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政治挑战

一、“中国模式”与西方因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但是，除官方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特色”不仅面目不清，而且日渐稀薄。[①]相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与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方面，虽然中国在核心制度层面一直对西方影响保持警惕，但在微观层面，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西方化。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际化”和“与国际接轨”，西方化的过程在中国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涵得到发展。除各种生产、技术与服务标准的“国际化”之外，西方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评测指标也被广泛引入中国，使中国人能够明确地了解自己与西方之间的差距，也明确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另一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念正在对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产生似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众多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一心追求的目标。《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记者丁刚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美国成了许多人用来衡量我们周围事物的最方便的‘标尺’。”他举出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美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吸引力：“‘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阳光曼哈顿’、‘曼哈顿后街风情’……地产商们毫不掩饰他们要在中国创造曼哈顿的雄心壮志。”[②]这种吸引力，恐怕是美国“软实力”最典型的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则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予以抛弃。比如，2008年以前，中国法定的节假日共十个，其中只有春节一个是传统节日。[③]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在有意无意之间，西方、特别是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目标和超越的对象，即便是官方对“和谐社会”或者“小康社会”的构想中，大量充斥的也是西方文明的内容。

但是，中国在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两个方面的西方化，已经导致了诸多日益明显的矛盾。首先，由于中国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和文化体系与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极大差异，所以对西方制度和测评标准的盲目引进导致了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之间的矛盾、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制度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比如市场经济与户籍制度的矛盾、普遍国民待遇与属地就学制度的矛盾、医疗保健制度的市场化与医疗服务机构的短缺以及基本国民健康保障制度的缺乏之间的矛盾等等）。由于这些矛盾短期之内无法解决，因而它们的产生和存在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张力的来源。其次，不顾中国具体的文化与制度环境对西方标准的引入，不仅导致橘生淮北而为枳，即导致这些制度的变形与无效，而且催生了各种新的矛盾，使事态朝西方制度引进者的初衷相反的方向发展。至于那些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能具有世界性价值的文化因素，则因为西方制度与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仍有相当一部分是他方性的制度与标准）的引入而几乎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

前一个方面可以通过在大学和科研体系中对西方制度的引入为例说明。近几年，各种流行的大学排名的结果、特别是SCIS的论文引用率排名，已经给国内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造成了大量负面影响。众所周知，除开其他因素不论，仅英语的地位这一点，就使中国学者的工作成果几乎不可能得到汉语世界之外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盲目追求“引用率”，只能使研究者们投其所好，挖空心思发表论文，而忽略了中国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说曾经在一次大学校长论坛上表示：“一味趋同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高等教育只有坚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民众，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认同。”“现有大学评价体系有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被这些规则牵着走，不能放弃中国大学的使命和特色，不能淡漠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对国外制度与标准亦步亦趋的现象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后一个方面可以举中医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为例。自20世纪初开始，受到日本的影响，中国就出现了废除中医的要求，中医因此而元气大伤。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坚持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为中医保持了一席生存之地，但“西体中用”似乎渐成定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世界接轨”的大潮，中医再一次面临生死考验。那些视中医为“伪科学”，力图置之于死地者对中医的攻击自不待言，[⑤]即使中医的支持者们，也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摧残着中医，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试图把西医的概念、方法和标准加于中医之上，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的做法。从传统中医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类试图以“形而下”的途径“保护”和“发展”基本上属于“形而上”的中医的方法显然荒唐之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把拥有与西医相比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念、理论基础、概念体系、病理学理论与治疗原则的中医“西医化”，其结果只能彻底葬送中医的生命力。

在中国的各项制度与标准西方化的过程中一个更不足取的现象是，虽然官方从来未曾在任何时候提倡西方化，而是反复强调“中国特色”，但在实践中，在很多场合，西方化甚至已经成为某种在中国式的“政治正确”标准。“西方（或者干脆美国）都……”，成为官员们推行“新政”最常用的论证方式。更有甚者，一些当政者往往是在对“西方”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便强行引入某种制度或者标准，比如几年前北京实行的在交通事故中一概追究机动车驾驶员一方责任的“新交规”就是这样。就此而言，甚至也可以说中国在制度与标准的西方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更多时候乃是来自于当政者对西方本身的不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西方”这样的实体吗？

至于在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西方化方面，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人们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选择性”。具体来说，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自由价值观念、人格独立的观念受到一边倒的追求；而群体的观念、义务的观念与宗教和责任的意识则几乎得不到任何重视。这意味着，人们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但又不希望受到西方式的道德和宗教的约束，或者说没有看到西方人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又推崇道德与信奉宗教的一面。在传统日益失去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约束力的情况下，对西方观念选择性的、片面的接受就成为中国人在价值领域“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使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内部张力。[⑥]不过，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而言，这种价值的失范与价值之间的张力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另一部分是，价值观念的西方化导致了人们生活目标的西方化，即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西方的或者具体说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他们自觉追求的目标。

二、中国发展内外约束

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似乎使中国人对未来越来越充满信心，憧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与西方（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当然，相当多的西方人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同样乐观的估计，而这种乐观估计更是强化了特别在意西方评价的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所谓的“崛起”论，正是这种倾向的反映。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增长，中国已经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劳动力、以及生产方式本身的约束，而世界也已经日益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为整个世界带来的资源和环境压力。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自然资源储量并不算丰富。事实上，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甚至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水平相当低的国家之一。比如，中国的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 /4，人均耕地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40% , 45种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 /2，石油、天然气人均占有储量仅是世界平均值的7%和4. 5%，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的人均占有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 /6、1 /6 和1 /9。[⑦]

然而，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方面的特点却使其异常迅速地消耗着本来就存量有限的资源，表现出某种“涸泽而渔”的特点，因而也反过来严重地受制于自然资源的状态。首先，中国经济在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型的，这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能耗比非常之高。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 5倍。2003年，中国GDP增长9. 1%，全年实现的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但所消耗的资源量占全世界消耗资源总量的比重都成倍高于其所实现的GDP量占全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其中，原油消耗2.5亿吨，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为7. 4%，原煤（消耗15 亿吨）占31%，钢铁（消耗2. 6亿吨）占27%，水泥（消耗8. 2亿吨）占40%，氧化铝为25%。[⑧]

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制造业具有极高的依赖程度。统计表明，制造业在我国以超过GDP增速的速度增长，已经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交税金、从业人口占全部工业的90%，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91.2%，是出口的重要力量。中国已有100 多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⑨]制造来的这一“辉煌业绩”固然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也进一步使中国的资源、能源与环境不堪重负。[⑩]

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与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而恰恰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明显的约束。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由于近年来我国部分矿产开采强度不断加大，找矿难度逐年增加，原有矿山储量消耗过快，储采比不增反降，因此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国内供需缺口加大，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已经日益加重。据估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可以保证或基本可以保证需求的只有26种，不能保证的有19种。特别是石油、铁、锰、铅、钾盐等大宗矿产，后备储量严重不足，已无法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供需缺口将持续加大。因此，“‘十一五’期间资源约束替代资本约束上升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成定局。”[11]另外，另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即土地，在中国也表现出越来越紧缺的态势。仅以浙江温州为例，目前温州市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只有55 万亩左右，而全市1999 年至2003年五年间就共批准建设用地27 万亩。按这样的速度，10 年就会把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全部消耗完。[12]

制约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成本，按照2003年的平均汇率计算，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不到1200 美元，不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相当于日本的2.1%，美国的2.2%，德国的2.8%，马来西亚的22.7%，泰国的44.2%。[13]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是中国的制造业能够迅速积累资本得以快速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以及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充满诱惑的一项关键因素。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工权益保障的不断完善，以及当前在中国已经开始表现出来的劳动力相对短缺，这种低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再长期维持下去，那么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又将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除资源约束之外，环境约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2003年，中国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 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 9%，75%的湖泊水体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14]事实上，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已经严重损害了大气层、水体和土壤等生态环境。环境污染不仅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国内和国际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而且已经开始直接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中国政府在环境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足以表明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15]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