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绪 游宇：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公民价值观儒家社会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学界便兴起了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这与当时的世界政治局势紧密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也非常关注那些采用一党制或者其他各类专制政体的国家如何步入民主，如何巩固民主成果。当李普塞特（Lipset，1959，1960）、摩尔（Moore，1966）等学者的经典著作面世时，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东欧等地的政治格局表明民主并不是当时世界的“主旋律”。从70年代末开始，被亨廷顿（Huntington，1991）等学者称之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独裁极权政体相继给民主制度让路；甚至连非洲和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民主化现象。在此之后，西方学界对于民主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更加开阔的阶段，在“现代化理论”与“和约”转型理论之外不断扩展对影响民主化的各种因素的研究。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一系列很有影响力的发现。最重要的一点，不少研究指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带来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从政治文化领域探讨比较民主化是研究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独特视角。

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ValuesSurvey）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几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并和几个东亚社会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公民加以比较。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对西方学术界的比较民主化研究作一梳理，强调公民在民主化中的中心作用。第二部分回顾有关“自我表达价值观”、后物质主义等民主价值观念的文献，提出研究问题。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近年来中国公民的“自我表达观”中若干维度的变化情况。第四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一、民主如何出现

西方学术界研究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如何出现、巩固、运行的领域，一般称作比较民主研究（comparativedemocracy）或实证的民主理论（empiricaltheoriesofdemocracy）。而其中专门关注民主的发生，即专制的政府如何转型为民主政府的领域，称为比较民主化（comparativedemocratization）。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比较民主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如何造成民主化，学界依然所知甚少。半个多世纪以前，李普塞特（Lipset，1959）发表的《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文提出了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观点――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并开启了民主化研究的现代化理论。他将欧洲和西方英语国家与拉丁美洲的民主与专制国家进行定量比较分析后发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建立持久的民主。此外，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对于巩固民主意义重大。

除了理论意义之外，其方法论意义也是开创性的，“一个社会学的和行为主义的角度”和实证的方法被后来者广泛采用。杰克曼（Jackman，1973）通过设计民主测量方法，对6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程度数据库，并使用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关于发展的时机对于民主化的影响，波伦（Bollen，1979）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民主化的早晚对于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依然是显著影响民主程度的因素。

定量研究方法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可以通过输入不同区域和时代的经验资料去不断检验某一个理论框架，使得学术对话向纵深发展。随着社会研究方法的扩展，大量跨国的数据库不断涌现，比如在测量民主程度方面的“自由之家”指数（FreedomHouse）、麦迪逊（Maddison，1995）等建构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经济数据、英格尔哈特（Inglehart）组织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各种洲际价值调查等跨国文化调查。数据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有关民主化的历史性跨国比较和比较文化研究得以实现，关于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伯克哈特和刘易斯贝克（BurkartandLewis-Beck，1994）等则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结论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巴罗（Barro，1999）对于民主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国家大小、殖民遗产和宗教对民主化与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和教育水平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这也支持了李普塞特的研究结论。

除了验证“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之外，学者们更加关注其中另外一个难题：为什么富国之中民主国家的比例比穷国中要高？亚当・普沃斯基及其合作者（PrzeworskiandLimongi，1997；Przeworski，Alvarez，CheibubandLimongi，2000）的研究意义重大。他们使用了135个国家40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从专制政权到民主政权的转型的几率未见得也会提高；但对于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经济发展越好，民主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普沃斯基的研究驳斥了经济发展引发民主的“内生性解释”，转而建立了民主的“外生性解释”，即经济发展不一定引发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存活，并由此慢慢累积越来越多的富有民主国家。但是，普沃斯基等的研究仅局限在1950年之后至1990年之前的案例，这一方面低估了经济发展对于民主化进程的内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未将前苏联地区的许多新的民主国家考虑在内。显然，他们得出与多数推理相反的结论，很可能和他们所拥有的数据、所设计的模型有关。

博伊克斯和斯托克斯（BoixandStokes，2003）通过对普沃斯基等研究数据进行了扩充和处理，调整了样本选择及模型规范，选取合并得出一个1850年～1990年的6500个国家―年的面板数据，分别评估了政权向民主转变的可能性以及民主巩固的可能性，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的确导致了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的可能性。事实也是如此，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的国家，除了石油出口国外，已经多数实现民主化了。而石油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之后还能维持政治上的专制体制，问题不在于收入水平，而在于资产的流动性和分配的不平等（BoixandStokes，2003；Ross，2001）。对于前苏联地区的民主化实践来看，尽管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的人均收入和民主化是有联系的，但经济改革似乎才是民主化最密切的因素（Fish，1998；KopsteinandReilly，1999）。

经济发展和民主持久性的论断基本成为理论研究和政治现实中的共识，但是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具体联系以及经济发展为何能巩固民主这一问题上至今仍存在着大量的争论。其最大缺陷在于缺乏对于身处民主转型中的个体的研究。

总体来看，比较民主化研究的一些路径关注社会条件，比如现代化与分配均等；另外一些路径则强调集体行动的作用，包括精英的合约与大众的动员。但是条件和行动通常描述了一些矛盾的解释，实际上对于民主化的全面阐述需要强调条件与行动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对于经济成长和现代化对民主化有“内生”作用的解释，还是政治精英是否作出倾向于民主政治的选择，都是要以公民参与作为中心的，或者说公民才是解释民主化的微观基础。无论是对于民主化的社会结构的强调（Moore，1966；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还是对于财产与收入均等化之于民主化的推动作用（BoixandStokes，2003；Vanhanen，1997），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在长期视野中是最根本的因素，而公民的民主诉求则集中反应在公民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之中（Wang，2005；InglehartandWelzel，2005）。

二、价值变迁与政治民主化

解读公众价值观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通常存在两种思路：文化主义的和制度主义的。阿尔蒙德和维巴（AlmondandVerba，1963）是文化主义路径的代表。他们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等5个不同国家的公民进行了访谈，试图找到民主在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发展得更充分的原因。其研究为日后涌现的关于民族“文化”及其与政治制度关系的大量文献奠定了基础。巴里（Barry，1970）对文化主义的研究思路提出了重要挑战――这些文化倾向是民主的前提还是后果？而制度主义者则怀疑是后者。施米特和卡尔（SchmitterandKarl，1991）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在没有民主的价值倾向支持的情况下成功建立。即使合法的公民对话可以为某种更为公民化的民主社会价值观提供基础，而这些价值观不过是制度的副产品（比如战后的日本与德国）。关于价值观与民主制度关系的正确认识很可能介于这两种思路之间：在文化与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对那些有民主传统和经历的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是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存在着最适于民主发展的“文化土壤”，而是其公民是否能够并且愿意支持与帮助最终建立一个民主社会（Maher，1997）。

其实，民主的自由价值观的效用反映了人们是如何衡量这种自由（WelzelandInglehart，2008）；而人们的这种效用（utility）则主要与人们掌握的资源紧密联系――掌握越多的资源就需要更多的自由来利用它（Rostow，1961）。因此，对于民主的自由的追求更多是依靠这种自由的效用而非这种自由的经验。这种自由的效用使得身处威权政体的民众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民主政体的内在的诉求，也可以使得促进民主化的行动可以与不断浮现的民主的自由观产生共鸣。威尔哲尔和英格尔哈特称之为“通向民主的权力感路径”（见图1）：不断增长的行动资源使得人们在物质上有能力获取更多自由；逐渐累积的开放的价值观信仰体系则催发人们在精神上有意愿追求更多的自由；民主的生活在合法性上允许人们践行自由。

因此，在解读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民众人均收入增长是如何导向和巩固民主政治这一命题时，政治文化与制度变迁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