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台湾民主将亡于蔡英文时代？――分化社会挑战台湾民主政治

在纷繁变动的台湾选举大戏的背后，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政治关联结构已经出现。这个关联结构的规模如此之庞大，以至于非拉长时段、拓宽视野无法观察其整体。2016年初的台湾大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观测点，从这个据点往前看，往左右看，近十年来，在亚太及两岸政经潮流的冲击下，台湾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分化不断刺激着选举政治的脉动，不仅促成了两次政党轮替，而且催生出一个政治周期。一个如摩天轮般沉沉周转的复杂政经结构赫然眼前。

引言：一种不良政治周期的提出

当我们看到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大胜朱立伦，并且民进党赢得68席“立委”成为台湾第一大党，总揽行政、立法大权“完全执政”时，很多人会想起八年前马英九和国民党的大胜：2008年春，马英九以58%的得票率战胜谢长廷，国民党赢得了77席“立委”，超过了“立法院”2/3席次，一度引发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再度“一党独大”的担忧。如今，一贯清廉勤政的马英九的支持率掉到了和陈水扁下台前相近的水平，而国民党的“立委”席次跌落到35席，执政八年后沦落为史上最差。于是问题就来了：国民党如此惨败，恐怕不能只归结为马英九的“无能”，同样民进党的大胜也不只是依靠蔡英文的“能力”(今年蔡的得票数只比四年前多80万票，且多为新增的“首投族”的选票)，那么还有什么系统性因素深刻影响了这次政治格局的变动呢?

现代社会，政治明星光环常常是不稳定的，其命运取决于民意起伏。今日台湾民意的变动，往往是经济快速波动和社会多重分化在特定政治事件或政策议题上的反映。当经济波动不断减幅直到失去动能、且社会分化日益固化的时候，一种不良的政治周期就可能浮现：党派精英们想方设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认同分化的多重制约，公共政策左右为难，往往“顺了姑情逆了嫂意”，难以满足的大众就会改变政党偏好，抛弃一个政治明星，捧起另一个政治明星。这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认同矛盾则损耗愈重，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基本上，这就是八年来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执政命运。现在蔡英文一脚踏进这个周期，身处台湾政治摩天轮的周期循环结构之中，它能摆脱马英九的命运模式吗?

本文从亚太经济整合背景下台湾经济动能的流失、社会多重分化与公共治理困境的形成等透视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的经济社会根源，分析台湾的政治发展的前景。

亚太经济整合中的孤岛：台湾的经济动能是如何丧失的?

(一)台湾经济：从“奇迹”到“边缘化”

虽然“中华民国”政权于1971年失去联合国席位，但在此后二十多年里，蒋经国、技术官僚以及中小企业家共同打造的“台湾经济奇迹”提升了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走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台湾外贸让人们发现这个地处东方冷战前沿的岛屿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分子，它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闪亮经济地位让各国精英油然而生敬意，源自日本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高帽被奉送给台湾及其东亚邻居。在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之外，人们在这个地区仿佛发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一种兼具政府干预与市场动力的混合经济模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台湾的所谓“发展型”并不如日、韩那样典型，蒋经国治下的不少产业政策并没有奏效，不过是搭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顺风车而已，因而资本、技术、品牌、市场四头在外而只有生产一头在内的“代工生产”(OEM)在台湾十分兴盛。90年代以来，台湾的资本有所丰厚，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但是知名科技品牌寥寥无几，同时世界和亚太区域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国际上难以应对更加激烈的贸易竞争。

(二)李、扁以来的战略失败与失误

最近二十年是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迅猛发展期，但是台湾的外贸荣景却逐日黯淡，产业竞争力下滑，台湾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界经济中日益边缘化。一个重要的系统性原因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破局，区域经济合作与双边经济合作快速兴起，各种自由贸易互惠协议重新塑造了亚太、亚欧的经贸格局，而台湾却与这波互惠自贸浪潮擦身而过。这其中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作为非主权国家实体本身并不自动有资格签署FTA官方协议，并且国际社会认识到如果北京认为与台湾签署FTA有悖于一个中国原则，那么没有一个国家会和台湾签署此类协定。反过来说，如果台湾能与大陆建立政治互信，在不违背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大陆并不反对台湾拓展其经贸联系，对外签署具有相当于FTA内容的灵活的贸易协议。马英九第二个任期内，台湾分别与新加坡、新西兰签署的两个经贸合作协议，与日本也签署了租税协议。因此，这个政治因素其实不全是阻碍因素，端赖台湾领导人如何协调两岸关系与对外经济合作。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登辉和陈水扁的战略失败应为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和孤立化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他们在与大陆进行国家认同对抗的同时又想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包括“入联”、“法理台独”等)，结果破坏两岸政治互信，堵死了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道。另一方面，他们以美日和中南美洲邦交国为重点的FTA战略最终失败――对美日期待过高，幻想一步到位签署FTA，结果为十分现实的美日所冷落，与中南美洲五国签署的FTA则在经贸总量上微不足道，无法提供经济增长动力。因此，李、扁执政十多年，自毁台湾在整个1990年代孜孜以求的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梦想。等到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试图“积极洽签经贸协议，融入区域整合，连接亚太、布局全球”时，中国大陆已经完全崛起，世界经济版图已经重划，上海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基础设施优势以及综合保税区(和2013年以后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制度创新优势早在加速推进“亚太运营中心”了。

最近八年来，马英九在两岸政治互信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因此能够善用两岸经贸合作拉动台湾经济复苏，脱离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无底深渊。但是，马英九及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也存在目光短浅的战略失误，失去了更好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良机。首先，马和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只看短期实利，缺乏全盘规划，没有阐述两岸经贸利益之外的更多的和平发展红利。一是台湾近年来的宏观经济稳定中两岸投资、贸易贡献最多;二是台湾的中下阶层、中底端服务业、中南部实际也从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合作中获得很大的有感收获;三是大陆给予台湾中青年世代广阔的发展机遇。马政府基本只看重第一点，对第二点缺乏全面阐发，对第三点却是限制多于鼓励。更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涉外交往得到大幅改善，得以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和亚太经济整合事务，这些经济之外的重要收获基本被马眼中的短期利益掩盖了。其次，马英九没有抓准台湾民众担忧两岸关系的关键――安全风险，因此没有决心和良方去引导台湾民意。这里所说的“良方”还不是指恢复那部被陈水扁冻结的“国统纲领”(这本来是马英九应该去恢复的，但我怀疑即便恢复了也无法发挥作用)，而是指更加务实的两岸和平协议。两岸和平协议的文本，不管如何草拟，不可避免要对两岸和平共荣和台湾的安全保障做出明确规定，其最大的功能还不在于开创“和平”，而在于官方“协议”将能引导民意。因为和平乃是两岸现实，目前最缺的是两岸官方的共同认证――这是民众政治信心的重要来源。两岸和平协议必定是两岸官方授权且认可的政治协议，将赋予含糊不清的两岸政治关系一种政治确定性，能够为台湾民众激发出安全信心。惟其如此，台湾民意才能更加正面地看待两岸经贸合作、社会交流以及共同的涉外关系，才不至于受少数人的肆意蒙骗。此外，加上由于台湾政党恶斗而导致“自由经济示范区”法案迟迟未能通过，马英九的“黄金十年”规划终成泡影，台湾只能原地徘徊，眼睁睁看着台北市和高雄港一日日没落下去。

二十年一晃而过，如今韩国、新加坡成为签署FTA最多的两个亚太国家，韩国甚至以人口规模超过5000万、人均GDP超过2.8万美元的底气自诩为“中等强国”，出面筹划世界级的“中等强国联盟”。而台湾老一辈还在回味当年的“小龙”光景，新生代却不得不面对失业和低薪的苦楚，并且盲目地把问题的源头指向本来对台湾有利的两岸经贸合作。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直接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当作替罪羔羊。今天，台湾成为亚太经济整合中的政治经济孤岛，除了资讯产品由于WTO信息技术协定(ITA)享有免关税保障之外，难以为重要产品进入各国市场争取到优惠关税待遇，产品竞争力以及原有的产业优势不断流失。唯一因政治考虑持续给予台湾巨额贸易入超的中国大陆，其庞大市场原本是台湾企业获得新生的“美丽新世界”，但是随着东盟-中国FTA和中韩FTA的生效，与韩国、东盟出口产品同质性极高的台湾产品面临着被挤出大陆市场的危险。两岸ECFA的实质是自由贸易加产业合作，不过只是一个框架协议加少数早期收获成果，两岸自贸的实质内容都在后续的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谈判里。现在服贸协议已被抹黑，货贸谈判遭到冻结，台湾的经济动脉受到了钳制，而黑手就在台湾内部。

(三)经济波动与蔡英文执政根基

在亚太经济整合进程中的落伍，以及两岸经济合作中的进展与局限，使得台湾历经四十年左右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后快速陷入了一个明显的经济波动期(而非简单的停滞或者下滑)：经济短期增长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复苏，但又往往反复变动。这是这个浅碟型开放经济体受快速变动的全球经济形势冲击的结果。要不是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两岸经贸联系为台湾注入巨额入差的话，台湾很难会有多次短暂的复苏。

外贸的萎缩对以出口为命脉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自2010年以后台湾的低端出口产品面对东盟国家时已无优势，高端产品例如面板、电子零配件、芯片等机电产品面临韩国的激烈竞争，甚至有逐步失去大陆市场之虞。同时，大陆科技产业也有自身的发展需求，台商闻之色变的“红色供应链”开始崛起。如此，作为台湾经济顶梁柱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即将不保。同时，在台商和外商投资信心不足的时候，在消费能力受就业不稳、薪资停滞的时候，在生物科技、医疗、文创等产业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经济大厦的时候，在台企无法突破代工生产模式的时候，台湾从经济短暂波动走向持续下滑的可怕前景并非不可能。2015年台湾GDP已经保不住1%的增长率，预估2016年也难有大的起色。

这就是2016年民进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蔡英文今后无法摆脱的经济梦魇。在这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状况下，近年来，台湾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已从最高峰的1990年的25%掉到目前15%左右。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刺激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将随之下降，同时民生福利几无提升之机。台湾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已从1993年的31%的最高峰拦腰落到2014年的15%的低谷;民生福利支出的占比则从90年代初的不足10%逐渐爬升到2011年的近20%，但此后四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说明台湾官方除了维持既有福利现状以外，已无余力再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增添福利项目或者扩张福利基础。而蔡英文竞选主张中的20万户社会住宅建设、青年创业、边缘群体照顾、都市更新加速、北中南部均衡发展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如此状况，巧妇焉能做无米之炊?

因此，蔡英文当选后，一边在绞尽脑汁琢磨两岸政策说辞，一边在想方设法准备出手刺激经济动能。假如台湾经济状况继续低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