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

[摘要]：本文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研究视角，以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为核心问题，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进行个案研究。文章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研究方法，分析该报深度报道新闻生产过程中政治控制、市场控制、组织控制等因素的不同影响，并尝试用“策略突围”、“默契协同”等概念对其实践特征进行描述。由此，进一步揭示社会转型语境中，主流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导言

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1940）曾把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知识”来考察，指出新闻是一种不系统的社会知识，满足了公众的日常生活需要，他的研究较早关注到新闻作为知识生产的社会性特征。社会学者伯纳•罗胥克也指出（Bernard Roshco，1994），新闻具有双重的本质，它既是一种社会产物（social product），新闻内容反映了社会现实，又是一项组织性产物（organizational product），是专业组织制造出来的成果。他认为，正是在社会现实和媒介组织的影响和渗透下，新闻的“社会性”（sociology）才应运而生：一是某种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的组织结构及其文化产物，二是某种社会机制内的成员彼此之间及与“外界”的互动方式。可见，新闻的社会性既来自媒介组织所拥有的特定生产逻辑，又来自媒介组织外部各种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这种社会性是媒介组织与社会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结果，是新闻生产受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产物。

研究新闻的社会性，则要关注其动态化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社会影响等。这种把新闻生产当作社会过程来考察的研究，一般多采用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具体来看，媒介社会学提供了三种研究新闻生产的视角，即政治经济学、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研究，“每一种研究视角的价值因各自就‘新闻’的不同方面进行解释而不同”（Michael Schudson，2000：177）。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相对宏观，侧重将新闻生产的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体系的关系；文化研究的对象相对微观，强调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对新闻从业者的牵制和影响，侧重考察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在专业规范与新闻价值观中的渗透，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潘忠党，1997a：13）。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则比较中观，一般以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潘忠党，1997b），旨在“通过深入细致的描述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来考察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的特征”（陆晔，2003：96），有利于我们理解从业者的生产实践是如何受行业、职业要求的影响，以及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李金铨、黄煜，2004）。这种从组织和社会层次切入的视角，今天之所以受到学者的倡导，是因为“‘政治-经济的’路径和‘文化的’路径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惯有的对立，这种对立常常使人们无暇顾及可以在新闻生产这个节点上观察到的种种特定的社会现实――要回答选择什么作为新闻、又如何报道这些新闻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新闻来源、新闻记者、新闻机构的编辑，还有专业主义、市场和文化传统各自不同的诉求之间的角力与协商，都会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展开。”（Michael Schudson，2000：175）

本文试图采用这种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转型中国语境中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关系加以研究。社会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控制”并非是个负面词汇，如研究者所言，“传播如失去适当的有益的控制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控制也就没有自由。‘大量存在’且又‘毫无例外’，就说明新闻事业中存在社会控制决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其他原因。”（黄旦，2003：84）因此，本文中的社会控制是一个中性词汇，包含着社会学视野中的积极或消极、外在或内在、正式或非正式在内的各种控制因素。考察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旨在揭示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因素的复杂影响，对我们理解转型期媒介组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提供参照。

以组织内外部的影响区分，新闻生产的控制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以及组织自身的价值观、编辑理念与操作流程、从业者群体特征等。那么，这些因素到底以何种方式、何种强度控制新闻生产？不同因素之间相互牵制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种控制在不同组织、不同情境下会以呈现何种差异？针对这些问题，很多学者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进行了研究。如Warren Breed在其名作《新闻编辑部中的社会控制》中指出（1955），新闻从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双重制约，一是要服从专业规则、专业协会的制约，二是作为组织成员要受到组织的制约。吉伯则更强调组织的控制作用，他发现，编辑实际上是被“包裹在一件零件（mechanical details）制就的紧身夹克中”，个人的主观与媒介组织和其他压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Gieber,W.，1964，转引自黄旦，2002）。Tuchman认为（1978：12），“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constructing reality itself）本身的行为，而不仅是建构事实后图景的行为”，新闻生产的过程依赖于专业理念被内化为日常新闻生产的常规机制。Herbert J.Gansze（1979：39-53）则从新闻价值观的角度研究编辑部新闻生产，概括出民族的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镇田园主义、个人主义、中庸主义、社会秩序及领导素质等8种持久价值观（enduring values），“新闻记者总试图保持客观，但不管他们或其他任何人都有价值观，新闻对真实的判断中总包含着价值观。”这些研究中有不少采用个案法（case study），多聚焦于编辑部层次，为我们理解各种社会控制因素如何影响新闻生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亦采用相似的研究路径，试图立足中国语境，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南都深度报道为考察对象，分析总结其生产实践中新闻生产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张力关系。之所以选择《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以下简称“南都”）为个案，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张志安，2006）：一、南都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都市报之一，其创办迄今的发展历程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十余年来报业生产与社会环境的复杂互动。尤其该报自2000年左右开始从“小报”向“主流大报”转型，可能预示着都市报行业在经历了市民化浪潮后寻求突破和改造的方向，对中国传媒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二、在《南方都市报》主流化转型过程中，深度报道发挥着重要的标杆作用，它与南都时评一起构成了南都提升新闻品质、完善内容结构的两种产品类型。而且，“孙志刚案件”、“妞妞事件”、“彭水诗案”等一系列重大报道既为报社赢得了巨大声誉，也给我们探究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比较典型且富有张力的报道案例。

总体上看，《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主要处于三个层次的因素控制中：（1）从业者自身的专业意识和职业理想，属于个体/群体层面；（2）编辑部内部常规的生产机制、报社的市场定位和利益诉求，属于组织层面；（3）来自权力部门和宣传部门的政治控制、商业机构的经济控制和新闻环境的行业控制等，属于组织外部的社会层面。本文以组织外部的控制因素为主，重点考察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和行业控制对南都深度报道的影响，同时兼顾组织控制的作用。根据笔者的田野考察，在南都深度报道的实践过程中，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策略突围：政治控制的协商机制

从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看，日常的消息生产更具有“组织化”特征，基本遵循编辑流程和编辑部新闻价值观来执行，个人发挥的自由空间较小，而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更具有“个人化”特点，更加依赖从业者的随机判断和临场发挥。从组织外部因素的影响看，与常规的新闻生产相比，深度报道更容易受到政府与宣传部门的限制与约束，怎样与政治控制之间保持理性互动是从业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南都的深度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类题材为主，多为负面问题，大量涉及异地舆论监督，很容易触及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或受到宣传部门的政策约束。为此，从业者必须保持审慎态度，确定选题时得考虑政治风险，发稿时经常要再三度量，在稿件采写过程或发稿前也不时因宣传“禁令”而放弃写稿或发稿。据不完全统计，南都每年未发出的深度报道约有10-20篇左右，多数并非因为稿件质量问题，而因为不符合舆论导向的要求，与管理部门下达的宣传纪律相抵触。以2004-2005年的一些被“禁”稿件为例，黄金高、王廷江属于一段时间内比较敏感的新闻人物，海宁吕海翔死亡事件、广西钦州殡仪馆贩卖尸体、河南副省长雇凶杀妻案等都是性质恶劣的负面题材，对地方政府的形象有所损害。

面对管理部门的明确“禁令”，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必然要遵循和服从，“在过去深度的操作中，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智慧，去硬冲禁令的基本没有，跟它周旋的也不多”[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辑部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事实上，深度报道从业者总在有限空间中尽可能地寻求发稿可能性，而且尽量将这种报道空间争取到最大可能。在深度报道的生产过程中，那些偏软、不易触及政府或权力部门利益的报道，基本以常规、惯例的方式生产。一旦碰到敏感、重大的报道题材，针对每个个案，则呈现出比较典型的“临场发挥”特征。“临场发挥”是学者潘忠党从传播社会学角度探讨中国新闻改革时提出的概念（潘忠党，1997：68-69），指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媒介组织与管理部门会发生上下“商议”、寻求合作的实践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新闻媒介单位分析自己面临的各种在改革中凸显出来的矛盾，根据各地、各单位和某一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况，决定与宏观管理机构‘商议’的策略。”他认为，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分析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制作、处理与其他相关社会行动者之关系的行为方式。

南都深度报道生产中的这种“临场发挥”，主要体现在敢“闯”的主动意识和善“闯”的操作策略。比如，一位调查记者用“政治智慧”来概括编辑部处理敏感题材的策略 [2]。2005年1月，他到上海做关于拆迁的报道。“在静安和徐汇交界处有个小区叫麦其里，原来是租界，地段价格很昂贵，房子老是拆迁不了，后来拆迁公司晚上叫了帮人把汽油倒在钉子户的房上，全部烧着了，烧死两个老人，这个拆迁公司是徐汇区政府的全资集团公司。上海地产为何虚高？就在于政府、地产公司合谋。当时，做这种题目很危险。一则，拆迁的事情比较敏感，长期以来都是不准报的；二则，上海是个很牛×的地方，稍有不慎容易惹火上身。好在案子已经破了，东方网发了300字左右的消息，领导觉得值得做。我担心太敏感，做了也发不了，他说不用担心，这个不是你考虑的问题。要处罚也一定是罚我们领导，不惩罚你记者的。”最终，这个稿子还是见报了。

在多次循环往复的“临场发挥”中，由于宣传禁令内容本身叙述的不够明确、禁令发布有一定规律可循、发布禁令的过程需要时间等原因，南都编辑部摸索出一些可复制或可借鉴的策略：多数情况下试图“消解”或“回避”宣传政策的约束，少数情况下敢冒较大风险进行“突围”――实质上违背宣传政策的直接要求。笔者试图将这些可复制、借鉴、循环使用的应对机制概括为“策略突围”，其主要方式包括

（1）推敲宣传要求的具体字眼，在模糊表达字句中寻找可能“打擦边球”的余地。如“原则上不做报道”并非完全不可以做报道，“原则”是有弹性的，“不做文字报道”并没有说不可以做图片报道，“不宜炒作”其实很难界定何谓“炒作”。2005年黑龙江省沙兰小学洪灾事件，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各地报纸不许做文字报道。“《南方周末》有4篇稿子因此被撤，但南都却巧妙地采取了迂回策略，文字报道不让做，就做图片报道，于是以图片+文字的形式做了两个图片版”[3] ；

（2）对发稿时机做预判，尽量赶在有关要求下发之前刊发报道，打时间差、抢占先机。如2004年南都做关于黄金高的报道 [4]，“我们为了抢在禁令之前把稿子做完、发掉，就非常抓紧时间。周六，深度记者鲍小东在网上看到‘防弹书记黄金高’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