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政治版“南方谈话”

摘要：我们为什么走不出姓“资”姓“社”的雾霾？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目标和手段，混淆了价值与制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区分了作为目标的价值和作为手段的制度，确立了实效主义改革哲学。党导立宪制不仅仅为中国所独有，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宪政体制，它可以适用于和中国类似国情的国家。我们有理由展望，规范的党导立宪制不仅仅是一种自信的政治体制，也将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如果我们认同共同自由价值和党导立宪制，那么我们就会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卑状态，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高举“现代社会主义”旗帜，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尊重。

关键词：实效主义 共同自由 党导立宪制 现代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四个春秋。南方谈话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为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当前，在全民学习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景下，邓小平的话“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仍然振聋发聩。我们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在于宪政到底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困扰着我们。宪政到底姓“资”姓“社”？我们能否有社会主义宪政？这个问题不解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都是空话，2020年基本制度定型也都是梦想。

假如邓小平再次南巡，他会对政治体制改革说出什么话？这样的假设具有诱惑性，但不现实，因为邓小平已经离开我们十九年了。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离京视察的首选地是深圳，11日习近平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习近平感概地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这表明习近平时代是邓小平时代的升级版。我们可以设想习近平在北京发表类似于南方谈话性质的讲话，驱散笼罩在北京政坛上空的雾霾，也许这个梦想的实现并不遥远。

为什么我们走不出姓“资”姓“社”的雾霾

我们为什么走不出姓“资”姓“社”的雾霾？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目标和手段，混淆了价值与制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区分了作为目标的价值和作为手段的制度，确立了实效主义改革哲学。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猫论”。“猫论”的大众版本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里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从“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判断标准。核心是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目标可以不同，手段可以多种多样，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具体的“猫论”指的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对于城里人来说，“猫论”可以改为“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城里人买猫不是为了捉老鼠，而是为了好看听话，是宠物猫。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有些人批评“猫论”在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认为“猫论”是实用主义哲学，是不择手段，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那是对“猫论”理解上的本末倒置。仅仅讲一句话的“猫论”确实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新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农村实用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新猫论”的实质是目标的有效实现，是用最优手段实现目标。

实效主义改革哲学要求我们首先要确立目标。邓小平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就是改革开放的目标和价值，更进一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明确了社会主义价值，邓小平得出了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只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区分了目标和手段，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手段就是完全开放的：“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南方谈话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经济改革领域的雾霾，然而政治体制领域的雾霾严重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类似南方谈话一样的“北京讲话”。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雾霾体现在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严重混淆了普世价值和普适制度。价值，即主体赋予某个客体、事件或者观念以积极意义；普世价值是指绝大多数主体都赋予某个客体、事件或者观念以积极意义；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目标是相同的，因为中国人也是人，自然有作为人的共同属性。否定普世价值，为国际社会和只要是有点头脑的人所耻笑。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普世价值，而在于普世价值由谁来确定，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绝大多数就是普世价值。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向往自由和民主，哪怕现实中还做不到。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还要极力鼓吹这些人尽皆知的东西呢？问题的答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真正想推销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适制度”。他们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理想（普世价值）不满意，而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政治制度不满意，他们要输出的是他们现在的多党竞争制和三权分立制等制度。由于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的不同，几乎不存在普适制度。即使目标相同，由于起点和约束条件的不同，制度也会不同。所以我们在认同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否定他国推销所谓的普适制度。

宪政是宪法下的政治，是从最高法律层面给予现有政权合法性，宪政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所有政治活动都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宪政的内涵是通过适当的政治架构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这样的普世价值几乎为所有文明国家所认同。正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各个国家所采取的具体宪政制度千差万别。不仅有民主立宪制，也有君主立宪制。美国是民主立宪制，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不同。即使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时期的与昭和时期的也有天渊之别。

我们要走出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雾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在确定根本价值的基础上就可以采取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制度。邓小平时代所进行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所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实质上都是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价值，甚至于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经济社会主义。当前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已经发生和必然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判断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准应该主要看“四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增进个人的自由幸福、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进一步，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现代文明国家都是宪政国家，有无宪政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区别，宪政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宪政，宪政只是政治手段。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对于包括资本主义阶段在内的过去一切适合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制度都可以采用，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社会主义本质：共同自由

共同自由价值并不是新价值，可以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在追求共同自由。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经的阶段，社会主义阶段通过制度逐步实现共同自由价值。恩格斯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共同自由是共同体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共同自由价值否定的是仅仅强势阶层的自由，正如共同富裕否定的是两极分化。

共同自由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追求。现实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阶段才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是分阶段的，中国还处于和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有前途。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是逐步从共同贫穷到两极分化，现在是追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发展阶段。在经历了三十年共同贫穷之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人素以是否公平作为社会好坏的评价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均贫富”是中国的传统，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然而，细究邓小平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本质，我们发现，经济标准是其中的唯一维度，实质上是经济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变成了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显然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社会是人的联合体，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须是全方位的，仅仅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一定是畸形的，正如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改革不仅仅应该有经济领域的改革，还应该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尽管某一阶段的改革应该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重，但是相应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也应该跟上。否则会出现头重脚轻的不协调状态，共同富裕难以实现，或者即使实现了，人们仍然“心不平，气不顺”。归根结底，人是多维的，不仅仅有物质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不仅仅需要吃饭穿衣，还有求真、向善和审美等精神追求。今天的中国，深入全面的改革需要有更基本、更全面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共同自由。

共同自由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体。消极自由是主体免于束缚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主体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每个个体都追求个体自由权利，强者更多追求消极自由权利，弱者更多追求积极自由权利。为了避免每个个体对自身权利过多的追求以至于走向分裂，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进行适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