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西方媒体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与民主“赤字”

听朋友说，有一位象我这样在国外学过的学者，明明知道国外的媒体也有弊端，但是，他回来不会讲这些，是出于对国内自由主义者们的理念和他们所追求目标的“爱”，因为国内自由主义学者往往会很欣赏美国的新闻自由。

我认为，我们的事业肯定不能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的基础上，明明是一个多元和复杂的世界，我们却不想面对。这样一来，我们出国对国内的意义何在。而且，我不相信，我们会把既定的目标建立在不全面的知识基础之上，不想知道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过去与现在。

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管是自由主义者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新自由主义者也好，都会是open-minded的。

我讲座的题目是《西方媒体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与民主“赤字”》。不过，既然是讲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那我还是把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稍微说一说，顺便梳理一下西方新闻传播的大致历史。

所以，我首先从英国报业史入手，讲讲报业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背景和政治意义，给大家一个把自由主义报业历史化的切入点；然后，我会讲战后(福利)自由主义(post-War liberalism or “embedded liberalism”)和在这种体制下的新闻传播；最后，我会讲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在媒体的表现。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讲到西方的媒体，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些地区的媒体。这些国家的报业自成一个体系，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讨论新闻自由传统时，我们大概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这些国家，尤其是英美传统。

一、报业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政治意义:历史回顾与比较分析

从新闻史的角度来说，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媒体也处在政治强权控制之下，国家对于媒体征收很高的印花税或“知识税”。此后，发生了所谓的“便士革命”，出现了廉价的商业报纸。

我们一般的新闻史叙述如下，市场兴起了，党派新闻的政治局限被冲破了，这才有了新闻自由。同时，我们往往把新闻自由理解为弥尔顿反对政府审查那种自由，press freedom，也就是新闻相对于政治控制的自由。

我们一般把这两个层面上的自由放在一起，或者把对私人资本在市场准入的自由当作政治上不受政府新闻审查的自由的前提。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而这正是理解新闻自由阶级性的根本所在。在英语里面，liberalization和freedom是不同的词。Liberalization往往指的是市场自由化，即准许商人们进入媒体市场。这里我要强调分析的是市场开放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也就是以市场化和商业化为核心的新闻业的自由化及其政治意义。

英国的情况。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报业的限制是政府征收很高的“知识税”，使得一般的商人无法进入这个市场，一般老百姓无法消费得起报纸。在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确立，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开始形成，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劳工报纸了。在大众化商业报纸产生之前，激进的劳工报刊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面对高昂的税负，劳工报纸采用了地下发行的形式。也就是说，当时, 英国劳工阶层正通过出版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的精英话语体制, 发展自己的阶级意识，它被认为对现存社会有极大威胁。

因此，如何压制激进劳工报纸就成了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当时，统治者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策略上的分歧。保守派企图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来摧毁劳工报纸。革新派希望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

事实上，英国历史上对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对报业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 更不单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所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英国学者James Curran 对英国议会就这个问题辩论的分析证实，英国统治者中的改革派希望通过对让市场向资本的全面开放来达到对社会话语权有效控制的政治目的。

1848年，新一轮的反对“知识税”的游说活动在议会中掀起。活动背后的推动力量并不是其所宣称的“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是自由派的工业界的下院议员。“他们把废除报业赋税看作是传播自由贸易和竞争的资本主义法则的有效方法”。面对保守派的反对意见，改革派给出了新的诠释。保守派一开始还是希望政府通过提高出版成本和印花税来限制发行以打击逃避印花说的和煽动性的报纸，即通过高压政策使报纸出版掌握在财富所有者的手中。

但卓有远见的改革派认为只有自由市场能彻底击垮激进的劳工报纸，同时促进大众化报业的发展并强调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印花税制度不仅没有压制，反而纵容了充满“最有害言论”的违禁低下报纸的兴起。这种报纸的售价不及那些被征税的、值得尊敬的竞争对手的一半。革新派声称通过取消或减轻印花税，可以“自然而然”地使广告费流向那些迎合高收入者的报纸。他们理解的是“廉价的知识，远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更易于为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

改革者最终取得了胜利。激进报纸的衰败、商业报纸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放松政府对报纸在法律、经济方面的限制，利用自由市场有目的地使报纸出版发行自由化。同时，劳工报刊的思想观念模糊，生存困难；其依靠独立订阅，更多的是靠传阅来表达主张；缺乏采编队伍，多依靠读者的自愿来稿；依靠工会及主要来自手工业工人、技工的支持，而不依靠广告商的投资。劳工报刊的运营费用低且发行量小，这也反映出他的支持者脆弱的经济地位。简言之，劳工报纸的广告不多，自费购买的读者有限，加之工人运动的不稳定性，因而很少有能生存长久的劳工报刊。

报业赋税的废除使得报纸价格降低，销量增加，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就要不断提高印刷水平等报业设备技术。油墨生产技术、滚筒式印刷、机械化的排版机、图片报道的引入等这些发展使得报业经营的成本迅速增长，从而直接导致那些资金有限的人更难以进入大众出版行业。

大众化报纸越来越被赚钱的逻辑所驱使。报纸第一次成为商业企业，通过给读者出售含有新闻及广告的报纸，然后将阅读报纸的读者转交给广告商的双重交易方式来获取利润。为了解决报纸的投入资金问题，同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广告业伴随着广告税的废除有了稳步增长，在1853年广告税废除之前，刊登广告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做法。19世纪晚期，不断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市场经济促进了工商业和零售业对于广告的需求。这样，作为现代最早的大众传媒的报纸（尤其是大众化商业报纸）与广告主就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对于大众化报纸来说，广告收入的增长，加之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使得报纸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样，“广告客户实际上成了一种特许权力”，为了取得收支平衡并获取经济利益，大众化报纸对其的依赖程度也是越来越重。这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意义就是，报纸越来越倾向于广告主的政治立场，越来越迎合他们。激进派报纸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受众群转向广告主们希望打动的富人阶级从而抛弃了原先的立场。

也就是说，作为一般原则, 传媒资本与广告商是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没有消费能力的下层劳工阶层的报刊注资和在这些报刊上大量投入广告费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中，这些声音会“自然而然”因为没有资本的青睐被边缘化。英国学者James Curran提到的这方面的另一经典实例是,１９６４年，虽然读者人数达474万之巨，却因这些读者大部分是劳工阶层的激进报纸的《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因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这个读者数是《泰唔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这三份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报纸的总数加起来将近一倍的数目！这一规律在其他各国的商业媒介市场中同样在发挥着作用。

这无疑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因为由此发展的趋势便是媒体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里，并“为政治传媒渠道最终集中在大型的传媒集团手中铺平了道路”。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媒介大亨掌控了全球的话语权。媒介垄断集中强调追逐利润、媒介体系支持广告的核心趋势，维护资本的利益与新闻的公共性之间有了不可违避的矛盾。

关于这个问题，清华大学两位老师翻译的英国学者James Curran的《媒体与权力》一书中，有关资本主义与报业控制一章中有详细分析。这一分析的核心是，政府对市场的放开实际上是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算计过的自由化)，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算计。

这个问题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即商业逻辑并不是政治上neutral（中立）的，并不像我们简单想象的，市场机制既为资本主义服务，也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还表明，传播研究不仅要关注国家的权力，还要重视市场在传播资源配置中的社会倾向性.

在市场逻辑里，广告成了事实上的报刊执照颁发机构，一份报纸只有吸引到了足够多的广告收入才能维持下去。总之，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盈利为目的的传播制度就有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而然”地边缘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倾向。

这种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情景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市场民粹主义”关于市场如何把读者奉为上帝，竞争中如何“优”胜“劣”汰的泛泛之谈(消费者主权理论)大相径庭。对由广告商支撑的商业媒介来说，受众的数量固然重要，他们的质量即购买力和社会经济地位更为重要。

同时，广告逻辑还要受到与种族、性别有关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调节。也就是说，这种政治经济分析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如在温哥华，聚集了那么多的华人富翁，可以说有足够强的购买力，但当地华人报纸和广播电视并没有得到奔驰汽车广告的青睐。在芝加哥，有些广告商无论如何也不在黑人电台投放广告。美国的《Ms》，是一份主要面向白领女性的杂志，宣扬了一部分女性解放思想，虽然影响很大，而且其读者购买力很强，但就是不受广告商垂青。

美国的情况。Dan Schiller也在《News and Objectivity》一书中研究过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商业性的便士新闻的关系，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19世纪30年代，商业化的便士新闻在劳工阶层还没有开始用报纸发展自己的阶级认同之时，就开始吸引他们的兴趣和认同。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用不着从政策层面来压制劳工报纸。

美国第一份成功的便士报是有本杰明.戴(Benjamin Day)于1833年9月3日创刊的《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虽然它打出了“It shines for all”的口号，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激进的政治家和劳工领袖已意识到，由资本所有和资助的报业跟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 (Dan Schiller,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1996)。

广告逻辑还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美国“一家报纸城市”的出现，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否认这一现实（Ben Bagdikian: The Media Monopoly)。在美国，一般一座城市只拥有一家占绝对地位的报纸，这是广告资助这种机制自由选择的结果。

加拿大的情况。也有一位学者做了类似于James Curran 和Dan Schiller的研究。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中，我和我的导师在整合这三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英美市场自由主义新闻传统中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商业新闻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承接关系。这本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了中译本。

在加拿大报业，上世纪80年代发生一件令政界震惊的事情：两个报业大王在同一天彼此关掉在另外一家城市的报纸，这样就在两座城市各自形成了垄断地位。

政府在提出对这两家报业有关不正当商业行为的法律诉讼的同时，任命了一个皇家报业委员会对整个加拿大报业进行调查，报告结论是：“随着商业逻辑的加深,左翼观点倾向于被边缘化”（加拿大皇家报业委员会报告，1980: 15)。在国外，左翼是指倾向于下层的观点。

二、战后(福利)自由主义(post-War liberalism or “embedded liberalism”)和美国新闻的“现代主义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