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是舶来品，在1980年以前我国出版的各种文献上通译为“出版自由”，近年来多被译为“新闻出版自由”。而在新闻传播界，“新闻自由”一词使用得最多。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进行了重新思考。正如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所言：《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指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联合体，”它指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我们始终没有把它突出出来。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新闻自由观的认识上，长期以来同样存在着种种误读。

一、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口号，是促进近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曾详尽论述了近代出版自由思想的起源，认为自由观念的原始起点是简单商品交换，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确立，是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之后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映。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

（一）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便是出版不自由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尚未在欧洲取得全面胜利；根据出版自由的有无以及这种自由度的大小，就可以将欧洲国家分为三种类型：（1）资本主义民主国家；（2）封建专制国家；（3）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成果不巩固的国家。第一类国家的典型是英美，第二类的典型是普鲁士、俄国，地三类的典型是法国。对于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出版专制，马克思和列宁分别进行过严正的声讨。

1841年12月，曝露市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其专职主义的实质。为此，马克思在次年2月写下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它是一篇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脉相承、说理辩驳更加按米有利的战争檄文。其后，马克思又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封建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

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声辩：“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马克思眼中，受检查的报刊＝不自由的报刊，书报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的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

马克思认为，受检查的报刊具有这样的特点：“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书报检查制度的后果是制度建立者自欺欺人并伤害人民的心灵。

对于俄国的出版专制，列宁作了类似的声讨。他认为，在沙俄，写作事业已经“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因而出现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列凝指出，争取出版自由的途径首先是摆脱“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然后再摆脱资本的控制。

（二）民主国家新闻出版自由的普遍性与局限性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来说，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思想和新闻出版自由，是他们初期新闻活动中重要的一步，民主国家的新闻出版自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迅速传播的一个必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列凝因从事革命活动而不容于封建当局，先后被迫流亡国外，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政治主张的国家主要是出版自由的发源地英国和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小国瑞士。

恩格斯在1844年写道：“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英国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充分发展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实精神、还有冷静无比的理智，这样一来，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这方面也远远落在英国人后面了。”

1842年，马克思在抨击莱茵省议会维护等级特权时反问道：“既然英国报刊在最不受束缚的情况下也没有破坏历史基础，难道这不是恰好说明新闻出版自由的好处吗？”他又提到了美国，并告诫议员们说：“你们可以在北美找到新闻出版自由的最纯粹、最合乎事物本性的自然现象。”燕妮.马克思则称英国是“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

马克思恩格斯很少在出版自由前面加上“资产阶级”的修饰语，在论述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时经常以“（新闻）出版自由”和“人民权利”来说明。这是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具有普遍的形式，而一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或徒有虚名。

列宁写了多篇论及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大体上说，十月革命前，列宁肯定和赞扬新闻出版自由。十月革命后，他着重抨击和揭露一些国家出版自由的虚伪性。1896年，他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他在其后谈到英美等国的政治和新闻出版自由时使用肯定语气。他写道，“在英国，有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坚强监督。从1914年以后到十月革命，列宁多次称赞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

在民主国家，出版自由是通例，违反出版自由则是特例，而在专制俄国，出版不自由是通例。出版自由才是特例。列凝认为，“推翻专职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因为俄国不但与英美有天壤之别，甚至比不上欧洲其国家。他说：“德、法等国的工人阶级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之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这种报纸是“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在沙俄几度短期开放报禁时，布尔什维克党都充分利用昙花一现的自由，出版了若干报纸。

十月革命时，俄国是协约国对德作战的主要国家之一。革命后协约国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不断发生白卫军叛乱，苏维埃政权危机四起。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新政权罚没、米雅斯尼科夫1921年建议让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人都享有出版自由时，列宁接连写了两封信予以批评。信中说：“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抢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列宁的信中还有以下这段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在列宁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他还以另外两个论据证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自由的虚伪和危害。一是取缔工人报刊，二是传播和捏造谣言。这些都是当时确凿的事实，是列宁对西方新闻自由持否定态度的重要原因。然而据此认为西方新闻自由就是造谣诽谤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建立在取缔反对派报刊的基础之上，显然有以偏概全、将特例视为通例之嫌，因为上述情形发生在战争时期。而在战时，新闻钳制是通例，就像苏维埃政权不给反对派报刊以自由一样。此外，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出于对俄国退出大战的恼怒和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制造出许许多多的谣言，报界则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应声虫和传声筒。但这不是西方报界的本性，因为在民主化市场社会中，报刊靠造谣为生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我们不应忘记，称赞出版自由的那段话（“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括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见诸列宁致米雅斯尼科夫的第二封信。

论及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我们还应提到列宁广为人知的另外一段话。他在1921年3月写道：“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这开头一句是非常正确的，在列宁的时代，作为报业垄断标志的报团在欧美国家纷纷出现。如果说报纸只为富人所用，正像资本家收买报纸一样，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大致也是符合实情的，但并非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皆然，因为廉价报纸让报纸进入了社会中夏层成员家庭，而独立报业19世纪初在英美等国的崛起标志着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地位。如果说独立报业诞生之前政府曾长期贿赂报刊的话，那么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则已废止。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生活长达数十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关于社外势力收买英国报纸的记录。因此，今天再用列宁的个别结论来看待西方新闻自由，显然是教条主义式的。

那么怎样认识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呢？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受制于金钱这一现象。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而，消灭资本独占，把新闻自由从金钱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马恩在肯定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高一级的要求。

二、享有出版自由的报刊是社会的“第三种权力”

（一）“第三个因素”和“第三种权力”

马克思在早年提出过“第三个因素”的观点，他说：“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其他场合，他又提到了人民报刊的概念。在他看来，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人民报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

有人认为上述观点是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马克思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没有改变他关于报纸应该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主张。他在1850年发表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法国政府起草、秩序党修正的新闻出版法作了严厉批判。针对该法规定“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马克思指出：“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从“第三个因素”到“第三种权力”，马克思关于报刊地位的基本思想不但没有变化，而且还有所强化，这是令人深思的。

（二）自由报刊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中考查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资本大工业生产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以预见到的现实。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性的交往革命产生以后，迫于生存需要的精神交往和心理需要带来的不自觉的交往，将让位于人的自我实现和精神享受等较高级的交往形式，其结果是马克思所说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人民报刊（自由报刊）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报刊在社会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便不同于一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它需要依靠人民的普遍信任，也要求自身向人民不断提供新的精神产品。马克思说，新闻出版自由就是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有了自由的报刊，你们会丧失什么呢？”关于自由报刊与人民精神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有这样一段名言：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新的世界。

与自由报刊相反，在书报检查制度下，报刊以“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或转移民众对自身苦难的关注。受检查的报刊非但不能促进人的发展，而且既扼杀民族精神，又败坏人民的教养水平。――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它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途，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报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并不认为报刊是万能的。无论报刊的影响多少广泛，它毕竟只是一种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