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当下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分化，利益博弈规则却不够透明和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民众利益表达惟一比较顺畅的通道。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到武钢徐武案，从工信部强制安装上网过滤软件，到铁道部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置，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

正如微博网友“梦里惊闻”写道：“如果把政治比成动车，那中国政治就是D3115；如果把民意比成动车，那中国民意就是D301。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这两趟动车的乘客。”

借助互联网，民意和民怨呼啸而来。在民怨和改革赛跑的形势下，我们尤需提防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否则，发生信息阻滞、信号紊乱和局部运转停顿，这是谁也不愿看见的局面。

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36.2%，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均高于70%）；但中国的网络舆论的影响及热烈度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

4.85亿网民中，只有一部分人发帖、回帖，上微博、发微博的多一些，也不过1.95亿，占网民数的40.2%，占全国总人口的14.2%。就是说，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只有一二成的中国人。但他们通过新闻跟帖、个人博客、BBS特别是微博客，随时发布信息，表达意见。在诸多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了“公民报道者”以及掌握极大话语权的民间“意见领袖”。互联网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护基本权益的发声平台。中国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第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的学者（如于建嵘教授）、作家（如韩寒）等。“公共知识分子”关注人权、自由、法治、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深层问题，在互联网话语谱系中形成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冲击，为社会治理秩序的变革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现阶段这些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严复那样的启蒙者，而不是康梁那样的变法实施者或推动者，更不是孙文那样的颠覆者或革命家。网络舆论的某种对抗性，还不等于现实政治的对抗性，互联网对“维稳”的威胁是极其有限的，反过来，“骂娘”恰恰减少了“动手”，“上网”取代或推迟了“上街”。

第二类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在7•23动车事故前，个别作家型记者如李承鹏（博客累计访问数达2.9亿），社会活动家型记者邓飞（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粉丝合计64万），影响力已经不亚于他们所服务的传统媒体。在7•23动车事故中，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和记者的个人微博以团队阵容脱颖而出，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评铁道部的善后处置，成为传统媒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并驾齐驱而成为临时性的“意见领袖”。

如杭州《青年时报》官方微博（粉丝32.6万），从7月23日晚事发到7月25日零时，连续发帖116条；两大财经专业媒体财经网（粉丝92.8万）、财新网（粉丝50.8万）的官方微博，也十分活跃。

在日趋严峻的新闻管理中，记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发声，找到了第二发声通道。他们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事实真相，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使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在各地突发事件中往往成为令政府头疼的角色。

第三类是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像于建嵘那样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主动设置议题，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和情感。

7•23温州动车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产阶级集体登上网络舆论舞台。其实，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车车祸同样严重，41名遇难者多为草根民众，与以往的矿难、农民工职业病、小商贩与城管冲突一样，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震动；而动车乘客多为中产阶级，其中一列动车终点站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新中国惟一未被击溃的家族文化大本营。而铁道部为赶通车而匆匆结束救援，掩埋车头又涉嫌毁灭事故物证，更让中产阶级感到惊骇。去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救援疑云，只是地方诸侯在山野中的蛮干；此次动车事故已是众目睽睽之下，公权力向全社会的挑衅和蔑视。中产阶级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于是乎集体发出悲鸣。连平时极少涉及政治话题的演艺明星，这次也被卷入政治性议题。

据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统计，在43位微博“粉丝”超过240万的演员明星中，有36位对动车事故表达了关注，关注率达83.7%。“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203.9万），为遇难司机辩护，向坚持追问事故责任的媒体致敬，分析政府的危机应对得失，探讨国家科技进步与国民精神温暖的辩证关系。她在动车舆情中的“议程设置”角色，已经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连风花雪月型的女歌手伊能静（微博粉丝262.2万），也一反常态地对动车事故善后处置表达了愤怒。郭德纲之后最有实力的“公民相声”演员王自健在微博宣布暂停演出一周，谈到朋友希望看到这周的段子，他说“我无法就最近的这些事情组织起有逻辑的有幽默感的语言，或者说，这时候除了脏话也说不出什么别的了……”。

这次事故中，演艺明星们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而这些演艺明星们，并不属于有完整政治诉求和系统意识形态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中最感性的人群，不平则鸣，对公权力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

第四类是草根民众及其后盾律师群体。网上有一种“罗宾汉情结”，只要涉及官民和贫富之间的冲突，网民往往不辨案情的是非曲直，一边倒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特别是新闻跟帖，以及近年来日趋口水化的BBS，成为草根之怒的宣泄口，“仇官”“仇富”情绪的垃圾箱。互联网经常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相互取暖的地方。

河北青年农民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真凶出现，聂母上诉6年无果，网民一直在为聂树斌呐喊。9月11日，几十名律师在石家庄举办座谈会，签署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院重审聂案的呼吁书。律师们的呼声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

互联网帮助少数普通老百姓成就“杨三姐告状”，解决了某些利益个案，扳倒了个别胡作非为的官吏，有利于缓和基层的官民对峙，减轻草根民众的痛苦。虽然网络舆论的作用力并不足以修复和变更制度，但仍不可低估互联网的“社会减压阀”作用。少数幸运的“杨三姐”，让更多的“窦娥”看到了希望，挽救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心。正如网友“葱头不是干部”所言：“还在上访的人是相信政府的，还在上网的人是相信法律的。”

危机撬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次次网络舆论危机，实质是民意通道淤塞、政府应答机制缺失所致的瞬间决堤、垮坝效应。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疏浚民意通道、理顺应答机制，一味只是封堵民意，只会使民怨的海平面越涨越高。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体制内有识之士，从高发的舆论危机和突发公共事件中警醒，开始上网、用网。

第一，准确研判互联网上的官民隔阂和对峙，以坦诚的姿态促进官民之间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

实际上，正如某党内高级干部所言：“网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是敌人。”公权力如何对待网民，在很大程度上将压迫或扩大官民对话和合作的空间。

今年3月，在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复杂局势中，南京出现了梧桐树风波。地铁建设施工方粗暴放倒了南京主城区不少古老的梧桐树，引起市民不满。黄健翔（粉丝779.2万）、孟非（粉丝447.9万）等南京籍知名网友，在微博上予以谴责。黄健翔建立的“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密集发帖3万多条。而草根市民则发起给梧桐树系上“绿丝带”的活动。连海峡对岸的国民党立委邱毅（粉丝110.2万）也在新浪微博表示：将在国民党中常会提案，通过国共对话平台表示关切。南京市政府对民众的诉求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认同，迅速出台了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确需移植的，报市政府备案；实行“补绿”制度，移一补二，以此平息市民的不满。此后，尽管也出现了3月19日上千市民在南京图书馆前的集会，但抗议人群与现场警察并未发生大的冲突，梧桐树风波最终比较平和地落幕，避免了梧桐树与“茉莉花”的合流。

邱毅在微博发帖赞扬：“很欣慰南京市政府能对法桐移植问题承诺建立一套‘民主决策程序’，若在以后攸关市民权益的公共政策都能循此模式，多方听取市民的意见，并接受市民监督与聘请专家进行客观评析，将成为大陆各城市的典范。”

第二，互联网激发了政府的神经机能，提高了决策速度，使政府变得耳聪目明，身手敏捷。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的“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法则，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概括的“黄金4小时”法则，公安部提出的“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原则，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的慎用群众“不明真相”“别有用心”提法，社会学家单光鼐提出的党政一把手到闹事群众中听取意见、不要把警察推在“前边”的建议，这些创新手法，都有利于澄清网络谣言，化解民众对峙情绪，以和谐而不是高压来缔造稳定。

前不久，四川会理县领导考察乡村公路的照片，被天涯网网友发现做了PS处理。网民批评政府弄虚作假，纷纷PS炫技，把会理地方官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种新闻现场。会理迅速注册了微博账户，向网友道歉，说明是县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好心办了错事，并公布了全部照片。县领导还以自嘲的心态，和网友们一起欣赏那些PS照片，最后又向网友“讨饶”：感谢大家让我们“免费环游世界”，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也请大家把目光转向美丽的会理。这个“悬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机处置，简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营销”，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目前，围绕突发事件的发生和网络舆论的反弹，政府主政部门和新闻网络管理部门还在“拉锯战”。一旦出了事，主政部门就怪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管理不力，是互联网把地方搞乱了。特别是7•23动车事故以来，面对网上的众声喧哗、群情激愤，可能有人会从另一个方向总结教训，再次陷入对互联网的恐慌不安。其实，动车事故，首先是铁道部的救援不力和处置失当，伤害了民众的感情，然后才轮到检讨媒体和微博是否“失控”的问题。很多负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机，然后才是舆论危机。打压媒体报道，封堵网络舆论，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形成了对公权力的有效节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近日在协会官网上谈到，“文革”中读到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一段话时十分惊讶：“一个党，不允许有其他声音，这样下去表面上说现在代表着无产阶级，但是当革命的热情在这个官僚体制下被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宋晓梧呼吁：“如果改革的热情耗尽了，很危险。”而微博上流传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描绘改革启动时1985年苏联官场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33年前，中国改革以“文革”为反面教材，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劫后余生的老一辈革命家，从国家民族也包括自身的沉浮中，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日益板结，利益格局固化并出现大规模“世袭”，改革推动乏力。在这个时刻，互联网为激活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道义资源。

第三，互联网教会政府如何面对“意见领袖”，发展“网上统一战线”，习惯与社会“自组织”力量共处与合作。

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崛起，让公权力平添了一个从旁监督、说三道四的群体。对此，一些官员出现心理失衡，可以理解，但必须改变。在新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格局下，政府得学会在互联网的杂音中执政，领导干部得学会在网民众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

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