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中国都市报崛起的意义和当前的困境与出路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各界各地都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程，新闻界也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闻发展和新闻改革历程。以都市报为一个集中的视点，来看中国的新闻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但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

到底改革是什么？现在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用了很多辉煌的大词，什么史无前例的呀，划时代的呀等等，这一类的词到处在用，而这些词虽然很华丽，看起来很振奋人心，实际上没有说到整个改革开放最基本的特点。实际上我认为，整个改革不需要用那么多辉煌的词，究其实质是归于常识、回归常态、走出非常、进入正常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于整个中国这一段的历史来说，我倒更希望用另外一个没有多少辉煌色彩的词，即从癫狂时代进入正常时代，我们做的是回复常识。比如一提到改革开放就提到1982年农村的土地承包制，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措施。实际上你想一想，农民种地，种地者你要给他一定的权利，几千年农民就是这么种地的，只不过有一段我们搞了另外一种充满幻想和浪漫主义的东西，现在把它回归常态，，把土地交给它本来应该的主人手里。这是一个回归常态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给农民以土地难道是很新的划时代的事儿吗？孙中山就说过“耕者有其田”嘛，好多的这种评价都忘了这个。

我刚才讲的癫狂时代不是乱用这个词，你们年轻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以癫狂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们讲几个我亲历的，保证是真实的事情。

1958年，全国搞了个大跃进。不管怎么评价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那个时代的东西我永远忘不了。癫狂时代怎么个癫狂呢？我不说大的，全国的，他们可以举出很多数字来，我说说我身边的。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河南，曾经在一个县的农村里面插队劳动了四年，后来在那个县里的学校当过教师。我去的时候离五八年大跃进还不算太久，每天吃饭的时候听那些老教师们老校长讲那个疯狂年代的时候我都觉得匪夷所思。那时候提了一个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你想吧，你敢想多少它就有多少，这个不是一个口号，当时这几乎是全民都信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放卫星”，所谓的“放卫星”就是苏联放了一颗卫星我们也要“放卫星”，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人民日报》天天宣传这个口号。那么落实到一个县、一个学校里怎么“放卫星”呢？这就费脑筋了。县委书记指着一个教师说你是教什么的？那教师说我是教语文的。县委书记说好办嘛，你放个卫星。我怎么放？他说现在全世界小说最长的是哪个？这老师也说不准，说大概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吧，有七八十万字。书记说超过他，全校一千多师生，你们拉个提纲，一人写一段，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任务超过托尔斯泰。这就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项目去做了，全校师生总动员，一个星期之后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我们已经超过托尔斯泰了，而且已经超过托尔斯泰好几倍，我们写了300万字。语文教师的“放卫星”问题解决了，历史教师怎么办呢？教育局长说，这好办，你看毛主席现在不是有新指示吗？叫厚今薄古啊不要厚古薄今。你领会这个精神，以后你那个历史课啊倒过来讲，从后往前讲。从今年讲到去年讲到前年最后讲三皇五帝。于是历史教研室的人就忙着倒编历史。最笑话的是生物教研室没办法了，后来那个校长想了个点子，他说你看这个蜜蜂采蜜的时候滚了一身花粉，采回去那么一点蜜，它就那么大个，你看地里那屎壳郎这么大个，你们这么研究，如何让屎壳郎不去滚屎蛋让它去采蜜。这个科研课题就下来了，全校师生都停课，到农村抓屎壳郎去。抓了很多屎壳郎，地下也是，墙上也是，满屋子爬的是屎壳郎，唯一没有解决的是屎壳郎只会滚粪球，不会采蜜。

跟你们讲这些你们觉得就像是相声演员在说相声，但这就是真真实实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儿。是一种癫狂状态，一种非常状态。我们所作的很多事儿都带有这种色彩，而我们所谓的改革呢，那些史无前例的改革无非是把它从癫狂状态回到正常状态，把土地给农民，这是一项改革吧，实际上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回到常态。其它事情也带有这种色彩，包括我们的新闻事业改革。

我认为新闻改革的实质是回到新闻，把新闻当新闻来做，这就是所谓新闻改革的要义。那过去新闻是什么呢？新闻是宣传。宣传和新闻是两回事，宣传不顾事实，甚至可以抹杀事实伪造事实，而新闻就一定要真实，新闻叫传播而宣传叫灌输。所谓的新闻改革就是把它恢复到新闻的本义，恢复到正常。但是这种思维大家现在因为长期陷在里边就无法跳出这个东西。你比如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很可笑的讨论。去年有一个叫俞可平的先生写了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直到现在网上还在争论，有的人说是个好东西，有的人说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了这场争论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我当时想仿照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写一篇《空气是个好东西》然后我告诉大家空气这个东西人离开它活不了，你一口气喘不上来就得死，所以空气是个好东西；粮食也是个好东西，你不吃的话就得挨饿，你就没法生存。咱们的整个所谓的理论争论已经降到如此水平，要为一个常识进行一场大辩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还要争论吗？就像空气是不是好东西还需要证明吗？这个现象正说明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认识方法已经降到了正常水平之下或者还陷于某种程度的癫狂，包括最近网上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争论。司马南先生非常左的开始大批普世价值，就像说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把人道主义等等所谓的普世价值都否认了。这些东西还用争论吗？有没有普世价值这是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盗窃是个美德吗？哪个社会从东到西从，古到今不都是否认盗窃吗？《圣经》里面说盗窃是一种罪恶，那么我们这儿逮住小偷也是要惩罚的呀，这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说没有普世价值的人你就忘了这些东西？比如全世界都已经流行的遇到灾难妇女儿童应该优先让他们逃离，例如大家看到的《泰坦尼克号》，在文明社会里这是不是一个普世价值？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政党，你如果是一个现代的文明人，应不应该遵守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全世界都公认的道德准则呢？这是不是普世价值呢？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而这个问题居然在咱们这里每一次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现在还没讨论完，普世价值有没有现在又在讨论，怎么这么低能、这么弱智啊？我说一些题外话，实际上和今天说的有关系。就是我所认为的新闻改革最根本的就是回到新闻去，把新闻当新闻来做。

最近这十几年产生的都市报，都市报崛起乃至改变了整个宣传格局，它的切入点就是有了新闻了。我在90年代以前是在党报工作，在《河南日报》。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种报纸，只有党报，从中央的《人民日报》，到下边的各级省委的机关报，到下边的小到县报，统统都是党报。党报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甚至成了一种特定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那个时候新闻系的学生学新华社新闻稿怎么写：几月几日在哪儿召开的什么大会，主席台上是张三李四王麻子，谁谁谁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强调指出……他最后指出……，最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这个其实用不着大学生学，找一个高中生，培训一个星期我保证让他写得非常熟练。可是多年来，我们整个党报体系所谓的新闻就是这么一个架构、这么一个模式，而且其中还有着说不完的窍门。比如有一次下面培训通讯员，请了几个老师，就是党报的一些编辑。一个党报编辑在讲课的时候给通讯员们讲两会报道的窍门。说有的记者很笨，到了那儿就采访，完了写出的稿子不合格被毙了，他说我写的稿子没有一次不被采用的。他说我告诉你个窍门，你要真去采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你让他说，他还得说的符合你的要求，符合你见报的口径，他说这很难。他说了半天他的话可能你记下来没法用，他说后来我就不采访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窍门，你别说张三说，你来个张三李四王麻子人大代表这三个人说，然后后边想说什么你就拿人大报告的文本抄一段话，这个保证通过，还没人打你的官司。有些话他明明没说，但是你说他说了，那么张三想不是我说的可能是李四说的，李四说我们俩没说可能是王麻子说的，反正这个话不错。他说这种稿子最容易通过，拿回去就通过，完全符合要求。他在给通讯员讲课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套搞好两会报道的秘诀。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偷懒、如何制造假新闻，而这些东西充斥了我们的报纸。这叫做新闻吗？ 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种党报，最早在50年代有两个例外，一个上海的《新民晚报》，一个北京的《北京晚报》。那时候全国的新闻界非常羡慕这两张报纸，它办的报纸很受欢迎、好看。但它的办报理念是“党报的补充”，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解释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它自己就把这个报纸放到了党报体系之下的一个角落，让它有一种生存空间。我那时候很佩服，还研究过一段《新民晚报》。《新民晚报》的服务意识应该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最强的。有一次我看上海《新民晚报》，在全国党报根本没讲服务性的时候《新民晚报》非常详细地告诉你如果要做一件衣服缺了纽扣到哪儿去买。那个时候这样的办报思想是很受欢迎的。但严格的讲，它还不是一个新闻纸，跟我们现在讲的报纸还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在那个时候全国已经是南北各一支独秀了。

真正打破这种局面的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发生一些变化了。在80年代中期街上开始出现地摊报纸。最早出现一个报刊的市场，这个是新事儿。那时候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最先摆上地摊的报纸是什么报纸，因为全国的报纸都是党报，都是机关报。但最早走出这一步的是一些有特权的机关的报纸，比如司法类、公安类的报纸。这类报纸本身就是受公安厅、政法委管理的，它又有得天独厚的的权力，能接触案件，采访各种案件。所以在党报体系之外，街头上出现了这么一批小报，很受欢迎，形成了市场。这是80年代中期全国出现的现象。但是地摊小报内容黄色的，血腥的东西太多，后来中宣部要管理这些东西。一方面在管，在禁这些东西，但也开了一个思路。你能不能也办一个受欢迎的能进入市场、摆上地摊卖、读者愿意花钱买的报纸呢？最早想到这个做法的是党报。一些党报脑子比较灵光的社长或者总编辑们就搞了一个试探，一周七天中，有六天按传统模式办报，每星期拿出最后一天，自由一点，办的好看点，叫周末版。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办周末版。周末版一办，反响不同，一个星期的报纸就这一天卖得快。其他六天的报纸送到报摊上没人要，这一天的报纸去了就有人要，而且能卖很多，比报纸的正常发行量还多，给报社带来了直接的效益。这是8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了一个各级党报纷纷办周末版的热潮，这一拨到现在硕果仅存的是就《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是那时《南方日报》办的周末版后来独立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报纸，发扬光大乃至今日，是那一批报纸留下来的一个文物，当然它的发展远远超过那个年代了。

到了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由于周末版的畅销，走出了一条路，这些报纸的老总又心生一念，新闻改革党报是没法改的，到现在也没法改。但是能不能在照样办好党报的同时再按照市场的需求办另外一张报。这批报纸就出来了，一开始都叫晚报，后来办的越来越多产生矛盾，最后新闻出版署做了一条规定，一个城市里只批一个晚报，后来就又挤出一个办法，不让办晚报我叫都市报行不行啊？于是全国在晚报不让办以后又纷纷出现了一批都市报。这是从90年代初开始，高峰是1995年，全国各省几乎都出来一批叫做晚报或者都市报的报纸，后来把这些报纸统称为都市报，但还有些晚报在里边。这一批报纸一产生，在9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批都市报占领了整个报刊市场，而且迅速超过了它的母报党报。《大河报》是1995年8月1日创刊的，到97年一年半的时间里，发行量已经到40多万了，《河南日报》当时发行量是30万，后来到直到现在《大河报》发行量是70万，《河南日报》已经萎缩到20多万。这些不是一个报纸的情况，全国都是这样。南京的《新华日报》一直保持在20万份左右，《扬子晚报》发行量最多到了一百二三十万。子报发行量超过母报还能够咽的下这口气，紧接着出现的是子报养母报。它的广告收入迅速攀升，不仅超过它的母报，而且是几倍的超过它的母报。拿今年的数字，《河南日报》每年的广告收入是5000万到6000万，而《大河报》是5个亿，差一个数量级。发行量远远超出党报，广告收入也数倍于党报，形成了所谓的小报养大报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