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 汪锋：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先进思想体系

【摘要】“四个全面”让中国的富强之路，获得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支撑，将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思想战略基石,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纲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四个全面作为党指导经济社会建设的根本指针，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历史背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运用经济学理论解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联系，为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参考，是一项重大的跨学科理论课题。

【关键词】“四个全面” 小康社会 深化改革 依法治国 从严治党

先进的思想体系是国家民族富强的本源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在东亚地区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从人口和产出来看，直到清朝中期，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的近30%。但在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和人均产出上的差距迅速拉大。回顾历史，中国在农业社会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紧密相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治理结构保障了中华民族近2000年的文明发展。而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出现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形成的思想哲学体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由此可见，思想体系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源动力，由思想体系发展引发的创新和实践活动是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根本方法。同时，思想体系的发展也不是凭空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也会反过来不断修正和发展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基础，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化之后逐步僵化，无法适应基于商品贸易的社会大分工和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基础之上，对政治制度、国家治理体系迅速做出了调整，形成一整套先进的西方文明体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饱受列强入侵，国家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急剧衰落。从戊戌变法到北洋政府、从北伐战争到建立民国，中国人尝试了各种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由于缺乏思想基础，这些探索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时起，实现国家富强，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工业国的梦想仍然是全体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和建国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吸收引进外来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能及时发现其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特征不相符之处，并通过实践予以修正，进而发展出适应中国实际的思想体系。中国革命最终的胜利离不开从井冈山走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摒弃了盲目学苏联革命经验试图依靠大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在“如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这一关系到中国如何富强的关键命题上，沿袭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靠集中全国之力突破工业化的重要关键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体系，保障了国家安全。依靠强有力的国家动员能力，完成了现代国家行政治理框架的构建，使基础教育、基本卫生医疗、交通通讯电力等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深入到国家最基层的每个角落。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6岁，上升到1978年的65岁，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

但在全球技术进步加速，社会分工加深的背景下，计划经济体系，及其背后的国家发展思想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在中国需要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关键时间点，提出并不断完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体系，找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阻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改革开放，适应全球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的新形势，妥善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将中国社会经济推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轨道。

一个国家生产潜力的发挥离不开一整套完善的、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邓小平理论，以及其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重要的思想体系着眼于通过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释放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生产要素的发展潜能来发展经济，并逐步建立起适应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治理体系和制度，将计划经济时期模糊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边界清晰化，使企业和政府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发挥组织社会生产、消费和分配的角色。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使中国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改革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推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通过自身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然后向全国推开几乎成为改革的常态。改革缺乏明确目标、制度安排缺乏顶层设计，广大老百姓不理解、不明白政府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手段，使得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常常受到质疑。一些不了解中国的人不时提出“中国崩溃论”，虽然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但也严重干扰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带领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信心。

“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提出，为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建立起了目标框架和实现手段，从思想体系和理论高度强调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一个国家的发展，财富的创造源于全体人民的辛勤工作，而发展的成果也理应惠及全体人民，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更多的GDP数量指标，还应包括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经济建设和制度安排要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帕累托改进为目标。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除了依靠全体老百姓的辛勤工作以外，制度建设被提到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重要的位置。制度建设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原有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深刻反思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加快制度更新，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和阻力，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正义；二是通过推进法治建设，将成熟的制度设计法制化、规范化，依靠法律制度替代官僚作风，减少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三是突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向腐败和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党、全国利益的少数分子宣战，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领导力量的先进性。“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手段，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中国制度建设的发展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保障。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和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经历的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每个中国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长期经济增长带给自己和家庭的巨大变化。对比祖辈、父辈在相同年龄能够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为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而激动不已。而与世界先进的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从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人均收入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是理解“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基础。

讨论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无法绕开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之初，是一个人均产出很低的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品十分缺乏，并大量依靠进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对如何完成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认识不足，沿袭苏联的经济建设思想，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的组织模式，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控制在国家和政府手中，使用计划指令而不是价格机制来组织社会生产。如果仅从产出来看，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速度并不慢，GDP年均增长6.14%，人口由建国之初的5.4亿增长到1978年的9.6亿，第一产业占比由1952年的51%下降到1978年的28%，第二产业占比由1952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48%，基本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结构建设，取得了核武器研制、人造卫星发射等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都不逊色的科技成就。但计划经济时期产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居民消费的增长，每年新增产出的绝大部分被计划经济体制用于增加物质资本投入，而不是增加消费和改善人们生活条件，人民普遍生活贫困。高积累低消费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并带来工业企业缺乏盈利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价格信号扭曲、商品短缺、限制人口流动的农村户籍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逐步放开对经济资源的国家控制，按市场经济规律组织生产，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GDP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63.64万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36年实际增长了近30倍，不仅远远超过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优于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腾飞阶段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进出口贸易额，城市化率等经济指标也实现了高速增长，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使所有国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将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及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堪称世界经济史上最璀璨的经济增长奇迹。

与韩国、台湾等亚洲其他直接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和外向型经济，完成由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经济体相比，中国在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主导的工业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同时，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来的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和科研教育体系，加上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地区间经济协作机会，因此能够在完成经济起飞之后的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实现由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关键飞跃，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在发展的初期主要依靠吸引大量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为目的的外向型经济，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几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深圳市依靠向内地转移原有产业，吸引全国优秀人才，已经成功转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工业产品研发和生产基地，高新技术工业产值位居全国前列，并有可能成为引领中国工业部门自主创新的领头羊。

中国经济增长是后发优势的典范。后发优势是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由于人均物质资本水平低，受资本报酬递减的影响相对较小，工资水平低，能够通过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引进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实现低成本技术进步和国家工业化，进而实现比经济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后发优势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存在缩小的趋势，但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未出现缩小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发挥了后发优势，成功地由发展中经济体跃升为发达经济体。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仍然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外国资金和技术，无法实现经济的起飞。南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利用后发优势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但由于不太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缺乏足够的自我创新能力，产业无法升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十年而无法自拔。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方面取决于建国以来不断积累起来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制度能否不断做出适合经济发展水平的改革和调整。如何激发资本、劳动、知识、技术和各种自然资源的最大生产潜能，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没有一套高效运转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