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读《一代报人王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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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见到王芸生先生，是在１９７７年吧？那时候，我父亲的所谓问题定案，称之为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内涵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父亲所在的原北京大公报人赶来出席所谓骨灰安放仪式。其实父亲没有骨灰，叫做“面对空棂温泪痕”。王先生那天衣帽整洁，肃穆而立，没有讲什么话。

父亲有第二次追悼会，是中宣部文革罹难者六人共同的追悼会，那次追悼者人很多。好像是与会的李慎之先生特地跑到我妈妈那里，说，王芸老说，克林年富才雄，不知何以一时想不开！……

大概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王芝琛先生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起他是王芸生的儿子，要来和我一起重新研究大公报和大公报人，问我兴趣如何。

我很有兴趣。

因为这个大公报问题，多少年来一直是困扰我们心头的一个情结：一来我们都是大公报人的后代，二来，大公报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新闻历史上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她的民间报纸的地位和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宗旨，现在正好是中国报业极为缺乏的精神财富。如果人们忘记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率先垂范于灰暗的舆论界，率先对国共两党都打出舆论监督的鲜明旗帜，那么，人们就以为在中国报界向来只有一种喉舌的传统，而无人是有头脑的，只会懵懵懂懂地人云亦云，党云亦云，以至发展到不知枉势从道，不知人格尊严为何物的地步。

我和芝琛兄一拍即合的原因，当然是基于上述共识。

我马上采访了王兄和他的妹妹，作家王芝渝先生。那次采访大约是在９７年左右。我们的谈话使得王家兄妹记忆起他们父辈在反右和文革中的一些遭遇。这次采访的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各种报刊也纷纷转载，使得王芸生这个名字，在中国报章上消失了几乎近半个世纪后，得以重新露面。记得那时，唐振常先生等大公报老人，对于我们的文章给予了肯定；因为这篇文章记述的许多内容，是他们也未得了解的。比如，王芸老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把他坚持四十年写就的宝贵日记付之一炬（以至他后来忘记此事，还常常问起他的日记事情，王芝渝就告诉他，都压在箱子底下了）；比如，王芸老在七十年代末，对于一班大公报人企图央求中央恢复北京大公报，只是说，不必恢复了，已是万念俱灰；比如，他对于在文革里被迫指责朋友的事情，一直深怀歉意，等等。

其实，我们的文章还有许多内容没有透露出来。这就是王芝琛先生在他父亲病重时候，为了留下他的言路观念而做的珍贵录音。这些录音反映了王芸老对于易帜后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成为王芸生研究乃至整个大公报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宝贵线索和提示。比如，他总结了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这个政权固有的宿疾，就是无望施行民主政治――这个和毛以前说的用民主避免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刚好起到证伪的功用；比如，他质疑所谓“解放战争”，死了几百万中国人，是否有其意义，还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大胆的见识，尤其是在禁锢未除的八十年代；此外，中国的白色资本家和红色的对调，是一个什么意义，当然有待深析）；比如，他就苏联问题发言，谈到所谓“小米加步枪”的不实之词，说是苏联来的武装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他说到七十年代去看郭老，请他为王芝琛写字，就想起郭老之冷淡，是否又看他成摩登的的唐诘哥德了（郭老一度在论战中指责王是摩登的唐诘哥德），等等。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很明显却又很不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他们在１９４９年的立场选择。王芸老在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彻悟有加，前言成谶。在经过半个世纪荒诞而残酷的身心折磨后，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很有悲剧意识，美好的幻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其实，他的一生是以虎头蛇尾这样莫名其妙的方式结束的。如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开始立足于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界和政界。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博古。后来他脱离了共产党。

以后，他和张季鸾发生论战，而由论敌转变为挚友，并且进入大公报主持笔政；在新纪大公报时期，他身为总编室主任，已经开始社评写作。

在从抗战到内战时期，他的观点、才华、文笔和文胆，在中国报界影响甚巨，是全中国瞩目的如椽大笔。

进入四十年代末，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逼近上海，王芸生为自己前途彷徨焦虑。后终于在信任共产党的许诺后，辗转台湾，最后去了北平。

那么，共产党给了他何样的许诺呢？大致而言，就是不改变大公报的民营性质，且四馆报名不改――即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馆的名称，人员不改。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不到一年的时间，四馆命运就已经被一向所说的大公报人的“起义”给改变了（据说这个“起义说”是萧乾的发明）。

于是，王芸生先生虽然已经身在解放区的上海，心里恐怕是“纵有欢畅已似冰 ”“几度临风拭泪痕”了。

以后的命运更加恶劣。从５７年以后，虽然王未被打成右派，但是他被剥夺了大公报主笔的实际地位，只是赋闲在报社，成为一个另类，每天打打苍蝇而已（笔者小时候就看见芸老拿着蝇拍的身影……）。

他最为痛心的回顾，是他在六十年代被逼写下的长篇悔过书《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年的旧大公报》。这个文件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员催促成章，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王芸老说，这是他“自掘坟墓”。

文革一来，一切进入疯人院，王没有例外。

当然，王先生的命运和许多中国重要知识分子的命运多有雷同之处。而不同在于，他的死，是一个还魂的过程。有人说大公报“阴魂不散”，我看，就是王的灵魂不散，就是大公报作为独立报纸的灵魂不散，就是由清末民初开端的，几千份民营报纸的灵魂不散，就是那些和王芸生一样的民主报业的创造者们，如汪康年、于右任、吴稚晖、梁启超、张季鸾、康心如等人的灵魂不散。中国报业有过如何施行文人论政、自由办报的传统，且这个传统是受到过国际公认的――大公报荣获美国新闻业颁发之米苏里奖状，可以为证。

王芸老晚年的彻悟，一如前述；续而言之，从王芸生先生四十年代后期容纳许多报内共产党人的态度出发，来评估他对于共产党人的看法，可以说，他是站在一种兼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超然立场上。这个立场，接近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就是容纳苏、美，倾向于一体。当然，他对于品格才学都不堪的国民党小特务，是不宽容的。这就是为何他的北上，经过杨刚这样的共产党分子的“诱降” ，且作用很大之故。

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末，在经过长时期的痛苦反思后，王芸生回到自由主义立场。

还是李慎之先生提醒过笔者，他说，要重新研究王芸老的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的社评，他记得那篇社评是王芸生所写――后来才考证是萧乾执笔，芸老的思想。

但是，人的立场思想不是一线以贯的通途，往往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究竟是必要的，还是虚妄的？经过三十年的思考，他终于得出结论。他对于毛的主义有了极其透彻的了解，虽然他仍然作为共产党人的席上贵宾，还要常常赶场、演戏，但是这时的他和４９年５０年的他，已判若两人，也可以说是做到了现在所说的“ 两头真”。于是，人格的分裂，成为他们那个时代大知识分子的通病。

而王芝琛先生，对于他父亲的话，经过反复聆听，已经烂熟于心。可惜的是，他构思此书的时候，还未系统整理这一部分的内容。

２

现在，王之琛先生经过悲怆的回忆写就的关于他父亲的书《一代报人王芸生》，刚好在他身罹癌症的时候出版，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慰籍，也让我们得以重新温习王芸生先生波澜起伏，由盛及衰，及哀，及绝望的一生。这样的人生，是中国一代著名知识分子颇为典型的一生，交织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命运的思考、感触和判断，也为他们或明或暗的真理追求，做出一番回忆。一个大致的轮廓，呈现首尾相合的走向――他们的言路和心路历程，在旧中国找到了他们安身立命，安身立报的原则，就是著名的四不原则――不党，不群，不盲，不私――他们一度放弃了这个原则，放弃了自由主义的追求而改为服膺所谓社会主义――他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的折磨后开始后悔、痛心、无奈――最后，他们又回归到早先那个个自由主义，就像异教徒在默默中祈祷，不可有任何外露，以免遭至恶运。

一个向着国民党人大喊“你们明天不放人，我就见报”（指国民党在四十年代后期抓捕大公报记者一事）的著名报人，在毛时代，就只有说“惶恐，惶恐”的余地了（指毛在五十年代指责梁漱溟的农民问题发言时候，提及大公报让共产党人“ 不要另起炉灶”事，王芸生陡然立起，说那是他说过的，“惶恐，惶恐！”），更不要说，“我要见报”云云了――你又有什么报纸可以见见呢？人民日报吗？光明日报吗？还是被降格以求的新大公报呢？

在芝琛的书里，读者对于那位后来只是在惶恐中度日的芸老并不了解；其实，芸老驰骋文坛，以其文字主导中国报界的辉煌，可以说只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那时，凡是有关中国命运及其前途的大事件，都在其父笔下得以充分表现――许多后来关于大公报的著述，也常常提及之。这些重大课题，可以说，从清朝的新政和反袁开始，一直到北伐、抗战、内战，都属其笔政所在。

其中，新纪大公报关于抗战和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纷争之报道和言论，成为大公报表现于斯的重大课题；而重中之重，可以说是关于内战时期的种种争执。其中最为严重的争论，就是关于长春之战。由于长春之战极不人道的围城战术，令得这次战役以百姓死亡几十万人作为惨重代价，由此引起王芸老的愤慨，写下《可耻的长春之战》。此篇社评发表以后，新华社刊发陆定一执笔的社评《可耻的大公报社评》。这个事件孰是孰非，争执了半个多世纪。在凡是内地出版的有关大公报的书籍中，此一领域，被看成是绝对的禁区，只允许批判者的官家放火，而不允许有任何文人点灯以驳。大公报人也对此每每做禁声状，或者当跟屁虫。而王芸生，也把此一言论当作了自己的罪责之一，被迫做无穷尽的自我讨伐。

然而，随着公正和民主的气氛举世普及，新闻真实的求索无所不在，人们开始怀疑，究竟谁是可耻的？

前此，关于长春之战的书籍《血红雪白》问世，被禁。其中再现了王芸生社评中极力抨击的场面。更有半个多世纪后，参加过此役的老兵，向王芸生的后裔表示对芸老的感激。感激他讲出了真相，发出了公正的义评。

我们没有可能在这里展开深析长春之战的种种细节，但是，根据粗略的统计，即战前战后人口锐减的事实证明，所谓“人民解放”战争是如何吞噬了老百姓的生命的。这个统计数字是（见《雪白血红》一书）：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份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 ’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１０月２４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