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策 陈映：信息公开与传媒变局

【摘要】本文认为，2008年我国新闻实践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集中表现在信息公开与社会开放、新闻价值理念的提升与报道机制的创新、大传媒格局初步形成三个方面，进而分析了多元格局下传媒理念与体制变革的原因，最后阐明这种突破性进步带来三组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即：政府、媒体、公众三者关系的平衡；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区分的调整；危机传播与形象建构关系的重构。

2008年的中国，大喜与大悲交迭而至――雪灾、藏独、地震、手口足病、奥运、神七、三聚氰胺、娄烦矿难……在这一特殊的年份，无尽的荣耀，伴随着接踵而至的灾难与危机，国家与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形象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考验。荣耀与灾难背后，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不仅以激扬的文字报道盛事，而且以无畏的勇气和令人称道的职业精神揭露事实真相，还民众以知情权，在报道空间和报道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与进步。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有必要思考:2008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与教训？其变革与突破的根源何在？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年传媒格局的变化？

一、变局：突破与进步

回顾2008年新闻界的步履，尽管还存在诸多问题以及不尽人意之处，但各媒体报道盛事的魄力，以及临大难不怯的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已成为2008年留给历史的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之一。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和规模空前的报道力度，中国的新闻媒体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与进步，并在国际上成功主导了新闻传播的话语权。

1、信息公开与社会开放

毫无疑问，“信息公开”是2008年留存我们记忆的第一大关键词。在这灾难频发的一年里，屏蔽事实和隐瞒真相的管制思维开始得到切实的改变。无论面对的是震灾，还是矿难，公开、开放、透明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新的治理理念。从《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实施，到汶川震灾背后知情权的满足，到给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的承诺，再到官方新闻对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及时报道，我们“闻到了信息自由的春天的气息”[1]。

如此新思维、新气象，呈现出一幅幅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的全新媒介景观，称得上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2]。在这一片全新景观之中，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与进步：

其一，从信息封锁、被动公开到及时、主动的信息公开。

过去，灾难新闻常被视为负面新闻而受到管制甚至封锁。但在汶川地震、广西百色那读矿“7•21”事故、深圳“9•20”火灾这些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相关政府部门都不遮掩、不回避，第一时间公布灾情。这种信息公开的做法，虽然在2003年非典事件中已有先例可循，但非典报道其实还是在信息管制思维下的被迫公开。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与信息公开，不是因为遭受重大挫折而被迫施行的”[3]，而是一种及时、主动的公开。其他突发性灾难事件的信息公开，也与汶川地震是同一性质。

其二，从“内外有别”到“一视同仁”。

长期以来，“内外有别”是指导我国对外传播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不仅意味着基于接受对象特殊性的技术处理方法之别，而且主要是指对中外媒体在采访限制、报道控制等新闻管理方面的区别对待。如，1990年施行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便对境外媒体和记者在中国境内的采访活动进行了重重限制。2008年，从《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的实施，到境外记者在汶川地震和深圳“9•20”火灾等突发性灾难事件第一时间获准奔赴现场自由采访，媒体管理这种“内外有别”的限制已被打破。在信息公开方面，境内媒体和境外媒体获得了一视同仁的待遇。

2、新闻价值理念的提升与报道机制的创新

在短短的一年中，经历如此多重大新闻事件的磨砺，中国媒体的新闻价值理念获得提升，新闻报道运作的机制与方式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象获得空前提升。综观2008，我国新闻媒体在新闻理念和实践上主要实现了以下三大变革：

（1）突发事件报道模式的突破

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众多国内媒体打破以往突发事件报道模式，在第一时间对灾情进行了全天侯、全景式的报道。在震灾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都展开了对灾情的报道，行动之快前所未有。其中，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和国际频道并机启动的连续24小时的直播，无论从直播时间、规模，还是社会影响等指标来衡量，都称得上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开创性的报道。与此同时，我国媒体在灾难事件中长期以来奉行的单一舆论导向的报道思维获得较大的突破。各媒体几乎运用了全部的信息渠道，对震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全景式的报道，使事件真相得以全面、立体地展示出来。

（2）新闻价值取向的提升

片面强调抗灾救灾而忽略灾情本身，只见领导指示而不见受灾群众，我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单向度的僵化报道模式，在汶川地震报道中也取得较大的突破。以人为本、以事为主成为主导性的新闻价值取向，灾情信息本身以及受灾群众成为报道关注的核心，而对抗灾政策和精神的宣传则被置于事件的延展过程之中去体现。敬礼的孩子、保护学生的老师、捐款的乞讨老人……众多普通灾民成为了抗震救灾报道中涌现出的典型英雄人物。普通民众开始在媒介叙事框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最为人称道的是，四川电视台的直播从一开始就把镜头对准普通民众，不仅在报道中大量采用对居受灾群众的同期声，而且邀请普通灾民到演播室讲述他们在地灾中的经历和感受。

（3）新闻报道协调机制的完善与新闻资源的整合

大事与突发性事件频频发生，使新闻媒体单兵作战的报道机制以及封闭对立的市场思维受到挑战。如何建立与完善新闻报道协调机制，如何实现新闻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整合，采用何种模式实现媒体间的合作与联动，这些问题成为各大媒体的重要议题。综观这一年主要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媒体报道协调机制与资源整合机制的建设，在以下四个方面上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1）媒体内部资源优化与整合机制的创新。汶川地震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等电视媒体内部频道长时间的并机同步直播，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创造了中国电视直播史上的新纪录；奥运报道中，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由8报2网及手机媒体组成的“富媒体”联合舰队，以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前移创举，走出了一条“跨区域”、“跨媒体”和“跨部门”的资源整合之路。

（2）中央电视台与地方电视台联动的突破。在目前的电视体制下，各电视台之间缺乏一种资源整合的有效机制，而且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之间往往是一种对立竞争的尴尬关系。汶川地震和奥运报道期间，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之间在频道并机直播，以及资源共享等方面合作的规模和深度，可以说前所未有。据统计，5月12日至19日，地方电视台共为中央电视台提供直播信号49场、电话连线108次，送播新闻280条[4]。

（3）媒体联盟与合作的规模与力度前所未有。中央电台与全国140家广播电台组建的“全国奥运广播联盟”， 是中国广播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盟；搜狐网与湖南《潇湘晨报》、陕西《华商报》、深圳《晶报》等16家区域主流媒体联合组建的“奥运媒体联盟”，更是一次成功的跨媒体、跨地区的合作与共享。

（4）多渠道的立体传播平台趋于成熟。奥运期间中央电视台以电视频道资源为基础，以央视网为平台，将网络、电视、手机等多种媒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奥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转播平台。

3、冲破壁垒，大传媒格局初步形成

在媒体新闻报道机制发生变革的同时，传媒生态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首先，各种类型媒体的定位和发展走向获得新的构建：在众多大规模的现场直播中，电视新闻的价值得到回归和强化，电视媒体再一次证明了它暂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北京奥运会中首次取得了作为独立转播机构的地位；网络媒体在3•14事件、抗议“藏独”分裂势力干扰破坏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等事件中显示出的巨大舆论力量，则标志着网络媒体正式蜕去边缘的身份标记，跻身主流媒体方阵。

其次，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关系不再被放置在取代、对立的框架予以审视，它们之间的融合、互补成为最主要的议题。媒体间联盟与融合的加速趋势日趋明显，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无论是在新闻资源配置，还是在报道机制和方式方面，都已经实现了有机的整合与融合。“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之别”、“党报与非党报之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别”等长期以来存在的业务壁垒[5]，在众多重大新闻事件，尤其是奥运报道和汶川地震的冲击下，开始走向消解，一个以“竞合、整合、融合”为标志的多元化大传媒格局初步形成。

二、探因：多元格局下理念与体制的变革

上述系列的变革与突破，恰好发生在年初雪灾以及3•14危机事件处理显露种种不足和问题之后，又适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不久。这是对先前教训深刻反思后的一种更正，还是条例实施作用使然？事实上，2008年的传媒变局并非朝夕之功。如果将在这一年实现的种种突破与进步，放到中国总体历史转型与变革的大背景下去审视，便可清晰地看到一条隐藏于背后的线索：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变革的进程与进步。2008年传媒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正是诸多社会进步合而促成的结果，也是我国社会发展与变革长期积淀的一次节点突破。

首先，从政府角度看，是执政理念和新闻管制思维变化的结果。

进入21世纪以来，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以及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科学发展逐渐上升为我国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在此基础上，建设透明政府和善治政府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对自身社会职能和执政方式的认知获得新的飞跃，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调整。

从广东、云南等多个省市政府明确表示欢迎媒体监督，到政务公开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以及《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再到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提出的关于舆论引导新格局的论说，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政府执政理念和新闻管制思维的一种变化：在历经了多年的磨合、碰撞之后，政府不再简单地将媒体视为自己的政治宣传工具。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以一种更加成熟和开放态度去看待媒体，日益突破封闭的新闻管制思维。过去那种将媒体视为异已约束力量的观点正在逐渐消解，媒体的社会使命被重新解读为实施善政、促进社会变革的有力助推器。在理念转变的同时，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工作也在逐步地推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务公开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较大发展。2007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已正式实施。目前，中央政府各部委和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都建立起了新闻发言人和定期新闻发布制度。这些都为2008年实现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思想和制度基础。

其次，从媒体角度看，是传媒生态环境多元化和媒体自主性增强的结果。

随着传媒商业化、产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媒体的数量和种类迅猛增加，而都市类媒体和各类专业媒体的迅速崛起，更冲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党报一统天下的传媒格局，形成了多种类媒体共生共存的多元化格局。处于市场生存压力下的媒体，为了争夺读者和广告收入，无不重视采集和发布“独家新闻”、“独家视点”，使新闻来源和报道框架日益多元。在日趋白热的市场竞争和日渐多元的话语环境中，媒体自主和自治的意识逐渐觉醒，它们不再将自己视为国家宣传工具的附庸，开展舆论监督和追求话语自主权成为一种自觉。在传统媒体日渐多元的同时，互联网、手机、博客等新型传播渠道不断涌现。这些新媒体开放、平等、互动以及低成本的特性，使信息的出口越来越多，获取成本也越来越低，不仅引发了新闻生产方式和传媒业自身格局调整，而且带来了整个信息和舆论传播生态的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渠道和媒介生态的多元化。在这种多元的媒体格局下，采取简单而粗暴的封锁手法对信息进行控制已经越来越困难，过往由政府主宰的信息及舆论控制模式必然受到挑战。

最后，从社会角度看，是社会性力量生长、成熟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成长进步，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全能政府开始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