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政教传统及其重建的现代意义

当下的官员、官风、官德、官场文化等与官相关的一切，皆不能让民众满意。略加观察即可发现，根本原因在于，党、政官员普遍缺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而变成最彻底的物质主义者。

这样的官员只知道政与刑，而不知德、礼。因为没有价值的支撑，他们迷信权力。实际上，因为缺乏价值的支撑，他们没有自信。面对民众，这样的官员轻易地诉诸暴力。地方官已习惯运用各种粗暴手段“维稳”，并且花样翻新。

至于官员个体的败坏，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官员们疯狂地贪贿、消费或者占有女色。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正在崛起，但官员们却在大量为家人办理移民。这是近世以来其他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官员们其实也很清楚，没有主流价值，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前景可言。

在社会的另一端，与官员没有共同价值的民众，对于缺乏道德正当性的权力十分敏感。官员的社会形象持续败坏。官员与社会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上述种种倾向是危险的。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试图予以矫正，比如，对官员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官方也强调，官员应当德、才兼备，并进行官德教育。但是，这种努力的效果不彰。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个具有自尊、也能赢得民众尊重的官员队伍？在新的文化政治背景下，以新的形态恢复中国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政教传统，或为一条正道。

法家官僚制

假设制度相同，官员有德与否，决定着政治之良窳。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史证明了这一命题。战国开始，中国出现官僚政制，一路延续至今。今人对此一丰富的历史多一概而论，如被奉为权威的王亚南之《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然而，中国的官僚政制实有两个大不相同的传统：秦制传统与汉宋传统，或曰法家官僚制与儒家官僚制。前者“以吏为师”，以刑治国；后者以儒生为官，儒家士大夫兼用德、礼、政、刑，而以教为政，从而形成中国政教传统。此为中国两千年政治积累之至为优良的经验，值得今人深思。

三代皆行封建。在封建的小型共同体中，君子权威来自自身之德行；共同体成员在礼的普遍约束下，礼是习惯法，同时约束君子和庶民。君子通过共同审议的方式治理公共事务，这就是政。仅在必要时强制执行礼，这就是刑。德、礼、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孔子时代，封建制开始崩溃，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孔子见证了治理新模式之初步形成，乃提出著名的政治学命题：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者，行政管理；刑者，施行刑罚。当时，季氏等强势卿大夫倾向于迷信刑治，以刑杀治国。孔子对此予以批评。然而，孔子并不拒绝政与刑，而是说，仅此是不够的。除了政与刑，还应当让德与礼充分地发挥作用，且以此为本，以政、刑为辅。

历史暂时地没有按照孔子的思想发展。季氏之类强势卿大夫一路发展，成为战国时代的国王。他们建立了王权制度。此一制度有两大政治元素：拥有主权的国王和人数众多的国民。国王为有效统治，乃不得不建立官僚制。国王的统治范围很大，不得不建立郡县制。

最早建立这一制度的实为战国初年的魏国，主导此一变法的乃是孔门子夏及其门人。商鞅将这套新制度带入秦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变法。官僚制和郡县制并非秦人建立，秦人贡献仅在于，兼并六国之后将其整齐划一地施行于天下。

身处国际竞争中，各国国王急需之官僚无非四大类：兵家也即军事专家，纵横家也即外交专家，兴利之臣也即财政专家，以及普通行政管理专家。这些官僚皆凭借其专业能力而享有职位，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和价值忠诚。

这就是法家官僚制，构成官僚制之秦制传统。秦制的基本统治原则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官僚奉行专业主义和政治中立原则，没有自身的信仰和价值。可以说，战国、尤其是秦制下的官僚制是十分现代的。官僚的唯一伦理就是严格执行皇帝政令，甘当国家机器。

这样的官僚制具有一个巨大优势：效率。官僚们高效率地行政、执法，作为皇帝的代理严密地统治每一个庶民。然而，这种体制也具有巨大缺陷：第一，皇帝犯错，官僚们也会不加反思地严格执行这个错误决策，即便造成巨大灾难。第二，皇帝总是在犯错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只有行政，没有政治：因为没有自身的信仰和价值，也没有社会代表性，故官僚们都是行政官僚，而不是政治家，不具有政治判断与审议能力。第三，在这种体制下，民众完全是被统治对象，而国家权力试图全面统治每个人，故国家的统治成本极高。

于是，秦制不二世而亡。汉初沿用秦制，很快又陷入困境。由此而有董仲舒--汉武帝之“更化”，废除法家官僚制，建立儒家官僚制。

儒家官僚制

鉴于秦制之内在缺陷，汉儒之根本诉求是，汉家当进行“第二次立宪”，也即去秦制，建新制，从“马上打天下”体制，转变为“马下治天下”体制。董仲舒的方案最为系统，见《天人三策》。第一策论述去秦制的必要性，第二策就提出改造官吏构成，他认为，当时的官僚完全任用政、刑，而没有教化民众之用心。另外，到董仲舒时代，汉立国已近七十年，官吏多为“官二代”、“富二代”，他们或有才能，而少有德行。故董仲舒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以儒家所守之五经教育士人。反过来，令各级官员“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吸纳接受过儒家教育之士人进入政府。

受到汉武帝重用的公孙弘也提出了类似建议。汉武帝采纳实施，由此，“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政府官员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此时出现了“士人政府”，这些官僚就是“儒家士大夫”。由此，法家官僚制转型为儒家官僚制。

这是一次相当根本的转型。虽都在皇权制框架内，但两者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完全不同。关键在于，现在，官僚多为儒生，略通五经中一经或多经，而由社会和官府共同荐举。儒家之学让儒家士大夫具有明确的价值、信念，具有“行道于天下”的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不同官僚那里，这种价值忠诚的程度不等，但已足以与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忠诚的刑名吏区别开来。

由此，儒家官僚具有了政治意识，更准确地说，他们具有政治主体性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政治的主角，因为他们“志于道”。儒家经典描述了一整套社会治理理念，现在，他们借助权力，按照这套理念重构社会治理模式。简言之，他们在既有的政、刑之治以外，导入了德、礼之治。

近人基于肤浅的现代民主、法治理念，对德、礼之治不屑一顾，实则根本不了解其运作机理。探讨德、礼之治，最简单的办法是考察“循吏”的作为。何谓循吏？《史记・循吏列传》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索隐》：“谓本法循理之吏也”。《汉书・循吏传》颜师古题注：“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参看两传所录人物事迹可发现，“循”的主要意思是顺事理、顺人情。

循吏治理郡县，完全不同于秦制官僚，自成一套官僚行为模型，为后世历代儒家官僚所普遍遵循：

第一，为民兴利，令民富庶。典型是南阳守召信臣：“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

今人似乎都以为，儒家空谈道德，而忽略经济、财富问题。实际上，孔子对于治理之次第早就有十分清楚的说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断然指出，治国、治民之道，当先富之而后教之。孟子也主张治国之要务在“制民之产”，令万民解决温饱。后世儒家官僚普遍奉行这一原则，为政一方，多致力于兴修水利，鼓励垦殖，为民兴利，令民不饥不寒。在此基础上，如孟子所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第二，兴办文教，以养成君子。比如蜀郡守文翁治蜀：

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儒家始终相信，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在养成一批君子，分散于基层社会中，扮演基层社会之“现场治理者”角色，组织普通民众生产和分配公共品。如此，基层社会才有优良治理可言。所以，历代儒家官僚治理地方所采取之优先措施，始终是兴办文教，养成君子。

第三，兴起礼仪，化民成俗。韩延寿担任颍川太守时的做法最为典型：

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

儒家相信，庶民普遍具有底线性质的道德意识和伦理，对于优良治理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只不过，这种伦理的养成无法依赖庶人之道德自觉，而须借助于君子、政府之教化，形成风俗。在良风美俗中，民众将于不知不觉间形成合宜的行为模式。因此，历代儒家官僚治民均致力于塑造良好风俗，以此塑造民众之心灵和行为。

第四，教化为主，慎用刑罚。还是上面已引用过的，“召信臣，于兴利之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