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策过程

“美丽岛事件”尚未发生，蒋经国就说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由于外交上的一系列挫折，他遭遇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和挑战，为了应对变动的内外局势，缓解台湾岛内民间要求政治参与的压力，不仅拓宽民间参政的空间，准备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而且批准党外反对派“立法委员”黄信介创办政论月刊《美丽岛》。在蒋经国有意自上而下推动民主进程这个背景下，是年8月《美丽岛》在高雄创刊，短短几个月内不仅发行量水涨船高，而且从南到北建立了十几个办事处，聚集了当时岛内具有相似政治主张的代表人物，不仅言论问政，而且活动频频，实际上成了“没有党名的党”，至少是党的雏形，它与以往的一般政论性刊物不同，可以说是一个“美丽岛”政团。当年12月，《美丽岛》出到第四期，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美丽岛事件”，由“美丽岛”发起的纪念世界人权日游行，结果酿成暴力冲突，军警与民众双方约二百人受伤，万幸的是没有一人死亡。面对突发事件，蒋经国做出的决策，包括抓捕吕秀莲、黄信介、张俊宏、陈菊、施明德、姚嘉文等《美丽岛》重要人物及其他支持者，最后决定将八个主要嫌疑人送军法审判，其他三十多人送司法审判，同时决定公开审判，允许公开报道，努力减少将对台湾社会的伤害，并承诺推进民主宪政的进程不会因此止步。“美丽岛”案在媒体众目睽睽之下令举世瞩目，受刑人虽被判刑，却无损他们的人格，许多辩护律师和受刑人家属则由此参与公职竞选，岛上的民主化进程没有延缓。“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民主宪政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无论是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受审的党外人士，都没有成为输家，台湾由此结束了全输全赢的政治博弈模式，渐渐迈上双赢、多赢、良性互动的轨道。

一

1979年12月1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在阳明山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蒋经国以党主席身份发表重要讲话，表示：“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话音刚落，当夜高雄即发生“美丽岛事件”。事先，《美丽岛》杂志社为申请这一天夜间在高雄举行游行，警备总部担心出事驳回了这一申请，但知道他们会不顾禁令。情治系统已向蒋经国报告了这个情况，蒋只是指示军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美]陶涵著、林添贵译《蒋经国传》，华文出版社2010年，312―313页】

当晚大约9点，目击“美丽岛事件”现场的《台湾时报》采访组副主任李旺台，眼睛带着催泪瓦斯留下的酸涩感回到报馆，跑警政线的记者已写好了稿子，他发现与他看到的事实不符，很快重写了一篇，采访主任看完，马上交给了总编辑，总编辑马上跑到社长室，最后社长决定暂时将他的稿子搁在一边，等候国民党主管文宣工作的文工会指示，等了一个小时，居然没有来电，大家都很奇怪，平时小至工厂废气外泄都会来电，这件天大的事件却没有指令。为了确认“上面”的意思，报社方面决定继续等，一直过了半夜12点，“上面”还是没有电话。报社在最后一刻决定采用他的稿子，以“镇暴部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为题，并配发了民众与宪警对峙的照片。第二天下午，陈菊还问他：“你看会抓人吗？”他回答：“发生这么大的事，文工会却没有任何指示，这应该代表会有大动作。”【李旺台《美丽岛事件见证人》，《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229、231页】

时为文工会主任的楚崧秋有一本口述回忆，其中没有提及“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蒋经国在第一时间有什么指示，也没有提及文工会最初有什么安排，这与李旺台记忆中他们当夜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是吻合的。可见国民党最高层此时尚未作出明确安排。

第二天（12月11日），新接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彦士带着关中【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汪敬熙【“警备总司令”】、马纪壮【“总统府”秘书长】到蒋经国那里报告，与“安全局长”王永树一起讨论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基本原则、方向，他们依处理的大小范围，提出了甲、乙、丙三个建议案，蒋当场裁示，范围尽量缩小，除了主谋者，其他的人尽量不要处理。这是他就“美丽岛事件”作出的最早一个决策。关中记得这个处理范围的建议案可能是“安全局”提出的。“调查局高雄市调处”处长高明辉回忆，处理此事的专案小组由“国家安全局”主导，各情治机关的外勤单位，都奉命搜集滋事分子的名单和资料。当时，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会上很多人发言要求严办，蒋经国的心情也很沉重，起来说：“过去我父亲在的时候，他都说，好像我有心事都不说出来；今天我有心事，但我也便说，你们所说的话，我都有在听，我自己会做一个判断。”要投票选中央常务委员时，蒋经国在休息室，叫了“台湾省主席”林洋港过去，对他说，“美丽岛事件”发生了，非办人不可，问他的看法怎么样？他回答：“我建议主席，国法是一定要执行的，可是栽培一个人才，好比我们种树一样。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些带领的人，大部分也都是我们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建议主席，是不是执法的同时，也能够考虑到我们爱惜人才。”他说自己不敢说“从轻发落”。【《暴力与诗歌――高雄事件与美丽岛大审》，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281、162、164页】

蒋经国此时决定抓人，“一则是要在国民党内维持团结一致，也是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陶涵《蒋经国传》，315页】13日早上吕秀莲首先被捕，到14日就抓了一百多人，除了施明德当时还在逃，“美丽岛事件”大多数重要参与者都在其中。

二

14日早晨8点，“行政院长”孙运璇奉蒋经国之命召集近20人在中山楼商谈，如何应对此事，参加的有国防、情治、外交、司法等单位主管，及楚崧秋、马纪壮等相关要员。

同日下午4点25分，蒋经国约见楚崧秋，要听听舆情反应。他详细汇报了岛内外新闻言论界的看法和态度，并强调了各方期待公正审判的重要性。两天前，也就是12日的下午6点30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邀他见面，询问各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自然也是受蒋之命。

17日上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再次约见他，还是谈“美丽岛事件”，进一步询问了各方面反应情形，表达了依法究责的处理原则，并说了这样一番话：“不管国家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难，他个人决心是以身许国，以心许民，希望全党同志都能了解他这番态度和心意。”

年已古稀、疾病缠身的蒋经国面对这样大的危机与挑战，对亲信下属、旧日学生的这番表白，也透露出他当时压力之大。他将“美丽岛事件”看作是“不幸事件”。1980年1月3日下午3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各单位主管参加的党务工作会议上，他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再次重申下列原则：

“针对该事件应该是严明而公平的来办，人证、物证要弄清楚；但问题并没有了，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平静下来，因此要加强宣传、组织、社会等方面的工作。要做到大家心服口服，才能解决政治方面大幅问题，但我们也绝不会因这不幸事件而放弃反共建国的政治立场，否则就是对不起自己，因此‘美丽岛事件’之后，更应开大门、走大路加强工作，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党国生存关头，负责者应该拿出负责的态度来，选举已经在准备，一切依法来办，平静、正常，成败不计。”【吕芳上、黄克武访问《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33―134页】

“美丽岛事件”惊动了许多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作家，害怕酿成第二个“二二八事件”，包括余英时在内，写信给《纽约时报》，表示“其实受审判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台湾的民主”。他们觉得决策权在蒋经国身上，想找人直接去见他。当时，陈若曦、杜维明、许倬云、余英时、李欧梵、聂华苓、于梨华等二十七位学者、作家签署了一份联名信，推陈若曦回台，送到蒋经国手里。陈若曦的《尹县长》等一系列小说引起瞩目，1978年刚获得吴三连基金会首届文艺奖，蒋经国曾推荐过这篇小说，“每个人都应该要看这个书”。

1月7日，陈若曦飞抵台湾。飞机降落时，她还感到恐惧，怕被抓起来。她通过《自立晚报》吴丰山、吴三连找到蒋彦士，提出要见蒋经国，获蒋同意。她当面对蒋说：“现在人心惶惶，我坐计程车，他们都说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讲话，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蒋听到“二二八”三个字，愣了一下，脸色很难看，只说了一句：“一定不会，陈小姐这样子太过虑了。”她把联名信交给蒋，希望不要扩大化，不要用军法审判。她的意见是，不是叛乱，就不该军法审判。蒋问：“怎么不是叛乱？如果不是叛乱，请问陈小姐，那这个事件是怎么样的性质？”她冲口而出“那是严重的交通事故。”蒋彦士惊讶的“啊”了声，站了起来，蒋经国虽也惊讶，却仍不动声色。

这个事件为什么会酿成暴力冲突？到底是“先镇后暴”、“先暴后镇”，还是有“第三只手”？在当时是有争议的。陈若曦谈到“暴民打警察”：“那会不会是你们情治单位表演苦肉计？”蒋听了很生气说：“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不做这种事。” 谈话持续一个半小时。11日，《中国时报》报道了蒋经国接见陈若曦、询问生活写作情形的新闻。【《口述历史》第12期“美丽岛事件专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375―377页；《暴力与诗歌》，257―260页；吴锦勋采访、撰述《台湾，请听我说》，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18―119页】

事过境迁，多年后，台湾已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被问及：“国防部情报局有没有介入其中？”只是谨慎地回答：“没有证据显示究竟这么说是真、是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没有掌握内幕资讯，但当时涉及台湾事务的重要官员，相信这种情况不无可能。另一方面，外国观察家和许多照片、录音带证实，是反对派领导人把群众挑激到狂热地步，而且施明德本人领导群众攻击宪兵。”【陶涵《蒋经国传》，314页】陈若曦后来也认为“当局是有准备要处理的，你看镇暴车买来第一次使用，但若说是政府预先设个陷阱让群众跳进去，全程导演，我倒不觉得是如此；蒋经国先生坚决否认，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口述历史》第12期“美丽岛事件专辑”，382页】

蒋经国两天后即到高雄，指定要坐计程车，想听听计程车司机的看法。并主动安排第二次与陈若曦见面，这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蒋表示，很重视他们这个信，以及他们海外这些人的意见，他会慎重处理，保证这个审判一定是公开的、公平的，还讲了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人受冤枉，我就不能够安心。”【《暴力与诗歌》，261、262页；《黑夜中寻找星星》，259页】陈若曦回忆：“后来我对蒋经国这个人还有些佩服，因为他还有求真相的心愿。我从海外回来，带着信要见他的情报相信他早知道了，他还是想亲自听听我怎么说。另外，包括他去高雄坐计程车，这个绝对是他想知道计程车司机的感觉”。【《口述历史》第12期“美丽岛事件专辑”，378页】

蒋经国处理“美丽岛事件”涉案人的决策大致是，将为首者送军法审判，次要的送司法审判，其他参与者则从轻处置，同时向公众保证逐步开放政治制度的决心不变。2月1日，“警备总部”将50名扣押者交保释放，41名交保候传，另有61名在押嫌犯，最后32名送交普通法院，施明德、黄信介、吕秀莲、陈菊等8人以叛乱罪送军事法庭审理。【陶涵《蒋经国传》，316页】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采纳海外学者、作家们的呼吁，但他还是决意要用军法审判，陈若曦回台前 正是听说了此意，才会有此建言。

得知要对“美丽岛事件”部分当事人实行军法审判，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看法。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跟“行政院”秘书长周宏涛说：“基于我一贯的主张，我反对用军法审判；因为宪法里规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