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宇：中国新疆暴恐犯罪的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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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新疆在我国西北边陲，占我国领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之多，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新疆问题，尤其是研究新疆的稳定问题，就是研究中国问题，就是研究中国崛起的问题。近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影响了新疆的稳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新疆暴力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下面，笔者将根据自己对这一问题的长期观察和思考，描述新疆暴力恐怖主义犯罪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一、现状

（一）中国新疆暴恐犯罪形势严峻

在我国新疆，暴恐犯罪的突出表现就是东突恐怖主义分子的兴风作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突”恐怖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再度兴起、相对沉寂与新一轮高发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90 年4月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暴乱到 2001 年“9・11”事件，是“东突”恐怖活动兴起时期，也是本土滋生的“东突”恐怖主义外溢并与“基地”组织开始合流的时期。这一时期成立的其他“东突”组织还包括“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等。它们在这一时期制造了大量恐怖事件。根据 2002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白皮书的不完全统计，从 1990 年至 2001 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 200 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 162 人丧生，440 多人受伤。这一时期警方共打掉民族分裂暴恐组织团伙503个，依法处置6328人。

第二阶段，从“9・11”事件到 2009 年，“东突”恐怖组织遭到沉重打击，进入沉寂期。一方面由于“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力度加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强化了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为逃避打击，“东突”恐怖组织不得不进行策略调整，采取所谓的文武并用“两条腿走路”策略。一方面强调文煽，“三股势力” 利用各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极力煽动民族对立，撕裂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潜移默化地传播“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强调武扰，鼓吹圣战，实施暴恐犯罪，制造恐怖气氛。

第三阶段，从 2009 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至今，是“东突”恐怖组织由外而内渗透、策划、实施恐怖活动的高峰期。2009 年 7 月 5 日，在“世维会”的煽动下，境内“东突”势力在乌鲁木齐制造了“7・5”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2010年以来，在国际恐怖主义卷土重来的背景下，境内外“东突”组织相互勾结，在境内更是频频制造大量恐怖事件，“东突”恐怖活动由此进入了一个常态化时期。

“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在一段时间内，新疆暴恐案件时有发生。暴恐犯罪2009年公安机关破获暴力组织团伙案件122起，2010年侦破暴力恐怖组织团伙案134起。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新疆公安机关侦破和打掉暴力恐怖组织团伙579个，依法处置涉案人员7890人。其中2006年至2010年，侦破和打掉暴力恐怖组织团伙就有448个，抓获涉案人员5922人。2011年、2012年侦破暴力恐怖组织团伙案100起以上，2013年、2014年侦破暴力恐怖组织团伙案200起以上。情况表明，较之前些年暴力恐怖活动频率不但没有降低，而且危害在加深，伤亡人员特别是无辜群众增多。2014年新疆稳定形势更加严峻，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三期叠加”状况没有改变，较高频率地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较大的暴恐案件有5・22乌鲁木齐早市暴恐袭击案、7?28莎车暴恐袭击案、9?21巴州轮台暴恐袭击案。而且，一些案件继北京“10・28”、云南昆明“3・01”案件之后向内地延伸，表现出暴力恐怖势力的嚣张气焰。具体来说，近年新疆暴恐犯罪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极端化。武力对抗激烈，圣战、殉教、上天堂意识强烈。作案人员均受宗教极端思想洗脑后，极端化的偏执性心理占居思想的主导地位，很快滋生暴恐思想，铤而走险。新疆暴恐犯罪呈现出“宗教极端分子不一定是暴恐分子，但暴恐分子一定是极端势力”的特点。

二是家族化。近年来形成的暴力恐怖团伙多以家庭成员为主体，结伙抱团，以家庭为主要聚集的载体。2013年巴楚县“4・23”暴力恐怖袭击案、鄯善县的“6・26”恐怖袭击案、洛浦县的“7・15”恐怖袭击案、北京“10・28”金水桥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无一不体现这一特点。

三是女性已经成为暴恐犯罪的主要群体。“三股势力”不遗余力实施所谓“母亲工程”、“儿童计划”，将妇女儿童推向“圣战”前沿。利用女性的性别、性格优势与我展开新的对抗。2013年12・15案件、11?15案件、10・28案件、9・21案件均有女性成员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2014年9月更还曾打掉一个全部由女性构成的犯罪团伙。

四是年轻化，受宗教极端思想洗脑严重。暴力恐怖团伙成员以“80后”、“90后”的新生代人员为主体。青少年不仅成为极端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而且已成为暴恐犯罪活动的主体。2014年6月15日，发生在新疆和田市一家棋牌室的暴恐犯罪，三名暴徒，两个只有18岁，另一个19岁。2014年7月30日，新疆一位德高望重、伊斯兰教义造诣深厚的宗教人士居玛塔伊尔大毛拉，被残忍杀害，而杀害他的人居然只有19岁，幕后指使人也只有18岁，另外两名被击毙的罪犯为22岁、23岁。

五是低文化。由于新疆特别是南疆优质教育资源较为缺乏，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上完小学后因上不了初中就辍学回家，相当数量的初中毕业生因上不了高中又辍学回家，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而辍学回家的更不是什么稀奇事了，以至于大量的城市青年、农村青年闲散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很容易被人召集利用。受宗教极端分子影响或诱惑的主要是一些文化程度偏低的年轻人。

近年来侦破的暴力恐怖团伙案件，涉案人员绝大多数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5%，更有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暴恐分子连自己姓名都不会写。和田地区洛浦县近10年来发生的团伙案件中，只有一人是高中文化程度。

（二）宗教极端主义渗透严重

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相勾结，从事煽动破坏活动，危害社会政治稳定。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是旗帜，分裂是目的，暴力恐怖是手段，形成了三位一体。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打着宗教旗号，鼓动群众反对所谓“异教徒”，挑起民族矛盾，煽动开展“圣战”，妄图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极端势力往往通过大办地下经文班、习武点，培植骨干和暴力恐怖分子。在群众中，他们散布反动宗教书刊、影像制品，搞“台比力克”等宗教非法活动，极力鼓吹在公共场合穿吉里巴甫服、里切克服、蒙面、年轻人留大胡须等，肆意干涉维吾尔族传统民族风俗习惯，导致南疆许多农村地区一度出现婚礼不笑、葬礼不哭、不让唱歌跳舞、不准抽烟、喝酒等不正常社会现象。可以说，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已经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武器。

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洗脑”后，极端化的偏执性心理占居思想的主导地位，反对使用国家发行的货币，抵制国家发放的身份证、结婚证等一系列有效证件；少数顽固分子以不合伊斯兰教法为名，干预司法、婚姻、教育，不交纳国家法定税，不穿汉人制造的衣服，不吃汉人制造的米饭，不走政府修的道路，等等。同时，受宗教极端思想 “洗脑”的人很容易滋生暴恐思想，铤而走险，自杀式恐怖袭击增多，顶风作案，气焰很嚣张。例如2010年“5・23”皮山县皮西那乡地下密室教经案最为典型，其网罗阿克苏、喀什79名学经人员，集教经、习武、“圣战”培训为一体，男性发迷彩服、女性发统一的黑色外衣和裤子，每天诵读自编圣战诗歌，高喊圣战口号，随时准备圣战殉教，危害极大。

（三）新疆与内地的交流不足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被视为多元文明和民族融合的梦想之地。但现实中，新疆地区周边环境复杂，经济文化落后，民族与社会矛盾交错，宗教冲突复杂，这些放诸全球皆称棘手的难题，是施政者谋求长治久安的必解之题。

新疆与内地相隔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南疆地区至今还是以粗放的绿洲农业为主，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工业体系，而生产方式决定交往方式，没有交往就不可能有交流。没有交流必将导致生活的隔绝、文化的隔绝，造成心灵上的隔阂、生活上的误解、文化上的误解。文化教育的落后，语言、文字的不便，更助长了交流的困难和差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长期处于一个弱势地位，这会使他们对同民族、同宗教、同语系的，亲近感更强，关注和支持度更高。这就为“双泛”思想和狭隘的民族情绪的滋生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随着伊斯兰教某些教派近年来在新疆的渗透传播加剧，其主张的严格信奉唯一的安拉、坚持以《古兰经》圣训立教、倡导穆斯林团结，共同对敌等教派观点被极端主义分子所利用，将其歪曲之后迷惑了很多朴素的信教群众，更加剧了生活方式的宗教化，日趋自闭、保守、封闭、落后。

加之，暴力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在新疆不时发生，对于过去长期因此类事件在公众的舆论和话语中被“污名化”的维吾尔族人愈发雪上加霜。无论在新疆还是内地，他们都难以完全摆脱被戴着有色眼镜审视的局面，在日常生活中则会面临各种显形或隐形的社会维稳管理措施。相应地，也会加剧新疆与内地的隔阂，导致新疆社会的封闭。

（四）经济发展问题

从全球范围内看，暴恐犯罪频发的原因之一，经济原因是重要原因，经济差距是主要诱因。

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9年的第十七位退居到2009年的第三十位，全国倒数第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位次虽然变化不大，但十年间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则在不断拉大。

在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前，仅南疆喀什、和田和克州三地州几片互不相连的绿洲上，就密集居住着全区超过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脆弱、狭窄的生存空间拥堵着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但生活压力大、脱贫困难重重，同时也构成了滋生违法及犯罪行为、蓄积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的温床。而北疆的贫困人口中，也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地理上的封闭，经济上的落后，基础教育的严重不足，浓厚的传统宗教氛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使得新疆不但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于内地，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更大。不少有过内地与新疆对比经验的人认为，这种差距鸿沟之大，堪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国家之“南北差距”。同在新疆内部，北疆与南疆，城市与贫困偏远的农村社会，亦有巨大地域与城乡梯次差别。地理上的相对封闭和经济上的贫困落后，使得部分农村地区生活观念与中世纪的生活观念并无显著区别。

搞暴恐犯罪的不一定都是穷人，穷人也不一定是暴恐分子，暴恐犯罪的主体多元，暴恐的原因也非常复杂，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但穷人、没文化的人更容易被恐怖分子煽动、利用，更容易去充当炮灰。因为贫穷一般就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良好教育达成上升的空间有限。如果没有出路，或者可能的出路困难重重，有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