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转折：1992

这是中国人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解放感和松弛感,到处都是激情、狂热和躁动的一年―――在过去一百年中,他们只有在1911年、1945年、1949年和1979年这四年里有过这种感觉。

1992年的第一个星期,也即苏联分崩离析之后还不到十天,中国人就开始和“独立主义者”握手了。至少有六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这一周里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就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的独立,也接受了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它继承了前苏联的全部国家财产、债务以及在联合国的席位。政治的风暴就这么过去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克图和吉木乃,运送货物的驼铃声,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更加热闹。他们在头一年把十三万三千头活牲畜弄到边境那一边卖了,现在正在把更多的牛羊赶过去。看起来,苏联灭亡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过去叫他们苏联,现在叫他们‘独联体’有点拗口。”一个商人在悦耳的驼铃声中谈起他的感受:“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

1月1日,国内官方媒体兴高采烈地宣布,“?92中国友好观光年”揭开序幕。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值得“观光”的不仅仅是名胜古迹,还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一本名叫《共和国历程》的书里说到这一年的情况:“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变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你兴高采烈也好,若有所失也好,除了承认别人的变化和追随自己的变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在经历了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上的“黑色的九分钟”之后

①,不甘寂寞的媒体在球迷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六千六百七十五个人还在坚持拒绝外籍教练,这中间有一个人正坐在京沪特快列车上,认真地与同伴争论:“什么都是外国人说了算,是不是太过了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愤怒地说:“你们干脆把国务院也承包给美国总统算啦!”可是赞成让外国人来执教中国足球队的球迷还是越来越多,总计有二十一万六千个,一个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人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来到中国,被他们叫做“施大爷”。

中国第一次派出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军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还加入了核不扩散武器条约。彭定康就任港督,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指责他是“历史罪人”。大陆记者接受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的邀请去台湾访问,但却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问题久拖不决。一块比米粒还要小的铝屑,导致“奥赛特B1”卫星的发射失败。西直门内大街同乐饭馆的门前,数十人持枪袭击警察,场面有如几年后涌进中国来的那些好莱坞大片。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四十三年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城市里,这一年里的“第一次”还有很多。十八家国营企业(那时候大家都说“国营”,不说“国有”)同时宣布资不抵债,如果再没有人来购买它们,就只好破产了。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字,过去四十多年中,它们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如今有个叫史文银的作家看了这消息,故意不说“它们”而说“她们”,挖苦地说:“她们不再和家里那个男人过了,她们投向了别的男人的怀抱。”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幸灾乐祸,他们不是在报纸上喊:“救救国营大中型企业!”就是上书中央:“再不给企业输血,就没什么希望了!”也难怪人们这样痛心疾首,那时国营企业占据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资产,却已经连续三年利润下降①,从银行借出好几百亿元,却又拖着不还。

中央政府的预算是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四百三十亿元,但是实际上超过了预算四倍多。数目惊人,空前绝后。1988年的投资增长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已经被斥为“严重膨胀”,但现在国务院好像还嫌不够,又把建设三峡工程的议案弄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表决了,虽然获得足够票数予以通过,但却创下了反对和弃权者数量的最高纪录。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彩电了,但空调、洗衣机这些东西还很少,家用电冰箱也是稀罕物。移动电话刚刚传到中国来,全国才一万八千部,个个体形巨大,像块黑色的砖头,只有最富有的人才用得起,因为要花三万多元才能买来一个。家用轿车就更少了,所以那时候城市交通很舒畅,天也比现在透亮得多,总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下,年轻人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穿着T恤衫,圆领、短袖、后摆又肥又长,盖着屁股。他们还不说“酷”,不说“印”,而是说“狂”、“派”和“盖帽儿了”。T恤衫上还很少有名牌标志,也没有明星头像,而是印着形形色色的话:“烦着呢,别理我”、“真搓火”、“不会来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向无敌”;年龄稍大的就是:“拉家带口”、“一事无成”;还有一些话,不分男女老少都能用:“我吃苹果你吃皮”、“想当官儿没心眼”、“情人眼里出西施”、“千万别爱我,没钱”,等等,后来又把“没钱”的前边加上“有气”,说这样才更符合实情也更解闷。

2月某一天,深圳赛马俱乐部一声锣响,“猜头马有奖平分赛”便开场了。“入场券”每张港币十元或人民币八元,购买数量不限。无论是谁,看中一匹马,把代号写在上面,撕下副券投入票箱,便是“赌马”了,不过,当时不叫“赌马”而叫“猜马”。马场老板许诺,把入场券利润额的百分之六十五用来发奖,由猜中头马的人平分。骏马奔腾,人头攒动,全场鼎沸。鼎沸了三个月后,广州也如法炮制。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得了头奖五万元。这引起一百六十个中国记者和七十个外国记者的兴趣,有美国《先驱论坛报》、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共同社”。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广州市市长就回答他们:“马在哪里都可以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资’。”如前所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经典语言,无论窥测权力的还是谋取钱财的,嘴上都离不开这句话。直到多年以后,人们还认定它是1992年的焦点所在。

1992年的故事是从邓小平出现在深圳开始的,时在1月19日,旧历腊月十五。陈锡添在他的轰动全国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中,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天的深圳:“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人们后来提到这一事件,也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不过,就当日情形看,这是在描述人的心情,要说气候,并不暖和。天空阴着,没有什么风,可也没有阳光。论节气这一天为“大寒”,乃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谢非、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海东这些人,全都身着质地厚实的西服,里面套了毛衣。陈锡添本人还在浅驼色的毛衣下面套了一件深色衣服。

照往常的日子,政府官员们就该上班了,但今天是星期天,路上还是静悄悄的,整个城市都在睡梦中。太阳依然没有出来,海风却一阵阵地从香港那一边吹过来,吹过深圳河大桥,吹在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里身着制服的站长熊长根脸上,吹过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那些亭亭玉立在门外的礼仪小姐的长发都飘起来了。

上午八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便率领属下官员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他们盼望的列车缓缓驶来,正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只是没有那么长。车厢门开了,激动不已的人们看到邓小平出现在门前,立即报以掌声。他们希望听到他开口说话,但却没有听到,还得殚精竭虑地等一阵子呢,要等到服务员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木板架好,等到一辆中型丰田面包车开过来,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家人进入桂园。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住下来,谢非想请他“作指示”,又思量他已千里劳顿,就忍住话头,提议他休息,没想到这时候他开口了:“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不会,不会,您放心。”周围的人这样说,却有点措手不及。大家发现这老头儿急着了解情况,可是却还没有安排:原来不是说他就是来休息的吗,怎么下车伊始就要“出去走”呢?

他走到院中,沐浴在冬日气息中。院里花木葱茏,在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眼里,南国的冬天也是一派春光。可邓小平是不管冬天还是春天的,他的心思在另外的地方。他踱着步,全凭记忆,一字一字背诵自己八年以前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然后出了院子,走到深圳的大街上。围着他的那些人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思了。这位八十八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聊天时谈笑自若,妙趣横生。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陈那时候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惟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他的描述带着个人情感,难免夸大。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了这些之后,气氛不免紧张。他的女儿邓林这时候和他站在一起。她是过来人,熟睹政治风云,经验丰富,当即想出办法把气氛缓和一下。她指着火车站上“深圳”两个字,扶着父亲的一只胳膊说:“看,您的题字。人家都说,写得多好。”

邓笑了,所有的人都笑了。谢非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根本就不是来休息的,他是冲着1989、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他一边看就一边谈,他不是在一个时间谈,他整个进程都谈。”谢非说,“他谈话不像老人谈话,没有废话,没有重复的话,思维非常敏捷,语言非常准确,深入浅出,很精辟。”十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人们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完全明白他南巡时的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他“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这话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普通中国人想要什么。当时中国有十一亿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零一人,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邓小平得到其中多少人的拥护。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有的被任命和被贬黜,都没有经过老百姓的选举和罢免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中国最得人心的政治家,即使是反对他的那些人,也只能暗度陈仓。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了解中国的人都会知道,权力老人的辞职,有时候并不意味着真的离开权力。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早有所谓“垂帘听政”一说,在当代中国的几十年里,所谓“退居二线”、“退居三线”的背后,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况。所以,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也许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情还能不普通,这就是他抽的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