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杰：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国外舆论围绕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在“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等原有论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国责任论”、“G2论”、“中美国论”、“发达国家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时代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新论调。深入研究和正确评析这些观点，有利于把握当前国外舆论动向，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近年来有关中国发展的舆论新动向

（一）“中国责任论”

国外对“中国责任”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5年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的佩里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说时就讲到，“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时隔十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该演讲强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责任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中国内政，还涉及到中国外交等多个方面。

欧盟理事会于2006年发表了关于“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同时呼吁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人权、援助政策、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同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指出“一种更密切、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欧盟与中国的利益，与之而来的是增长的责任和开放的需要，这要求双方采取一致的行动”。

达沃斯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希望中国在对非援助和经贸领域加强和欧盟的协商，通过限定条件促进非洲国家的人权、减少腐败和提高治理能力，以此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日本以联合国现有会费分配比例不能反映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和责任为由，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联合国会费缴纳份额，为常任理事国缴纳会费设置下限，并谋求降低日本缴纳的联合国会费份额。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些学者甚至还认为世界上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地球变暖等现象，主要是中国发展造成的，中国应该承担责任。

（二）“G2论”

G2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相对于G8和G20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意思就是由中美两国组成“两国集团”，携手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华盛顿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被认为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美国应该成全中国，使中国与其新角色相匹配。尽管他在2004年就提出了对G2的构想，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08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指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共同领导。”

对于“G2论”，一些西方学者持肯定态度。美国知名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我们需要建立非正式的美中两国集团(G2)。美中关系必须成为广泛的合作关系，就像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那样。”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关键力量”，成为“世界两强”。美国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认为，面对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美中两国应该联手帮助全球经济，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现在真正能起作用的是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两国集团（G2）”。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取决于G2。

自从“G2论”抛出后，国外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若“美国与中国组成新的G2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将伤害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每日新闻》的文章则认为，G2只不过是美国在自身危机条件下“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而已，因为，美国曾经用类似的形式“捧杀”过日本。俄罗斯前总理祖布科夫认为，G2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都将引发盟友的反感，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欧洲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汉斯・马腾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都认为目前讨论G2还为时尚早。

（三）“中美国论”

首先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他于2007年代创造性地把China(中国)与Americe(美国)合成一个新词Chimerice（中美国），意在强调中美关系的紧密性。弗格森对他创造的新词津津乐道，认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和最大的消费国已经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应该合成一个国家，那就是“中美国”。弗格森认为，“世界经济一直是由我们将其称为‘中美国’（Chimerice）的独特的地域经济体系所主导，即在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与其未来对手中国的经济联姻基础下，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形成了世界经济秩序。”他认为中美两国联姻是天作之合。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对弗格森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在《中美共管世界是白日梦》的文章中指出，“在当今日趋融合的世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是联系两国的关系之一，但中美不同的政治利益，以及很多其他的联系和责任使华盛顿和北京无法形成“共管世界”的局面。”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卡申认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将会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暴露，中美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中国来遏制俄罗斯。

（四）“发达国家论”

把中国贴上“发达国家”的标签，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国外舆论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钢材等多项指标均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用发达国家来看待中国也许更为妥当。

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于2003年在名为《和金砖四国一同畅想：走向2050》的书中预言，中国在2039年就会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隔8年，他改变了自己的预期，在其新书《成长地图：金砖四国的经济机遇》中指出，中国赶上美国不需等那么久了，他认为到2027年这一切就将会实现，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比预计更快，或许不用等到2027年。

实际上，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速以及经济总量排名的不断刷新，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际不同机构的预测层出不穷。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称，按照市场价值方法计算，中国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预测说，20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规模的份额将绝对性压倒美国，成为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望在2016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这也被看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宣布“美国时代”的终结。英国《经济学家》称，中美差距能以多快速度缩小依赖于三个因素：中美实际经济增速的差距、两国通胀率的差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文章称，基于对这三个因素合理推测，中国会在未来10年赶超美国。

（五）“中国不确定论”

国外舆论在肯定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担心，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对于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带给现有世界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存有疑虑。英国专栏作家伊恩・米尔斯认为，中国的必然崛起将成为一种主流立场。不过，在中国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一系列诸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这将成为重大障碍。他认为中国要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美国普林斯顿历史和国家关系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在《土耳其周刊》上刊登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真正挑战，其实是要提出一套条理分明清晰易懂的世界观，以消除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疑虑。”

西方世界接纳中国进入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认为只要中国进入了这个体系，就能够改变中国的行为，但现在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行为是很难根据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变的，同时他们对这个体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国也感到不确定。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世界对中国存在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为担心。就政治方面说，西方世界原本期望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政治制度也将随之变化，但显然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更让西方感觉最不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

（六）“中国时代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时代论”也应运而生。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觉醒而是苏醒》的文章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文章指出中国经济让世界吃惊的高速发展，只是继续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在世界经济领域领先的道路而已。中国的崛起具有强烈的震慑力，哪怕用长篇文章也叙述不完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将在日本之后崛起，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力量。亚洲尤其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深深刺激西方的骄傲，因为西方人一直坚信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的经济制度有效性是不可超越的。亚洲在二战后开始重新起步，日本首先领头，接着30年以来越来越快由中国带动。中国展现了两百年禁食以后经济尖锥般高速发展的饥渴。

巴黎政治大学学者克洛德梅耶撰写的《中国或日本，谁将是亚洲的领袖》一文指出，19世纪是欧洲的，20世纪是美洲的，21世纪毫无疑问将是亚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洲回到她一直占据只是在19世纪时丢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上。亚洲重又领先虽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却是简单的回归。这一研究结论让欧美人气得咬牙切齿，但却在亚洲和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在最近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指出，“中国绝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七）“国家资本主义论”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的封面文章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方兴未艾，在中国国有企业并非是通往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保障，这种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但文章同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危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英国学者威尔・赫顿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对待资本主义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充分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否则它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

法国著名左翼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不可分离，如果离开涉及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国家干预，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连续的惊人增长”。他认为在中国国有部门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原因是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或地方的政府部门，而决定权仍由这些政府部门掌握。他进一步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