书中就这样写道：“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十八世纪末两次伟大革命之前，革命这一现代概念并不为人所知。”⑨这里所说的“两次伟大革命”，是指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这两次革命都内生于各自的社会与历史，虽然形态与过程不同，但使命共同，即建立现代社会，创立现代国家。所以，阿伦特认为，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⑩，而其使命就是使全人类中受奴役者获得解放，从而享受自由与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认为：“从理论上说，法国大革命意义最为深远的后果，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现代历史概念的诞生。”(11)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文明来说，革命所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推翻绝对君主统治，更是围绕着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而展开的全面性的社会结构变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发生在1789年至1848年之间的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并将这个时代称为“革命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